鹿特丹出版的一部杂志刚寄到我手中，封底的广告说今年夏天将在法国某地举办一个研究新欧洲的学术会议。一个新欧洲据说正在形成中。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二次大战后出现的新欧洲，确实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奇特的新欧洲。法国《费加罗报》说，这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欧洲”；美国《纽约时报》说，这是“在东西方十字路口犹豫不决徘徊着的”欧洲；英国《欧洲人报》说，这是“左派和右派都分裂的”欧洲；南斯拉夫《今日周刊》说，这是一个“通往西方的道路荆棘丛生”的欧洲，而匈牙利《人民自由报》说，这是一个“一切都靠不住的”欧洲。两年前，当东欧倏忽之间瓦解了的时候，传来了那里流行的“箴言”：“隧道的尽头是光明”；一年前，当苏联倏忽之间瓦解了的时候，连古老保守的路透社也从莫斯科发出一条电讯，不得不惊讶地说克里姆林宫“引发了一场埋葬了自己的大雪崩。”不久以前，从那支离破碎的地方又传来了新的“箴言”：“光明的尽头是隧道吗？”谁也吃不准。因此，谁也说不准。然而，两年，三年，另一个新欧洲在孕育中；正如在二次大战后，两年，三年，一个新欧洲也在孕育以至长成一样。不论怎么讲，现在的新欧洲完全不同于美国共产党人威廉・福斯特战后所见到所描述的新欧洲。一个新欧洲瓦解了，消失了，然后另一个新欧洲生长了，出现了。是祸是福，是战争是和平，人们全然不知道。人们只知道变了，这是现实，甚至变得不可捉摸的现实。当福斯特一九四七年从美洲踏上欧洲大陆时，他曾预言满目疮痍的欧洲“再生”了一一那个时代进步人群所熟知的杂志《新群众》甚至欢呼：“民主的光辉已伴随着新欧洲的太阳上升而得到再生了”，这是它为福斯特当时的游记体政论小册子《新欧洲》出版面作的断言――这断言，连同福斯特的描述，感染了我，使我一口气译完这部《新欧洲》，并且在译者前记中宣称：“作者在那里亲身体验了那种上升的气氛――他在本书中努力要把这种气氛传达给读者。”
《新欧洲》是一九四七年六月间在纽约出版的，出版后不久，我得到一册，同时得到的一部爱伦堡写的欧游散记。福斯特写了西欧和东欧，而爱伦堡则只写了阵痛中的东欧。我读了福斯特，也读了爱伦堡。一个是理智的分析，一个是感情的描述。我为自己在战后匆匆写成的小册子《战后新世界》感到汗颜，原因是我没有实感；因此我发誓要译出这两部有具体实感的小书，来弥补我的过失。不过那时的政治气候越变越坏，我不得不离家出走，躲在常州的音乐学府里“避难”――我非常幸福地在终日不断的琴声中译完头一部：福斯特的《新欧洲》，年底就由生活书店在香港印出。后来我又从“避难”的音乐学府中回到人间，沉重的工作连同沉重的空气压迫着我，使我不得不放弃了翻译爱伦堡那部散记的意愿；不过，如今读者完全可以在爱伦堡晚年所写的自传体五卷本散文《人・岁月・生活》最后一卷中，看到那时在孕育中的新欧洲(西欧和东欧)一些动人的图景。
无论是福斯特还是爱伦堡，都描绘过残酷的战争破坏。欧洲虽然没有爆过原子弹或氢弹，但欧洲(无论是西欧还是东欧)却经受到人类从未经受过的那样惨绝人寰的二次大战。年青的一代无法想象战祸的情景。年老的一代由于年深日久，也许记忆也模糊起来了。战后四十年(一九七九)我重游欧陆时，我发觉完全不像五十年代，那时我在欧洲遇到的人和空气都似乎消失了。福斯特在那部小册子中说，最可怕的破坏是在华沙看到的。华沙昔日的犹太人区――或者可以说是犹太人的“隔离区”――“简直不曾见过两块砖头是黏在一起的”，几百英亩的地面上全是碎砖头。得知那是一九四七年看到的情景，其时战争虽已结束两年有余了。犹太人的“隔离区”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ghetto”尽人皆知，华沙犹太人原居的ghetto被杀害的达三十五万人！(整个欧洲约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消灭了。这是福斯特访欧时的估计数字。福斯特说，在这些斩尽杀绝的隔离区中，“现在完全荒凉，简直没有人烟，人家都把它称做‘沙漠’，它确实也是荒凉的沙漠。”没有牲口。没有种籽。没有汽车。没有机器。没有火车头。没有桥梁。没有粮食。没有一切生活用品。(五十年代初我在哥本哈根遇见《秋天里的春天》的作者尤利・巴基，他来自匈牙利，来自满目疮痍的布达佩斯，他头一句话就是：你们那里有皮鞋吗？皮鞋多少钱一双？多么使人震惊的问话！)欧洲人――无论是西欧的法、德、意，还是东欧的波、匈、保、捷――都经历过战后两个、三个或更多个严寒的冬天，都经历过难以描述的饥饿和贫困。(直到八十年代初，一个法国著名的科学家还向我津津乐道他童年如何只穿一件破旧的单衣在废墟上度过寒夜！)但是那时的人民(无论是西欧还是东欧)却是怀着希望的，因为战争终于过去了。法西斯终于被消灭了。仿佛一场恶梦已到了尽头――可那时却没有什么隧道的尽头那样的刻薄的想法。正相反，那时的想法是：黑暗已到了尽头。那时只有废墟，人们――大人和小孩天天都在清理废墟，或者从废墟中靠运气可以找寻到某些救急的废品，或者靠这沉重的劳动换取最微薄的糊口钱(直到四十年后，一个意大利教授某夜在他的别墅里还回忆他少年时如何去清理残垣断瓦！)。一切从零开始。人们满怀着希望埋头工作。福斯特在欧洲三个月的旅行，看到了这一切，他把这“上升”的气氛，把这“希望”传递给读者一一同样经历过战争的读者以及幸而没有被战火薰过的读者。
福斯特的《新欧洲》是他访问了西欧四国(英，法，意，瑞士)和东欧四国(南，保，捷，波)所得的观感。他特别记述了这个被他称为新欧洲(不意味着仅仅东欧)妇女、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新生力量。他特别着重妇女、青年和知识分子，也许因为当时给他强烈感受的就是欧洲废墟上这一股新兴的力量。他那时看到了新欧洲的妇女从席卷欧洲大陆的“三K”主义解放出来――她们走出了教堂(一个K，德文Kinche)，走出了厨房(又一个K，即Kuch)，摆脱了孩子(第三个K，即Kinrer)的束缚，她们的物质生活是贫困的，但她们的精神生活是丰饶的。许许多多妇女参与了社会活动，作者在书中热情地赞扬了妇女活动的先行者，例如西班牙的“热情之花”依巴露丽和罗马尼亚的政治家安娜・鲍克――可惜后一个才华出众的妇女活动家，在《新欧洲》出版后不久就被政治漩涡所吞没了，她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从此消失了。此是后话，福斯特写书时连想也没有想到的。他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恐怕他那时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社会性的悲剧或者社会悲剧。他突出描绘了南斯拉夫的青年人，青年人以自己的双手筑成一条长达五十九哩的铁路，让煤炭从矿区顺利地运到缺热缺电的城市去。真有点像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所描写的青年突击队的情景。福斯特写道：
从贝尔格莱德到苏菲亚的路上，我看见很多很多青年男女，唱着爱国的歌曲，还有军乐队，旗帜飘扬；他们正在上车，要去参加建筑那著名的青年铁路。
福斯特当然没有，也不可能预想到出书后四十年，这种建设的热情被民族之间的冲突和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以及种种权力欲望的争夺所吞没了。从废墟上诞生的，又瓦解为四分五裂的土地。这都是后话，但这是现实。没有预见，不是作者的过错。在当年欧洲的人民运动中，作者体会到知识分子的力量。他在书中提出了两个新论点。其一是说，“欧洲的思想家和文化工作者当中，有决定性的一部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减少了。”这是一九四七年的情景。这可以说是战后一九四七年包括西欧在内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信仰危机！”经历了四十年沧桑，也许某些“信仰危机”遏止了，另一些“信仰危机”又生成了。例如在东欧，“信仰危机”遍及一切思想。还是看看匈牙利的《人民自由报》一篇署名为玛丽奥所写的文章吧，它写道：
我们曾希望制度改变会出现“全民团结”，我们曾希望能在更文明的社会生活中生活和工作。然而在高兴几个月之后我们失望了。随着制度的改变我们的基本感受是什么都靠不住。劳动者受到种种约制，连个人生存都受到威胁。(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多古怪的“信仰危机”！――什么都靠不住了。“现在和未来都变得靠不住。国家崩溃了，在这个废墟上很容易滋长民族主义。我们很容易从‘最快乐的工棚’变成西欧的‘佣人房’。……过去也变得不可靠。在过去年代不是罪恶的东西现在却认为是罪恶，过去认为是罪恶的东西现在却认为是功绩。根据现在的标准，如果过去一个干部无条件地完成交给他的任务，今天就算是罪恶”，这已经超出了“信仰危机”的范围，但这是现实！让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去探讨发生这种“什么也靠不住”的现象的成因吧――福斯特四十年前在《新欧洲》看到的可不是这些。他看到知识分子――用政治术语来陈述――往“左”边“倾斜”，他看到战后欧洲知识界的左倾。从这里出发，导致福斯特的另一个“新”论点。他说，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总以为知识分子跟资本主义是“结了婚”的配偶，所以历来总认为知识分子会永远维护这个制度，可是他在四十年前看到的不是这样。他描述那个新欧洲的知识分子“觉醒”了。书中记下的一句话引发人们感慨万千：四十年前福斯特预言“一向被称为敌对力量‘斗鸡场’的巴尔干各国”出现了“曙光”，他说：“一个新的安静和平的日子已经露出曙光来了。”他的预言仿佛实现了――然而到头来又成了一场梦。“安静和平的日子”有过的，但如今似乎又一去不复返了，更看不到什么曙光――福斯特那时其实没有见过他所预言的“安静和平的日子”，而我却感受过。在福斯特《新欧洲》出书后十年，我曾经在保加利亚首都近郊维多莎山顶上享受过“安静和平的日子”：一个老学者(他当过季米特洛夫的秘书)和一个年青的女演员(那一年她开始步入演剧界)，坐在我身旁，遥望首都万家灯火，谈论着过去和未来，多么宁静和平的夜晚呀――也许藏在那安静和平下面的竟是纷乱和冲突。历史老人从来都不走直路，我如今太了解他了！
《新欧洲》原版和中译都是一九四七年印行的，译本编入生活书店的《新世纪丛刊》。这套丛刊是在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陆续发行的。按照《新欧洲》这部书后附的广告看，《新世纪丛书》总共出了六种。
头一种是吴清友译的《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之变化》――著名的经济学家瓦尔加战后第一部著作。瓦尔加曾经红极一时，参加过第一次战后匈牙利只存在了一百三十三天的苏维埃政权，革命失败后逃到苏联，任科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以每年每季预测资本主义世界会或不会发生经济恐慌而著称于世(他的预测几乎没有实现)。这部书一出版就遭到批判，说它离经叛道，书中预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将会有稳定的发展――而不是他年年预告的经济大恐慌。可惜这学者经历了大半生才终于接近真理，但书被停版，后来连研究所也关了门――可是瓦尔加奇迹般地逃过了大清洗的命运，病殁于一九六二年。最早同瓦尔加畅谈的中国人，可能是胡愈之，胡一九三一年靠世界语朋友的关系访问了莫斯科，并且靠接待他的流亡在苏联的匈牙利社会活动家(也是世界语朋友)介绍，同瓦尔加畅谈过。这一段史实只留下了胡愈之的片断回忆(在他的《莫斯科印象记》中)，他写道：
他的著作我读了已久。这样一个世界的大经济学者，骤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倒有些张惶失措。谁知一见面以后，却完全出于我的意想以外。原来这一位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理论家，只是一个矮小谦卑的人，全然没有学者和大学教授的架子。如果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一定会猜想他是一个小商人。他大约有五十余岁，精神比少年人更健旺。发音尖劲洪亮，恰像他所写的文字。
编入《新世纪丛刊》的另外几种是：王任叔著的《印尼社会发展概观》，费孝通译的Hall著《工党一年》，陈原译的《战后美国经济分析》，和乔冠华(署乔木)译的《美国大恐慌》。生活书店有广告介绍这套《丛刊》称：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和中国都展开了新的形势。我们特编行这一套丛刊，兼收翻译与著作，不但提供最新鲜的材料，为了解现实所必需，而且包含着科学的分析，足以有助于展望将来。
《新欧洲》出版时，美国《新群众》杂志在一篇评介中留下了发人深省的几句话，它说作者在书中“绘出了新欧洲(自然是战后初期的新欧洲――引用者)真实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可以看见欧洲目前在受着苦难的人民如何珍重自己的独立，如何决心为争取更大的幸福和更大的自由而斗争。”它接着预言美国民主的梦“在政治阴霾中渐渐的暗下去了”，而民主的光辉却已伴随新欧洲的太阳升起而再生了。这表达了那时美国人民――而不是美国政府――对孕育中的新欧洲的善良愿望。这预言实现了还是没有实现，或者在将来会不会实现，这是当今要思索的难题――一或者还需要出现一部更新的《新欧洲》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