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初我国某些学人提倡汉字拉丁化和白话文运动以来，直到今天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一直在我国文化教育界占有统治地位，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从学术角度分析，支撑这一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是那个时代从西方引进的语言文字理论。
当时西方语言文字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索绪尔。索绪尔认为“文字表现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1}我国大多数语言学家不仅接受了他的理论，而且也提出“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达‘义’的”{2}，“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3}等主张。如下图：
根据“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理论，中国汉字被看成是落后的文字，是应改革的，应改成拼音文字，“要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4}。
根据“文字表现语言”的理论，中国历史上言、文不一致，长期使用文言文的现象被认为是不正常的{5}，文言文应该被废除，中国人只有使用白话文才符合语言文字理论。
在这种语言文字理论的指导下，汉字险些被改革了，由于废止了文言文的使用，只重视白话文的教学，中国人几乎丧失了文言文的读写能力，我国前人所创造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并面临有可能失传的危险，甚至老专家发出了“博士生的写作水平堪忧”的感叹。随着中国人中文读写能力的下降，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也成了问题。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方面，在这种语言文字理论的指导下，按照“语文一体”“文从语”的原则编写的教材使汉语汉字成了外国人感到最难学的语言文字。
一个世纪过去了，使用汉字的日本成了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强国，甚至连汉字都没有简化的台湾省在经济上也成了亚洲四小龙，人们对“汉字的落后性”产生了怀疑。由于有了电脑，书写汉字不仅容易了，而且比拼音文字更快捷、更醒目，于是人们看到了“汉字的科学性”。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语言和文字的本质区别在不知不觉中显现出来，由于有了电话和录音机，人们发现语言同文字一样也可以“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了，人们认识到只有录音机才可以把语言记录下来，把听到的话写下来不是把语言记录下来，而是在大脑的支配下通过眼和手把听觉信息转化成了视觉信息，文字是一种传递视觉信息的手段，于是有人否定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这一提法。汉字拉丁化改革夭折后，中国人从这一失败的教训中发现汉族多语一文，讲多种方言，但使用统一的文字，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汉字是必然的选择，十三亿中国人离不开汉字。按照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方言和语言一样是不能人为消灭的，只能自然消亡，一个民族的共同语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的，因此，中国汉族方言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应该保护的，也就是说，提倡人们说普通话与保护方言是不矛盾的，讲方言的人应该学说普通话，但会普通话的人也应该学说方言，这跟全球的人都学英语，英美人也要学外语是一个道理。汉语拼音本来就是西方传教士为了学汉语的听说能力而创制的，某些主张汉字改革的人只是一种继承或仿造，并非他们的发明，用汉语拼音来教汉语是可以的，但企图用它来代替汉字是不行的。在使用多种方言的中国，非拼音的汉字作为必要的书面交际工具，作为记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永远不会被中国人抛弃的，所要抛弃的是错误的语言文字理论，因为中国多语一文的状况和长期言、文不一致的历史事实与“文字表现语言”的理论是相矛盾的。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人们在研究中文阅读时发现“阅读中文时语义的激活主要是由字形而非语音决定的”，“语音在语义的通达中不是必需的”，“语音转录不是一个必经的阶段”，{6}从而用实验证明了文字的本质是字形，而不是字音。人们还发现“不会说话的婴幼儿也可以识字”{7}，从而用事实否定了“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说法。其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就对索绪尔的语言文字理论质疑并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对索绪尔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的“语言中心论”以及索绪尔关于语言和文字之间关系的理论进行了批驳并提出了“文字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主张{8}，而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文字学”对德里达的这一正确主张是最有力的证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语言文字在中国的实践证明索绪尔的语言文字理论并不是真理，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文字的本质是字形，有形的文字不可能表现无形的语言。文字可以读出来并不是文字的本质，因为字音是来自语言的，是不固定的，字音只是文字和语言之间联系的中介，通过字音的中介，语言和文字可以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语言和文字之间的联系虽然密切，但文字不是从属于语言的，是不受语言支配的，语言以“音”示“义”，文字以“形”示“义”，语言是听懂的，文字是看懂的，语言和文字是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语言是听觉的，文字是视觉的；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交际方式，语言是口头的，文字是书面的；语言和文字是人的两种不同能力，语言是听说能力，文字是读写能力。{9}如下图：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某些学者
在质疑索绪尔的语言文字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但这种正常的、负责任的科学研究态度和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却被我国国内某些把索绪尔的理论视为“公理”的学者说成是“伪科学”。{10}在提倡“科学、创新”的时代，我国语言文字学界还出现这种现象是令人震惊的，这与其他领域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今天中国经济正在崛起，经济上的迅速发展是需要文化支撑的，一个经济强国是不可能没有精神家园的，要想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尤其是要让我们的年轻一代找回作为中国人的自信，具有能从我国先人所创造的厚重的、经过几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明中获取智慧的能力，就必须重视文化教育，就必须改变目前中文教学的现状，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在错误的语言文字理论基础上所形成的中文教学理念。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由于我们对过去的政治经济路线进行了反思，承认了失误，认清了计划经济的弊端，短短时间中国就走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文化教育领域，我们一直没有进行过这样深刻的反思，没有敢于否定自己的勇气。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地位在国际上的提升，汉语汉字正在走向世界，今天到了我们教育工作者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难道在许多国家建立的孔子学院我们就只教白话文吗？难道就不让外国人学习孔子的儒家经典吗？难道就不让外国人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吗？难道就总让外国人视汉语和汉字为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字吗？面对世界范围内突然出现的“汉语热”和“中文热”，从根本上转变我们的中文教学理念已是刻不容缓了。本人认为，中文教学有三个最基本的理念应该转变。
一、中文不是汉语，而是汉字
何为“中文”？这是进行中文教学的基本概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中文是中国的语言文字，特指汉族的语言文字”，按照这种解释，“中文”就是汉语汉字。
这一提法是错误的。它没有区分“语言”和“文字”，是把“语言”和“文字”看作是一体的，“语”和“文”是不分的，没有把“汉语”和“汉字”看成是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听觉的和视觉的），两种不同的交际方式（口头的和书面的），两种不同的交际能力（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
文字不从属于语言，书面交际不从属于口头交际，文字能力不从属于语言能力，语言和文字不是一个决定另一个的关系，“语言”和“文字”、“口头交际”和“书面交际”、“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都是相对独立的。人有语言听说能力，可以没有文字读写能力，如学前儿童和文盲；人有文字读写能力，可以没有语言听说能力，如哑巴和哑巴英语等。
汉语不是普通话，汉语是包括普通话在内的多种方言的总称，中文不从属于汉语，中文和汉语是相对独立的，中文不是汉语，而是汉字，是汉字读写能力。语言和文字教学是教语言听说能力和文字读写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区分“语言”和“文字”，必须区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如果不区分的话，就不清楚我们“教什么”和“怎么教”，是教“语言能力”呢，还是教“文字能力”？是使用相同的教学法呢，还是不同的教学法？这一点对汉语和汉字教学尤为重要。
拿中国学生来说，汉语是学生的母语，汉语是自然习得的，学生不学“汉语”只学“中文”，所以我们只进行汉字读写能力的教学，不进行汉语听说能力的教学，是只教“文”不教“语”，因此，叫“语文教学”是不对的，讲语法是多余的，应改叫“中文教学”或“华文教学”。
拿外国学生来说，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有人只学“语”不学
“文”，有人只学“文”不学“语”，如洋文盲，有人既学“语”又学“文”，有人“语”难“文”易，如日本人，有人“文”难“语”易，如非汉字文化圈的人。因此，不区分“语”和“文”、“语文一体”的教材，口说的内容用汉字来书写，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读出字音难，外国人使用这样的教材，汉字必然会成为他们学习汉语普通话听说能力的绊脚石。在文字教学方面，“语文一体”的结果导致“文从语”，由于语言和文字是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符号系统，语言单位和文字单位是不同的，“文从语”的结果，汉字读写能力的教学不可能按照汉字系统本身的单位和字形结构的特点进行有规律的教学，从而使汉字成了他们获得读写能力的拦路虎，使外国人觉得汉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如果“语文分开”，在“语”的教学中借助西方人创造的拼音符号，外国人也会迅速地获得普通话的听说能力。在他们获得普通话的听说能力后再识字，具有了听说能力，他们发出“字音”就不难了，然后借助“字音”的“中介”使“字形”和语义建立联系，理解“字义”，外国学生也会很容易地获得阅读白话文的能力。“语文分开”后按照汉字系统本身的单位和字形结构的特点进行有规律的教学，外国人就不会觉得汉字难学了，反而会被汉字字形的独特魅力所吸引。另外，“语文分开”使“文”的教学能具有针对性，可以让日本人充分发挥出他们已具有的汉字读写能力的优势。{11}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符号系统，人获得语言听说能力和文字读写能力的方式是不同的，因此，“语”“文”不分，既不利于“语”的教学，也不利于“文”的教学，“语”“文”分开，既利于“语”的教学，又利于“文”的教学。
二、中文不仅指白话文，还包括文言文
根据“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的理论，必然认为书写的“文字”读出来应该和口说的“语言”一致。那么，中文只指白话文，不包括文言文，因为白话文读出来和口说的语言比较接近，而文言文读出来和普通话是不一致的，中国古代长期言、文不一致的现象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另外，根据“文字表现语言”的理论，文言文被说成是“古代汉语”{12}，文言文是不该使用的。
人类创造文字是为了创造一种视觉符号，创造一种用视觉符号来表达思想的方式。把说的话写成文字和把文字读出来是由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转化成另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语言是自然产生的，文字是人为创造的，语言和文字是相对独立的，发展是不同步的，就连索绪尔自己也发现“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却有停滞不前的倾向”{13}，因此，言、文不一致是正常现象。在没有电话、录音机的时代，只有文字可“传于异地，留于异时”，文字就成了记录前人思想的重要载体。文字的本质是字形，字音是文字和语言之间联系的中介，通过字音的中介，字形可与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建立联系。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区别在于汉字字形在汉语语音变化后可以长期保持不变，可以被不同时期的人学习和使用，使汉字具有了独特的沟通古今的功能。
文言文不是古代汉语，古代汉语早就消亡了，而文言文没有消亡，流传了下来。文言文和白话文是我国前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用汉字创造的两种不同的文体，文言文和先秦古文的形式一样，白话文读出来与口说的语言比较接近，两种文体都是用汉字写成的，只是在“字”的使用上不尽相同。我国历史上语言不断变化，但人们一直是使用两种文体进行书面交际。也就是说，中文不仅指白话文，还包括文言文。文言文精练高雅，可沟通古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白话文通俗易懂，可服务于当代社会，各有所长，因此，两种文体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学过文言文的人写白话文，文章写得一定会“俗”中带“雅”，一个人不学文言文，只学识字和写字，他写的文章一定是只“俗”不“雅”。正如巴金先生所说，这种人虽然识字，但还是“文盲”，只不过不是文字盲，但还是“文化盲”，因为他们不了解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文化底蕴。{14}因此，中文教学应该是教这两种文体的读写能力。
我国前人深知文字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性，崇尚学习《诗经》《楚辞》《论语》等先秦典籍，由于前人重视文言文和研究文字学，才使得我国大量的古代典籍传承了下来，才使得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中断。由于前人把文言文作为正式的文体，才产生了大量以文言文为载体的文学遗产和历史文献，才孕育出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和文学巨匠。中国没有古文就没有儒家思想，没有文言文，传统文化就传承不下来，中国古代文明史基本上是用文言文书写的历史，否定文言文的历史地位就等于否定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文言文不仅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和使用，而且将来也不应被废弃，因为废弃文言文，就等于把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废弃了，就等于把民族的传统文化丢掉了。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民族的根是万万不能丢的。我们过去忽视文言文的教学，废除文言文的使用是错误的，因为任何创新都只能是在对传统的继承和批判中进行的，今天首要的问题是要找回我们的传统文化，而要找回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绕不开文言文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研究的不是教不教文言文的问题，而是“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
三、中文不是“词本位”，而是“字本位”
文字是人为创造的，所谓创造文字其实就是创造文字的基本单位，任何文字的基本单位在文章中都是通过文字单位的形体和“间隔”来确定的。文言文和白话文同属于一个文字系统，中文的两种文体都是用一个个汉字写成的，文字单位是一样的，都是以“字”为基本单位。认知心理学在研究中文阅读时也发现中国人大脑中是有“心理字典”的{15}。
我国前人先用汉字创造了文言文这种文体。后来社会发展了，语言变化了，前人就用文言文中的汉字创造出读出来接近口头语言的一种新文体，即白话文，如唐代的“变文”“语录”等，到了明清就发展成了白话体的章回小说。文言文产生在先，白话文产生在后，文言文体仿照先秦的古文，文体比较固定，而白话文体是不断变化的，尤其在词汇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新概念大量涌现，白话文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双字词和多字词。白话文中的“字”是有限的，但所构成的“词”是无限的。资料显示文言文的常用字95%以上也是白话文的常用字，白话文的汉字在字形上并没有变化，只是在“字”的使用上或者说在汉字的形义系统上进行了调整，如“太阳”“阳光”“夕阳”等。也就是说，“词”和“字”是有联系的，白话文中的双字词和多字词是用文言文中的“字”造出来的，没有文言文的“字”就没有白话文的“词”，因此，中文不是“词本位”，而是“字本位”。也就是说，中文是以“字”为基本单位的视觉符号系统{16}，中文教学不论教文言文，还是教白话文，都是教“汉字”的读写能力，因此，都要贯彻“字本位”的原则。
为什么有人认为中文是“词本位”呢？
根据“文字表现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理论，文字不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从属于语言的，是源于语言的。根据这种理论，文言文是古代汉语，古代汉语消亡了，文言文也就死了，中文只指白话文，而且是现代白话文，因为只有现代白话文读出来和现代汉语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白话文不是源于文言文，而是源于现代汉语，由于人们认为现代汉语的基本单位是“词”，所以白话文的基本单位也是“词”，因而不承认白话文中的词是由“字”造出来的，不承认“字”是白话文的基本单位。
上述理论是错误的。因为有形的文字是不可能表现无形的语言的，只有录音机可以把语言记录下来，文字不是录音机，是不能记录语言的，文字是另一种表达思想的视觉符号。语言和文字不是“源”和“流”的关系，因为“源”和“流”是指同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如人类起源于猿猴，是因为人和猿猴是同质的，非同质的事物之间不存在“源”和“流”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关系。比如“热能”和“电能”就不是“源”和“流”的关系，不能说“电能源于热能”，而应该说“热能转化成电能”。语言是听觉的，文字是视觉的，语言和文字是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视觉的文字不可能源于听觉的语言，把说的话写下来和把写的东西读出来，是语言和文字通过人的感知器官进行相互转化的现象。语言有语言单位，文字有文字单位，两种符号系统的单位是不同质的，一种符号系统的单位不可能是源于另一种符号系统的单位，而只能是一种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关系。如白话文中的有些词是先在语言中产生的，是人们用发音相同的汉字造出来后才转化成了文字，如“胡同”“沙发”等；有些语言中的“词”是先出现在白话文中，是人们读出来后才转化成了语言的成分，如汉语中本来没有“电视”这个“词”，是专业人士使用中文中已有的“电”和“视”这两个字造出来后人们读出来才进入了口说的语言。因此，“文字是源于语言的”理论是错误的，文字是在语言的作用下由人创造出来的，或者说是由语言转化来的。而中文两种文体文言文和白话文却是“源”和“流”的关系，因为二者都是用汉字写的，是同质的，白话文中的“词”也是由“字”造出来的，而造词的“字”是源于文言文的，所以中文是“字本位”的。因为白话和文言同属于一个汉字系统，所以两种文体既是有区别的，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分开的，是相互融合的，当年梁启超所创造的“新文体”就是以文言为主，加有不少白话成分，就是现代白话文中也保留着大量的文言成分。
赵元任先生晚年提到“在说英语的人谈到word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17}赵先生把“字”看作是汉语的基本单位,这可以说是对自己过去学术思想的否定，他这种敢于否定自己的治学态度是令人敬佩的，但由于他没有把文字和语言看成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没有区分“语言”和“文字”，所以他把中文的“字”当成汉语基本单位的看法还是不对的。
中文教学应该教两种文体的汉字读写能力。因为“文言”和“白话”是“源”和“流”的关系，文言和白话同属于一个汉字系统，中文是“字本位”，常用字是通用的，所以中文教学的顺序应该是先“文言”后“白话”。因为汉语的听说能力是自然习得的，白话文读出来和口说的语言比较接近，而文言文读出来和语言不一致，因此，文言文的读写能力需要专门学习，学会文言文，学会常用字，把口说的话转化成白话文是很容易的，是不用专门学习的。因此，先学文言文可一举两得，既可学会读写文言文，又可学会读写白话文，而且白话文写得必然很精练，会“俗”中带“雅”。这是有大量证据的。从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我们知道鲁迅幼年只学文言，不学白话，《西游记》《红楼梦》等大量白话小说不是老师教的，是他自学的，所以他年轻时就具有了两种文体的读写能力，使他不仅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还成了现代白话文的写作大师。
目前中文教学的问题是“语”“文”不分，认为白话文源于现代汉语，教白话文就是教现代汉语，把文言文视为古代汉语，不认为文言和白话是“源”和“流”的关系，采取的是重“白话”轻“文言”，先“白话”后“文言”，是“词本位”而非“字本位”的做法。
陆定一先生生前看到了我们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他曾指出：“教育学主张学生要‘四会’，识一个字，要会读、会写、会讲、会用。所以每课的字越少越好。《三字经》《千字文》一上来就讲大道理，教科书却是‘大狗跳，小狗叫，叫一叫，跳一跳’，根本不讲做人的道理，这种‘教育学’，我非常反感。”{18}陆定一先生肯定了我国前人“语”“文”分开，先“文言”后“白话”以及在识字教学中坚持“字本位”的传统做法。
综上所述，汉语是包括普通话在内的多种方言的总称，中文不是汉语，而是汉字；中文不仅指白话文，还包括文言文；中文不是“词本位”，而是“字本位”。因此，进行汉语和中文教学是教两种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是教口头和书面两种不同的交际能力，是教汉语普通话的听说能力和中文两种文体的“汉字”读写能力。
对中国学生来说，是不教汉语，只教中文。中文教学应贯彻“字本位”的原则，应按照先“文言”后“白话”的顺序教两种文体的读写能力。
对外国学生来说，要“语”“文”分开，既教汉语，又教中文。教汉语普通话听说能力应借助拼音符号；教中文读写能力可以教白话文，也可以教文言文，但不论教哪种文体都要贯彻“字本位”的原则。
注释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2}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3}吕叔湘《谈语言和文字》
{4}吴玉章《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
{5}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6}彭聃龄《汉语认知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7}徐德江、冬雪《婴幼儿科学汉字教育》
{8}（法）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9}张朋朋《“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汉字文化》2005年第2期
{10}《语言文字学辨伪集》，工人日报出版社
{11}张朋朋《口语速成》《集中识字》《常用汉字部首》，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
{12}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1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14}巴金《随想录》，三联书店，1997
{15}彭聃龄《汉语认知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16}张朋朋《谈“字本位”的内涵》，《汉字文化》2005年第4期
{17}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8}《陆定一同志给刘静和同志的信》，《汉字文化》1990年第2期
（通讯地址：100083
北京语言大学23楼6门140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