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戏仿经典的大话文本中，《Q版语文》（林长治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Q版》）无疑是最“明目张胆”的，它肆无忌惮地“改编”了中小学语文课本里的经典文本，称得上是一场戏仿的饕餮盛宴。自1903年语文课程独立设科以来，语文教材还是头一次如此令人瞠目地被冒犯，在持续了三个月的热销后它在口诛笔伐声中被叫停。
从媒体言辞激烈的批评看，其罪名似乎很明确，即“颠覆经典、糟踏文化”。这确实点到了它的“死穴”。但遗憾的是，多数批评仅仅停留在对其怪诞情节的抨击或谩骂上，较少深入文本内部进行细读，因此一些重要问题至今还悬而未决，如：它对经典的颠覆究竟是怎样实现的？戏仿经典的文本屡见不鲜，如《巨人传》是圣经作品的戏仿，《堂吉诃德》是对骑士文学的戏仿，《故事新编》是对《尚书》、《道德经》、《庄子》等的戏仿，《大话西游》是对《西游记》的戏仿，为什么它们可以被容纳甚至重新被确认为经典，而《Q版》却遭到如此顽强的抵抗和打击？本文试从《Q版》的戏仿特点、修辞策略、文化功能等层面对其进行解读。
一、《Q版》：戏仿的盛宴
戏仿就是戏谑性、讽刺性地仿拟他者语言，是“仿拟”和“互文性”的一种特殊形态。“包含了不甚恭维，不太严肃的成分，有开玩笑、戏谑、逗哏、调侃的性质。”①这就导致了作者语言和原文语言的冲突，形成了不同腔调、双声语和复调。戏仿往往和学校教育有关，戏仿文学“几乎总是从经典文本或是教科书里的素材下手”，②《Q版》的戏仿对象涵盖了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包括31篇鲁迅、朱自清等名家脍炙人口的课文，也包括习题、广告、小品、周星驰电影、流行歌曲等。其戏仿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讽拟性的讲述体。即讲述者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时，与自我的主体性相背离，呈现扭曲的陌生化状态，出现雅俗、文白、古今等的错位。《Q版》里各种人物可以穿越时空隧道，所有角色开始反串，人物语言与原文中的身份相距甚远。如凶神恶煞的郑屠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居然发出了温软而煽情的呼吁：“提辖爷爷！你这也最恨，那也最恨，难道这世界对你来说就只有暴力和仇恨吗？对身边的人多一点儿爱，多一点儿关怀，我们的生活才会更美好呀！”类似的讽拟性讲述使得原文的严肃性与庄严性荡然无存。
第二类是转述他人话语改变意向。即把经典课文的原话转移到另外一个人口中，尽管内容依旧，但是由于语境已经被彻底改变挪移，所以其中的语调和潜台词也发生了改变。如《老爸的背影》：“前些日子我身体欠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连平时爱耍的狼牙棒都抡不起来了，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不过，自从我看了《沙僧日记》，嗨！啥毛病都没有了，吃什么拉什么，身材保持得贼好！现在整个小区的煤气罐都是我扛呢！”。原文语境已完全被转化，浓浓的亲情已被彻底消解。
第三类是摹拟他人话语改变意向。即模拟他人话语风格，但对其进行改造如夸大变形，剥落了本义。如《范进中举》里连续重复“(大家跟我一起念)：封建社会实在是太黑暗了了了了――”，通过戏仿课堂上语文教师的口吻，用拿腔作调的呆板的教学语言对语文教师进行了漫画式的夸大，使得其形象变得滑稽可笑。
《Q版》以戏仿的利器偷换了语言形象，击破了经典的硬壳，使之分崩离析，从而构筑了一个笑的世界。其搞笑方式无奇不有，主要体现在具体的修辞策略和语言形式中。
二、《Q版》的修辞策略
《Q版》的修辞策略和语言形式主要有：丑角式表演、脱冕、粗鄙化、物质肉体化描写等。
丑角式表演。《Q版》的作者自称为“白痴作者”，创作组叫“抽筋六人组”，“白痴”、“抽筋”都是非正常的痴呆疯癫的丑角。对原文体裁作了翻天覆地的变动，都改成了喜剧小品表演，就连《卖炭翁》也被改编成逗乐小品，由油嘴滑舌的卖炭翁与老牛的对话组成。所有的主人公都从事着“抖包袱”式的喜剧表演，戏仿后的课文处处回荡着震耳的傻笑、爆笑。
脱冕。《Q版》的社会场景是脱离了常轨的、翻了个的反面生活，是不断在加冕和脱冕的生活。这里的“冕”包括了权力、秩序、尊严、荣耀、崇高等范畴。经典作品原有的神圣的事物被从精神殿堂拉到物质的地面上，被糟踏、亵渎、降格。如《从百花园到四色书屋》，文章有一段描写先生昏厥的一幕，最惨不忍睹：平时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老师读书（其实是在唱《青藏高原》）因不能拔高调门而昏倒在了地上，面色青白，白沫横流，狼狈不已，学生们一拥而上，掐人中、扯耳朵、拧鼻子、揪腮帮子，先生被整得面目全非，脸上的穴道被摸了个遍，暗自狂喜的学生夺过象征着学校规训的戒尺大打老师脚底（这是学生在正常日子里不能实施的暴力）。学生们与其说是在千方百计地“救治”老师，不如说是兴高采烈地对其进行一次次的忤逆与羞辱，师道尊严彻底坍塌了。《Q版》采用这篇课文的漫画做封面，也暗示了全书的颠覆倾向。
粗鄙化、物质肉体化。《Q版》的人物在插科打诨时，骂人话和猥亵语言往往脱口而出，把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降格到物质肉体和身体层面，导致了“粗鄙化”倾向。贬抑话、隐讳语成为作者新宠，脏话连篇。“肉身化”的语汇俯拾皆是：“荷塘里应该有MM在洗澡吧。”（《荷塘夜色》）“都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我现在非常想女人。”（《三个和尚》）《Q版》封底是一组看图识字：“大便―方便―方便面”。从“泳衣”到“大便”，从肉体到粪便，目光逐渐向下，转向人的肉身和下部器官，整个文本世界被物质化、肉身化了。
通过以上修辞策略，《Q版》提供了一个颠倒的戏仿文本，在经典的彼岸建立起了另一个世界，“再现了”“第二种现实”。
三、《Q版》：解构的虚无
应该承认，经典经过一定的权力机构和内在的文学评判机制确立后，容易给后人造成巨大的压抑，但同时其可贵的原创性和张力结构也留下了足够的解读和再创造的对话空间，能够经得住后人包括戏仿、大话在内的各种“折腾”。戏仿具有不容质疑的合法性：一切事物都有可被摹拟的地方，亦即自己可笑的方面，一切事物无不通过死亡获得新生得以更新。戏仿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艺术观察形式，强调“颠倒看”，正反面一起看，以这种视角观察世界，可以看到许多过去看不到的东西。诙谐文化的插科打诨、嬉笑、打闹和调侃背后有着严肃深刻的意蕴，隐含着“微言大意”――精神的解放，自由的满足。戏仿的世界感受是埋葬也是播种，是解构也是建构，没有绝对的肯定也没有绝对的否定。即使是骂人话、脏话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贬低和扼杀之意，也有再生和更新之意。事实上，戏仿程度很高的作品也是可以得到历史的认可，同样可以成为经典的延续。问题的关键在于：戏仿也罢，油滑也罢，不能是单纯的否定和肯定，必须要显现出一定的深度和力度，在戏仿、贬抑中保持着褒贬融合的整体性和辩证性的特征。
戏仿文学的杰出代表是拉伯雷的《巨人传》，它具有纯粹自发的民间性和非官方性，在文艺复兴时期代表着进步的人文精神，对抗着中世纪教会的封闭、愚昧的文化统治，它使民众暂时进入了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因此具有着一种宇宙更新精神和“治外法权”的权力，形成了对话、解放思想和重新建构的文化功能。鲁迅在《故事新编》中也进行了戏仿的成功探索：《补天》借助弗洛伊德学说，把人的起源叙述成是因为女娲的性苦闷，从而解构了“女娲补天”神话的意识形态性――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天生的优/劣、富贵/贫贱、上等/下等的区别），嘲讽了道貌岸然的假道士，但同时通过描绘女娲创造的喜悦和艰辛，也歌颂了其创造精神。《奔月》在贬抑、还原了后羿射日后的尴尬和寂寞孤独的同时，也描绘了英雄射月时未泯的雄风和嫦娥离去后的乐观态度。③《理水》里大禹曾大骂“放屁”，这绝对是粗鄙化的广场式咒骂，但它具有巴赫金所说的双面“雅努斯”的性质，赞美与辱骂属于正反同体、褒贬融合，即对官员“清谈”的否定和对“中国脊梁”的治水精神的肯定；影响《Q版》极深的《大话西游》在嬉笑怒骂地解构一切的同时，仍然忠诚于爱情和责任；长篇小说《苦笑记》（晓苏著，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全部由难登大雅之堂的荤笑话（民间诙谐文化）组成，戏仿和消解了文革和新时期里的各种强权话语，但同时也指向了思想解放、民主、自由等正面价值。
然而《Q版》却不是这样。从文化属性上看，《Q版》是网络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产物。《Q版》从网络论坛里移植了戏仿的语言躯体，汇聚了大众文化的各种娱乐元素，极富当代消费文化的娱乐性、商业性、流行性，是商业炒作与资本（经济、权力和文化资本）运行和争夺的结果。和某些大话文学一样，它只具有戏仿文学的皮相，并不能传承其真正的进步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功能。我们在《Q版》里听到的多是单纯的骂，枯燥的贬抑，怪诞的笑，纯粹的调侃。那些充斥《Q版》全书的“我靠”、“我日”等粗鄙语，除了咒骂似乎并不能让我们听到什么其他东西。《老爸的背影》中父亲被彻底脱冕和被嘲讽之后，除了一笑而过的无聊我们是否还能够从中感受到浓浓的亲情？《范进中举》里范进没有中举是因为“长的太帅”，最后吃馒头中了大奖变得疯疯癫癫，原文对科举制度的讽刺和嘲弄被彻底消解，但这又能让人读出什么深意？《狼来了》的最后结语是：“可怜的放羊娃，安息吧，希望上帝能宽恕你生前说过的谎话。这个故事教育了我们，说谎不应该总重复一句谎话，否则会付出惨重代价的。”这是否是另一种强加的扭曲了的意识形态？这种建构又能够起到怎样的正功能？
真正的笑应该是“既欢乐兴奋，同时也是冷嘲热讽，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解构和颠覆不是戏仿的最终目的，创造和再生才是永恒的指向。《Q版》等大话文本的失误绝不在于戏仿经典，而在于大部分戏仿的起点和终点都停留在搞笑和戏谑，其中单纯的否定太多了，双重的形象太少了，没有形成赞美与诅咒的正反一体，禁不住推敲和咀嚼。《Q版》往往是为解构而解构，颠覆之后无所建树，以无意义的废墟代替创造的置换与承担，它既不能让我们长久地欢笑，也不能让我们静静地深思，我们得到的只是暂时的消遣与逗乐。这无疑是无深度的解构，在游戏之后只剩下无穷无尽的虚无。从这个意义上说，《Q版》并不是戏仿文学的优秀作品。它提供给我们的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闹剧，它所拥有的基本是纯否定性的调侃与诙谐，是消遣性的无所用心的诙谐，缺乏世界观性质的深度和力度――这也正是《Q版》最终被拒绝的深层原因。□
①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第16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伟译《互文性研究》第4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参见郑家健《被照亮的世界――诗学研究》第182―190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