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回忆中头昏脑胀，在现实中不断抗争；他耗费精力追求完美，他独辟蹊径引都市生活融入水墨；他曾抱怨命运对自己不公，他一直在怀疑，也一直在追问。 孩提时代，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与别人总存在隔膜，为什么纯真的友谊会被歪曲。
唐山大地震，失去亲人，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于是他拿起画笔表达希望，然而却受到严厉的批判。
大学毕业，成绩优异的他却失去留校的机会，最终被“罚配”到与绘画毫无关系的地方，他耿耿于怀，只能漫步街头，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终于重归母校，但观念不同、口无遮拦，他遭遇了天津美术学院校史上的“9·11事件”。
风风雨雨五十年，他把人生画在宣纸上。他相信，人心换人心，正义永远站在自己这边。他温和了，不再计较，他给君子道歉，然而敌人绝对还是敌人。
他曾一时气急说，“我死以后，写美术史的人，如果没把李孝萱放在重要的篇章里，我说那写书的人就是个混蛋，那也就不叫美术史也不能称其为美术史”。而他就是那个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名字叫李孝萱的人，一位用“荒诞”剖析现实的画家。
在荒诞中“漂泊”
李孝萱是以“怪”出了名的，“伊甸园系列画”中的裸体女人，《大轿车》中拥挤的汽车，《蝗阵》中骷髅似的交通指示灯……别人笔下的英雄气宇轩昂，他笔下的“七君子”却眯着眼像睡着了一般。他画画怪，做人也怪。他敢公然批评自己的领导、自己的前辈，虽然批评只关艺术，但“正常人”谁会不顾及对方的“脸面”？理所当然人们称他为“画坛怪杰”。
他却连忙摆手，千万别说“怪杰”，“怪杰”就跟神经病似的。“专注的艺术家都有怪癖，什么事情一旦专注了，别的事情就思考少了。”原来他自己也知道其实在这个社会中是有点另类的。
不过初见李孝萱，却真的有点出乎意料。不是他有多怪，而是眼前的他再正常不过了：面白须净，衬衫整洁，就像任何一位普通的台上老师一样，只是打扮精致了些。但当他一开口，我们知道，这位确定无疑是李孝萱了。
“现实中荒诞的事情太多了，已经没办法列举了。”“我们非常正经的人都有荒诞的一面，如果去关照它，深入地开掘它，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是荒诞的。”
荒诞，是很多人对李孝萱画作的评价，亦是李孝萱对人生的感悟。
1959年，李孝萱出生在天津市汉沽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那个“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时代里，幼时的李孝萱感觉到了和工人、农民阶级之间的对抗，他想和他们保持友谊，然而出身问题始终让他痛苦不已。再后来，李孝萱考上了天津美术学院，上了大学，1982年他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就在毕业前夕，他的毕业作品《唐山大地震》让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厄运。
1976年7月28日那场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也牵连了李孝萱的故乡天津汉沽，他的爷爷、奶奶、三叔、老叔在那场地震中先后离世，这让时年十几岁的李孝萱深受打击。一个孩子，在人类突然遭受那么大的暴虐，一瞬间几十万人口不复存在，他在心灵上经历了难以承受的变故。
“人们在死难面前，或者亲人在死去的那一瞬间都忘了哭是怎么回事，甚至特别执拗，整个人就被吓傻了，精神整个就被大自然压垮了。” 唐山大地震成了李孝萱最刻骨铭心的回忆。这个回忆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冲淡，但那深入骨髓的痛一辈子都挥之不去，对于他来说，“在任何时候，只要有所触及，心灵就像流血一样”。
只是幸好，有画笔可以让他发泄：在一个巨大的坑里，灾民们裸露着身体，伸出双臂或者抓住树枝呼喊求救，废墟中一个母亲托起孩子。经历过地震，李孝萱知道人在灾难面前不屈服，但内心却是痛苦的。大地震留给了他伤痕，他却想表达希望。他说，在地震之前，人们不管有多少争斗与情感上的隔阂，那一瞬间，人们的心灵是聚合的，就像鲁迅所说，人在无所希望中得救，这是人的一种永远也磨灭不了的渴望，这种渴望支撑着人的力量。
当李孝萱将这幅蕴含着亲身经历的作品上交后，画却被批判了：否认人定胜天、淫秽。他不明白，地震那一瞬间正好是深夜，最热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就不穿衣服，自己怎么就“淫秽”了呢？这甚至成为他人生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最终，成绩优异的他没能留校工作，因“政治问题”被“罚配”到了塘沽图书馆、这个与绘画毫无关系的地方。但哪怕在陌生的地方，因为“淫秽”这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冷漠与怀疑依然充斥在同事的眼中。谩骂声、不解声就像沉重的包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在那个与家乡和天津市都有着相当距离且陌生的地方，李孝萱“就好像被一个钉子挂在了墙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漫步在塘沽的街头，不能画画，便用日记记录自己的想法，才华无处施展，便只能消磨生命，最终他厌倦了这种生活。面对着自己在单位负责的二十多个巨大橱窗，李孝萱不想好好干了，“破罐子破摔”吧。
一切都因《唐山大地震》引起，时至今日，李孝萱依然不敢回忆那张画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众说纷纭，你在人群中走，只要认识你的，他就会冷眼相看，我又是一个特别敏感、特别脆弱的人，就不敢在人群里扎堆，所以每次在这种环境里就特别难受，好多回忆胀得你特别头疼。”那张画给他带来的不幸甚至一直延续到四十岁以前。
李孝萱说，自己所有的想法，一段一段地被扭曲。
他曾以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君子”转移监狱为题材画过一幅《时代火种是不会绝的》。听名字，看题材，英雄人物在生死面前表现得大义凛然，理应把他们画的高大。然而，揣手的沈钧儒，在太阳底下眯着眼要睡着了一样，李孝萱用了相反的角度。“我觉得他们首先是人，所以才有气节，一个正常的人在生死面前，不会扰乱他的生活秩序，首先他觉得得要先活着，活着要为革命做些事情，他们总还有生的愿望，这种愿望不是苟且偷生，他们是要做事的。”他想表达的也仅仅是无论多么伟大的人都要饮食起居，然而美协领导却送给他五个大字：“简直不像话！”
他不喜欢在危难面前虚伪的宣传。在他的眼里，在那样的时刻高贵的品格是会自然流露的。
他的想法总是与众不同，这就给人落了“荒诞”的印象。荒诞，意味着离经叛道，更意味着那些人与自然、与社会最深的矛盾，李孝萱说，荒诞在现实中本来就有。所以看似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画家就这样以自己的方式关照着现实。他说，艺术家一生如果没有任何追问，就不是好的艺术家。 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表现个人生命和精神承担的非常少，而在西方，绘画中对人的反省是非常强烈的。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成为李孝萱绘画生涯的导师。这个惯以生命、死亡、恋爱、恐怖和寂寞等为题材的画家，用对比强烈的线条、色块、简洁概括夸张的造型抒发内心的感受和情绪。李孝萱说，蒙克的画深刻，表现了生死。蒙克著名的《呐喊》触动了他，“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像为我画画一样，我想他画的画跟我想表达的东西一样”。这个从未谋面、也不可能谋面的“老师”启蒙了他后来的绘画风格。
李孝萱最终将现代城市题材引入了水墨画中。《蝗阵》、《寂灭的临界》、“伊甸园系列画作”……成为李孝萱关照现实的经典之作。
画《蝗阵》时，正值进口小轿车特别猖獗的时刻，马路上突然出现了很多进口汽车，这些车就像蝗虫一样在马路上穿梭着，有一个农民进城的时候已经非常恍惚了，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但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非常困难，李孝萱想用自己的画告诉社会，人们还在痛苦当中，社会应当节制。
而《寂灭的临界》里，李孝萱画了人在窗户上倒水，有一个裸体人物坐在车上。李孝萱想表现一种距离，“这个环境跟我们好像都没有关系一样，你在做坏事，你在做好事，跟我们都没有关系，人与人之间感情特别冷漠”。
这两幅画是李孝萱在1985年终于回到母校后为参加全国美展所作，李孝萱想按正常推算，自己会得大奖，甚至是一等奖。因为当时在中国水墨里面没有表现反省的画，更少有表现生命、人的苦恼、和当下人困境的作品。然而那时的他似乎只要有想法就会被别人歪曲，就会变成别人眼中的“坏人”。《寂灭的临界》被极“左”的人说成“是诅咒我们党已经到了边缘”，当时的系主任霍春阳不得不拿着佛教大辞典给那些人看，告诉他们这是佛教里的话，“寂灭就是再生”。
“伊甸园系列”更是提及李孝萱时无法绕开的画作。面对画里无数的裸体女性，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我喜欢她的乳房，那是最温情和柔软的所在，使我获得安顿的所在，每画及此，我就沉浸在感动中，就用全身心的感受抚摸它，拖住它，生怕伤害了它，亵渎它，它是美丽和博大的，容下了我最完满的生命体验，我也始终关注她那下垂的小腹，一层层重叠有序的纹路，犹如生命的旋律合奏这无尽沧桑，让我伤感和心疼。”因此有人说李孝萱好色，然而如果他好色，事情就简单了。伊甸园的男女里，弥漫着社会转型的当下，人们因精神价值失落而生出的幻灭感。
终于，李孝萱画出了自己的风格，“把我逼到一个绝境，然后自己随便画，表现自己的心灵，表现自己的感受，像自己的日记一样向外界倾诉，我觉得特别自由，不用对模特了，搞现实主义的每一个状态都要对着模特，时间长了，记忆的能力，想象的能力特别贫瘠，产生不了我想象的这种画”。
李孝萱说，能有今天，特别感谢那些老师们，要不自己活不到现在。1985年9月，在著名画家陈冬至、白庚延教授的极力争取下，这位优秀的毕业生终于回到了“阔别”三年的母校，担任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师。他说在回到母校前，自己“漂泊了好几年”，现在“在哪个地方摔倒的，一定要在哪个地方爬起来。要在那个地方用我的笔和画跟他们较量一番。”
危险“9·11”
五十多岁了，李孝萱仍不减当年的锐气，他说，“我绝对承认我在我们学校是佼佼者，如果我在这个学校不是佼佼者，我都觉得这个学校在中国就没法活了，太可笑了。在这个地域，我都不出色，我的抱负不就成了天方夜谭了。既然是一个佼佼者，我又不是一个冷静的人，我是性情中人，是直性子，我对现实不满的时候，对人看不惯的时候，我会直言不讳地发泄出来”。
真实最能触动别人，就是因为这直言不讳的发泄，让他遭遇了震惊全校的“9·11事件”。
2004年9月11日，李孝萱与同事的矛盾在一次谈话中爆发了。回忆起这件几乎断送了他教学生涯的事情，李孝萱的激动溢于言表，在学校里，有个很自负的人在全系老师面前自我表扬，“无视全体老师的存在，自比鲁迅和伟人，我觉得特别可笑，我当时确实发了一顿火”。
同事的自负最终让他忍无可忍，“这个时代里面好像还没有人能跟鲁迅相提并论，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在领大奖的时候，他就觉得惭愧，他就觉得这个奖应该给鲁迅。”李孝萱说，“他觉得画这些伟人潜移默化当中就有了伟人的情操，我觉得他特别可耻，我当时说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不要脸。”这件事后，系里的领导要开除他，他也开始寻找出路，现在回想，李孝萱感觉到了自己的冲动的确有点欠妥，但是当自己震怒的时候，他就要说出来，否则那便不再是李孝萱了。
事情最终不了了之，因为虽然口无遮拦，李孝萱自有自己的支持者。
他的学生用整整两晚的时间写下了挽留李孝萱的倡议书。李孝萱说：“这也是人心换人心。我对我的学生特别好。我得罪人其实很多事情不是因为我个人，大部分是为学生争取条件，我为我个人的事情很少和谁发生冲突，但是原则上我是不放过的。自己好坏，学生要为你申辩，我不拦，我觉得那是他们的权力。”
让他没想到的是，那天后来被称为天津美术学院的“9·11”事件。现在的他可以轻松地开玩笑说，“无形当中就把我跟拉登划在一个行列当中了”。然而当时的境况并不轻松。
李孝萱在事后的“检查”中这样写到：写下检查二字，不免心寒，又转觉自咎，数年来教学敬业，苦劳不小，而无功所记，罢了罢了，又何必再生口角，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我就是那个破坏了妇人好梦的黄莺，所以该打，我真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
字里行间透着无奈，也透着冷幽默。他在检讨自己，但又何尝不是在检讨这个社会，自己只不过是那只让社会清醒的“黄莺”罢了。
后来，他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活着的时候，就想在一块墓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露出自己的嘴脸，这是非常无耻的。“如果你非让我客观地去评价我自己，我说那当代美术史或者我死以后，写美术史的人，如果没把李孝萱放在重要的篇章里，我说那写书的人就是个混蛋，那也就不能称其为美术史。” 他说，这是他被逼急了才说出这样的话。但他的心里肯定知道中国美术史必将有自己的位置。李孝萱敢这样评价自己，因为他有自己的资本。
为了画画，他逃离了毕业分配的单位，哪怕那里承诺也要成立美术学院，“我觉得天方夜谭，这个地方就是成立一个天堂，我也得走，因为这个地方不适合我”。为了画画，他极尽自己追求完美的性格，一张画有缺陷，他一定要把它补好，李孝萱画画有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耗得他精疲力竭。常常为了一张画，就一小块，折腾一宿，他一定要折腾到自己满意为止。他说，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完美主义者，性格强迫自己这样做，不这样做，觉都不想睡。
然而视绘画为生命的李孝萱也曾经很功利。在刚刚调回学校的时候，年轻的他还没有学会超脱，他也想得奖。因为一旦拿到奖，随之而来就会改变他的很多命运：别人对他的看法、生活条件、职称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会随之解决。
但人生中经历了太多荒诞，他的人生态度最终改变了，他对任何问题都有怀疑、有疑问，甚至他心里埋藏着很多苦闷，他需要倾诉。他描绘着现实，却生活在一个别人并不懂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只有他一个人在追问，在思索。
然而他清楚，自己付出的努力不会白费。尽管现在很多人不理解他，现实世界谁也左右不了，“因为现实世界是一个庸俗的世界、功利的世界，自己不会炒作，我这种人要是炒作，我就觉得非常可笑。所以我只能去默默地干自己的事情”。
女儿要出嫁
写到这里，突然感觉一种孤独笼罩着李孝萱的人生。他说没有人能理解他，包括家里人，家里人希望他画点进步的画，但他却觉得这并没有多大意思。
家人或许不能完全理解他的画作，然而他的绘画之路却总离不开家人的陪伴。曾经是母亲与哥哥的一句赞美，让喜欢听夸奖的李孝萱坚持拿起了画笔。直到现在，他的画室里还放着父母的照片。无论走到哪儿，他都带着父母的照片。
除了对父母的怀念，现在陪伴他的更有自己的妻子与女儿。采访那天，不见李孝萱的夫人上楼，却在楼下看到她笑脸相送。李孝萱说，“我夫人就是一个守家过日子的传统女人，非常保守。人来了找我或者看画，她一般都不在。现在岁数大了，她也感觉孤独吧，现在一来人她也跟着上来，有时候也插两句嘴，有时候说的也不是那么外行。我老婆是一个政治性特别强的人，她爱看书看报，哪方面有新闻，都是她告诉我。目前她非常关注钓鱼岛事件，我也非常关注，她对日本这个民族恨之入骨。”唯独这个时候，李孝萱终于开怀地笑了，人生得这样一位妻子足以，“原来我老婆气我的时候我不跟她发泄，我跟别人发泄。现在岁数大了，就把气发在我老婆头上。她给我发火，我比她还厉害。我们活到这个份上，也没磨合好，具体谁服谁，我也不知道。反正有时候我服她，有时候她服我”。
妻子也许不懂李孝萱的画，但李孝萱知道妻子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她知道我是最负责任的人。我老婆是一个特别粗的人，心胸很大。给她一个东西，可能一会儿就忘了放哪儿了。我们买房子的发票她都能给弄丢了。而且丢了以后还有女人的毛病，就是不承认，特别累心。” 眼里话里，他满是幸福。
采访那天，李孝萱家的小院里，工人正在粉刷墙壁，妻子正在为女儿的婚礼忙碌着。不久，李孝萱就要将自己的女儿亲手交给另一个人——她要出嫁了。前一天晚上三点才睡、刚刚起床的李孝萱看着自己的照片也开玩笑说，为了准备婚礼，我都瘦了一圈了。这个看起来怪异、口无遮拦的画家在家里倒是标准的顾家好丈夫。“小搌布”是他在家的外号，在没有保姆之前，家里做卫生，很多都是李孝萱来做。
女儿从小跟着李孝萱学画画，本科生、研究生也都拜于他的门下，甚至毕业后理所当然地认为，天津美术学院必定是她以后工作的地方。然而因为学院“家属子弟不能留校”的规定，她最终没能留在那里。
李孝萱说，作为父亲他不想女儿一定是个才女或者有多大作为，他只希望女儿平安幸福，高兴地活着。不过“有其父必有其女”这句话倒是错不了。女儿的自信心甚至超过了父亲，犯起来比他还横，李孝萱说，自己没服过谁，倒是让女儿把自己给整服了。就在因为父亲的关系不能留校时，女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不是举贤不避亲吗？”
有了亲人，李孝萱必定不会孤单。
有孤单，有温暖，风风雨雨五十年，李孝萱说，到这个岁数不想得罪人了。我得罪坏人我从来不反省，得罪好人我就很痛苦，我就给他道歉去。我嫉恶如仇，他是我的敌人，他一辈子都是我的敌人。我不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敌人的世界。现在我尽量哪怕是我的敌人，我也尽量回避。人生太脆弱了，太短暂了，还是多给人点宽容好。
然而对于五十多岁的李孝萱来说，脾气可以慢慢温和，关乎画画的任何东西决不能妥协，“确实对我追求艺术、对我画画羁绊过多的人，我还是宁可得罪就得罪吧，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精力了”。如今的他依然有很多想法，他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里。
他说，自己很幸运，每次在最倒霉的时候，掉到悬崖里的时候，总有好心人去救自己，我就爬上来了，又透了口气，见到阳光了，很舒展。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他把这当成对自己精神上的滋养，他不再抱怨，如今看来，这只不过是命运垂青李孝萱的别样途径。
在命运最难忍的时刻，李孝萱有个决心，他一定要打败自己的对手，而每次都是他胜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