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解放的时代。性情论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在时代和玄学的双重推动下不断走向成熟。这一时期的性情理论继承以前的内容并加以展，使得个人性情进一步深入到文学领域，大大影响了文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在前人不断努力的基础上，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的主张，成为与“诗言志”“分庭抗礼”的一大主张。以“感物”说为代表的诗学主客体观念也不断完善。
关键词：性情论；诗缘情；感物说；圣人有情无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075-02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首先是一个个人性情大解放和抒发的时代。在玄学倡导个人解放的大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性情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对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探讨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性情论”发展的大背景和它的时代内容。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性情”论发展的大环境
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性情论”发展的时代背景。东晋末年社会大动荡不断，士人的心态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首先是士人与大一统政权的疏离。东汉后期，大一统政权不断遭到破坏，已经缺少了曾经的凝聚力。士人们组成党人集团，以一种批评的态度对待政权，引起朝廷不满，进行了两次党锢之祸。两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隔断了与大一统政权的最后一丝眷恋，在悲哀心绪和对腐败朝廷的疾视与批评中，从忠心耿耿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走向自我。其次便是与大一统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整个汉朝，儒家思想地位达到了其他思想难以企及的高度。经学的发展使得儒家经典的力量遍及朝野，儒家经典的力量表现在它能够为政治行为提供理论依据，给某种政治行为以正义性的解释。儒家经典的大肆盛行，给士人心理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统观念、复古守成的思想倾向、繁琐的思想方法。这些把士人从思想上和大一统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士人思想上的绑架。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崩溃，经学衰败，从前僵化的思想模式开始松动。同时，经学内部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也逐渐失去了它原先的魔力和魅力。统一的是非和行为标准的失守，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就涌现出来，人也就“活”了起来。第三，在前两者的变动下，士人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一统观念的瓦解，正统思想失去了约束了，士人在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大的趋向，是任情纵欲。起初，人物品评成风，或追求风流，或追求隐逸。而中心思想就是不事王侯，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而到了西晋，这种自我的心态发生了畸变，完全以物质利益为至尊，追求奢侈，视财如命。东晋又是一转变，士人偏安一隅，心态上得以满足，寄情山水，到处郊游，追求宁静的精神天地和优雅从容的风度，这些都促进了当时山水怡情和山水审美意识的发展。在这些变化中，士人得以解放，个人性情得到极大的抒发，个人的自我意识明显的凸现出来，“人”的价值不断受到肯定。这就是玄学产生也演变的背景，也是魏晋南北朝“性情”观念发展的大环境。
其次，我们探讨一下玄学中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讨论对“性情论”的推动作用。圣人有情与无情是玄学的重要命题。自从重感情、任情纵欲成为一种风尚之后，感情问题便一直为社会所关注。何晏王弼这些玄学大家也都十分地关注有情无情的讨论。何晏主张圣人无喜怒哀乐，但他所说的圣人无喜怒哀乐，并不是说圣人无情，而是说圣人由于其道德修养，因而能做到喜怒哀乐皆节之以礼；圣人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不是他无情，而是因为他有情而能节之以礼，圣人之情是道德化了的感情，不是应物而动的人性自然的感情。桓范也承认情得合理性，但也主张以礼节欲。“人生而有情，情发而为欲。物见于外，情动于中，物之感人也无穷，而情之所欲也无极，是物至而人化也。。。故修身治国之要，莫大于节欲。”（《世要论·节欲》）他们都主张以礼节欲，还是持儒家的传统观点。王弼与何晏不同的地方，是说圣人也有应物而动的人性自然的感情，圣人的五情与一般人相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王弼作了这样的解释：以为感情之不可已已，乃是自然之性，圣人也不例外。这样的解释，就更加强了一般人的人情而动的合理性。王弼与何晏不同的另一点便是节情的方法不同。王弼认为圣人节制五情，不是由于礼的约束而是由于自制，由于自己能把应物而动的感情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即应物而不累于物。节制的办法便是以性制情。
圣人有情无情的讨论，尤其是对圣人有情的肯定，打破了传统思想对个人性情的束缚，个人性情的抒发有了合理的依据。玄学对“情”的不断阐发和讨论为“性情论”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契机。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性情论”的代表内容
（一）陆机的“诗缘情”说
魏晋哲学在性情论和圣人论方面的突破，从理论上深化了名教与自然的讨论，为“诗缘情”论的形成找到了解决的出口，使其能够较为圆融地审视内在的个人的性情与外在的礼乐之间的关系，并且更为清晰地意识到个人情感的表达，是个体自我觉醒的一个标志。同时，随着人的意识的全面觉醒，随着对个性的极力张扬，“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陆机终于大胆否定了汉儒关于诗歌观念中的理念化倾向，破天荒地提出“诗缘情”，并成为了文坛共识。这对历来以“言志”、“美刺”为规范的儒家正统文学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魏晋文学想要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潮流。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这一简短的主张，却准确地体现了陆机对于文学体式风格而提出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是指诗歌因感情激动而作，二是指诗歌整体上的美好。“诗缘情”与《诗大序》中“吟咏情性”之说一脉相承，又抛开了儒家的诗歌政教作用，只强调诗歌的审美特征。讲求诗歌发乎内心情感，追求诗歌的美好动人的作用。这是文学独立性的表现。这一主张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它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仪”束缚的巨大作用，诗因情而产生的提出是中国诗学的重要理论之一。陆机针对诗歌创作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很快就超越了诗歌的界限，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共识。 综合起来看，陆机的“诗缘情”说的意义在于：一、感性的个人性的情，在汉代主流思想中受到压制，认为性善情恶，而刘向、扬雄、荀悦等人逐步驳斥了这种谬论，肯定情的合理性，甚至到向秀那里，肯定“称情自然”，陆机及时吸收哲学思想上的这些新成果，提出“诗缘情”说，肯定诗歌表现人们因生活中“非性之适”而产生的个人感情。二、在汉代主流思想之外，在遭挫折遭厄运的文人那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的精神依然在涌动，而且随着时代的愈趋昏乱而越来越强烈，甚至要“娱情”、“放情”，陆机及时总结诗赋创作的这种感性经验，而加以理论提升，提出“诗缘情”说，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影响着后代创作和理论的发展。
（二）诗学主客体的完善
人自觉地强调感情和个性，人的主体精神与作用逐渐呈现，形成了诗学主体论。同时，在魏晋南北朝大的玄学思潮下，个体性情得到极大的解放，个体精神和意识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不断追逐着能够满足自身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成为人们观赏的对象。特别是到了东晋，在偏安一隅的心态下，士人们的最高精神境界，就是潇洒高逸，在追求物质满足的同时，更注重精神上的满足，他们引以为荣的就是他们高雅的情操与风姿。而山水是提高他们情操与风姿的最好外衣，成为个人情感寄托的主体。这样山水怡情和山水审美意识得到很大的发展。主体的成熟、客体的完善促成了以诗学为代表的主客体的完善。主客体关系的完善是以感悟论的完善为主要表现的。
“感物说”的发轫与奠基是在先秦两汉时期。有学者就认为“感物”说最初源自《周易·系词》，而近代的刘大杰认为文学上的物感说起源于《乐记》《诗大序》，完备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记》的论述明确且动态地展示了音乐艺术的产生过程：物触—心动—成声与乐。《乐记》时代，对“感物心动”的认识虽然还处于相对原初的阶段，但较之《易传》的论述和《诗经》的创作实践，在理论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后世的论述奠定坚实基础。魏晋时期，经过陆机、刘勰、钟嵘等理论大家的迸一步阐发，“感物说"在理论上进入成熟期。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颂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陆机在此言说的是自己创作《文赋》的动机，即心有所感遂投篇援笔，而引起心中所感的有四时的推迁、景物的变化、先人的伟大功业和传世清名以及内容与文采俱美的文辞等。陆机从自己创作实践的感悟出发，言说了“感物”理论中物与情这两个基本的要素，认为人心触物而动，产生悲喜忧叹之情，进而有创作的欲望和冲动，在陆机的论述中物与情的关系开始凸显出来。刘勰对“感物”则有更为明晰的把握和理解，且对物、情关系的论说更深入和透彻。“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又“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季节推迁，万物变化，大自然总是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在生命的萌动中不断鼓动人的情思，摇荡人的性情，遂物感情动，发为歌咏，这无不是物感召人的结果。刘勰不仅看到物对人的单向感发作用，而且还看到了人对物的驾驭能力，即认识到心物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诠赋》）“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物色》）其中“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心“随物以宛转”，物“与心而徘徊”，非常明晰的描述出心与物，亦即情与物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萧衍在《金楼子·立言》中将这种关系概括为“内外相感”：“捣衣清而彻，有悲人者，此是秋士悲于心，捣衣感于外，内外相感，愁情结悲，然后哀怨生焉。”即是说人心与外物互相作用、感发，于是产生哀怨之情。钟嵘对“感物”说的发展则是比较集中系统的阐发了种种社会生活情景对主体诗情的感召，对审美感情的触发，将主体所感对象从四时景物扩大到纷繁复杂的社会人事和生活感遇，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感物”理论臻于成熟。“感物”理论的成熟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于自然的交融中，人的自由意志也得到充分舒展，人的作用被凸现出来。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许多重要文学理论的发轫期。“性情论”虽然不是发轫与魏晋，但在魏晋大的时代背景和玄学思潮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走向成熟。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文学理论，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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