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陆贾是汉代第一个提倡大力发展儒学的思想家。他提出儒家思想为适应社会发展应做出调整，调整的过程中应有选择地吸收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使儒学的发展为统治者所关注。陆贾不仅为儒学在汉初的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为儒学在汉代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关键词：陆贾；《新语》；儒学；发展
作者简介：朱永胜，男（1967-），汉族，甘肃兰州人，兰州城市学院社会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及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2-67-02
盛极一时的秦王朝仅仅经过十几年的统治便匆匆退出了历史舞台。汉初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们不仅要面对连年战争造成的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局面，还要总结出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这一历史大环境下，陆贾及其《新语》应运而生。
陆贾根据秦亡汉兴的史实，力谏刘邦以仁义治国。史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陆贾于是“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陆贾之所以写《新语》，就是为高祖分析秦衰汉兴的原因，阐述治国之道。大致包括仁义德政、与民休息、重德少刑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仁义为本。陆贾认为，天生万物，天生万物，地养万物，圣人以仁义道德合于天地，“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2]《新语·道基》因此，仁义是最基本的道德。自处不安则坠，任杖不固则仆。是以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2]《新语·辅政》所谓盛世，皆是仁义道德至上。反之，如秦重刑法少恩典，不行仁政，则致二世而亡。
第二，与民休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政权得失、国家兴衰的关键 在于民心所向。如何才能得民心？孟子的给出答案是“得其心有道：所欲兴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3】《孟子·离娄上》给予老百姓们所需，不给他们强加负担，民心所得不过如此。汉初，面临经过多年战争造成的民生凋敝，安定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这时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策略可谓众望所归。
第三，重德少刑。这一问题实质上是说明了一个国家在治国方针上的选择。究竟是德治还是法治？这一“儒法之争”在先秦时期一直进行着。到汉朝建立后，人们便开始分析秦法治而亡的缘由。陆贾认为，秦朝灭亡的问题在于错误地选择了重刑苛政的治国理念。这一思想继承了孟子“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3]《孟子·尽心上》的德政仁治的观点，又对之后董仲舒提出的恩威并重，德主刑辅的思想做了铺垫，这是儒家德法观发展的重要组成。这说明，随着社会的进步，统治者的思想家们认识到不应一味地批判法家的治国理论，应从中吸取有价值的部分，是自己的儒法结合的德法观更趋完善和丰富。
陆贾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他通晓儒家经典，是一位思想家，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政治家。双重的身份使他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他主张“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2]《新语·术事》这是儒家面对新兴的汉王朝建立而对自身思想作出调整的体现。调整的过程也就是儒家有选择地吸收其他诸子思想的过程，陆贾所著的《新语》就体现了其对道家、阴阳家和法家思想的吸收。
首先，陆贾“夫道莫大于无为”的思想来源于道家的“黄老之学”。陆贾认为：“夫刑重者则身劳，事众者则心烦，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身劳者则百端回邪而无所就。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2]《新语·至德》总之，“故无为也乃有为也”。 [2]《新语·道基》
其次，陆贾天人学说中的阴阳灾异思想来源于阴阳家。天人关系一直是两汉哲学争论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陆贾继承发挥了《易传》及《荀子》中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但也采纳了阴阳家关于“天人感应”、祸福天定的迷信思想。陆贾之所以在唯物主义思想和神学唯心主义中摇摆，是因为，陆贾虽然从“天人相分”的角度要求君主“握道而治，[依]德而行”，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君主是人间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没有人能够对其制约，因此只有借助这种可与人“感应”的“天”来对其威吓警戒，使其“因天变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
再次，陆贾继承了法家韩非的历史观，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先圣”、“中圣”、“后圣”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陆贾并没有全盘否定法家，他反对的只是法家的“严而少恩”，对于法家合理的思想因素还是加以吸取的。陆贾在继承与发挥法家理论基础上而形成的“权变”学说，表达了汉初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后积极巩固和发展封建统治的新制度的愿望，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作为汉初杰出的思想家，他第一个提出总结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并建议以“行仁义”作为立国之本，鲜明地树立起了尊儒的旗帜，为汉初统治者制定了行仁义而轻刑罚、重义轻利、任忠贤而远奸佞的带有强烈儒学色彩的手段。陆贾为了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应汉初政治统治的需要，对汉初流行的其他各家学说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他在坚持儒家基本思想倾向的同时，从道家、阴阳家、法家等诸子各家中吸取合理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儒家的思想体系，开启了汉代儒学重构的先河。所以，陆贾不仅是汉代重儒第一人，也是汉代儒家人物吸收其他各家思想以建立汉代新儒学的第一人。总之，陆贾不仅为儒学在汉初的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为儒学在汉代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孟轲·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4] 韩非·韩非子[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本，1986·
[5] 陆贾·新语[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本，1986·
[6]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北京：中华书局，1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