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名花季儿童，因寒冷而躲入垃圾箱，因生火取暖而中毒身亡。悲剧发生后，举国舆论哗然。有人哀婉悲恸，有人出离愤怒，也有人宣布要自我救赎。人们在追问：究竟谁应当为此负责？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我们该做些什么？
事发不久，八名干部即被停职或免职。但对于这样的惨剧，仅仅拿掉几顶乌纱帽，恐怕难以服众。真正的问责要求深入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根据法定的程序展开，并确保调查的过程和结果公开透明。
譬如，五名儿童出事之前11天，家长就报了案，当地警方是否认真履行了职责？再比如，当地民政局对这些流浪儿童并非毫不知情，实际上，今年初还曾安置过他们，但这些孩子不愿意待在那里。这是怎样的安置点？民政部门是否跟踪调查过这些逃跑的流浪儿童？还有，五名儿童落脚和出事的地点就在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楼下，附近的小摊贩等都注意到了他们，而办事处却对他们一无所知。
当然，即使当地政府部门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职行为，对这五名儿童之死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也应当包括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他们没有尽到养育和看护的责任。人们没有理由反对他们生育太多的子女，然而，为人父母者理应肩负起抚养和监护责任，为孩子的成长与发展负责。
从现行法律的角度讲，这些失职的家长也难辞其咎。《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婚姻法》也明确指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第二十一条）。“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第二十三条）。
这些孩子的父母显然没有尽到抚养和监护之责。无论是出外打工还是在家务农，只要他们自己还有温饱保障，就不应当让这些孩子们处于饥饿状态。否则，就违反了对孩子的抚养义务。据媒体报道，五个遇难孩子的奶奶现今80多岁，眼睛几乎已看不见东西，耳朵也有些聋。即便如此，奶奶平时也要照顾陶学元外出打工留下的三个儿子。而另两个孩子也是吃百家饭长大，没有人管教。
这些年幼懵懂的孩子也许不知道他们在法律上拥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甚至可以起诉父母，要求其支付抚养费。《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上还规定有遗弃罪：“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管制。”
也许有人认为，不应当苛责这些亡童的父母，毕竟他们也家徒四壁、生活拮据，否则，他们怎么会让孩子只吃稀饭和盐巴呢？这种说法有道理，但仍不能无视他们未履行监护职责的事实。
从报道来看，这些家庭以及当地百姓的确很穷，生活窘迫至极。如果贫穷是这次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令人深思的是：那里的贫穷应该如何改变？还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2002年以来的十年间，中国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发展。2011年的GDP总值达到47.2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十年增长1.5倍。然而现实是，在中国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达到2.56万元、户均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2万元的今天，毕节五名学龄儿童为了躲避寒冷，中毒闷死在垃圾桶里。
当一些人津津乐道于中国经济的腾飞时，他们或许没有注意到，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中国”，而是存在着若干个“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可谓“第一个中国”，它们看起来跟发达国家没什么区别，甚至某些方面更有过之；中小城镇和东南沿海地区可以算“第二个中国”，那里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中部农村是“第三个中国”，那里基本解决了温饱；而西部山区则是“第四个中国”，那里还有许多人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挣扎。
不同地区的差距固然有自然原因——诸如土地是否贫瘠、交通是否便利等，但也不是没有制度性的因素。比如，长期以来，各种资源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为发展城市而牺牲农村；农产品价格受到控制，致使农民收入微薄；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土地不过是“死资本”；具有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金融制度、教育制度等也阻碍了农民致富，阻碍了西部山区脱贫。
贫困的问题不解决，讨论那里的孩子“上学一个都不能少”显得有些不着边际。同样，不变革或者废除那些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只简单呼吁政府救助，结果未必有利于儿童的福祉。
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亡童悲剧，谁之过？父母当然有过，但与此相关的制度也难辞其责。为铭记亡童之痛，生者当反思、纠错并奋力改革。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