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池莉的小说突出人生的过程,强调过程本身的含义和意境,强调还原生活。她笔下的所谓“受洗”是向着实在的物质性与世俗性的现实的认同、屈服、媾和,甚至是投降。与此同时,池莉又以故事的传奇性体现了精神的反传奇性,表现了她的冷静、务实和现世主义原则。
关键词:成人 还原 传奇性 反传奇性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池莉是中国新写实主义的主要作家,她用她的小说一方面写出了一种真正的生活,表达了她“只有生活是冷面无情的”的理念;另一方面,她又用充满浪漫气质的作品表达了她现世的、现实的原则。
一 成人的受洗式
我们将池莉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两部重要作品(《烦恼人生》、《不谈爱情》联系起来阅读,就会在不同的经验形态下发现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故事原型:人的成人化,或者说是成人的受洗仪式。
故事一:产业工人印家厚被包围在各种的“烦恼”之中:住房拥挤,交通拥挤,奖金分配不公,经济上捉襟见肘,人事关系复杂。“烦恼”引发了他的焦虑与不满:对妻子的不满,对守门老头的不满,对幼儿园女教师的不满,对单位领导的不满。在经历了一番心猿意马之后,印家厚重又回到现实中来,生活中的烦恼依旧,但印家厚却成功地隐忍。化解了这些烦恼,他显而易见地成熟了:
“少年的梦总是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一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他只是十分明智地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哪有工夫想入非非呢?”
故事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庄建非在爱情上初出茅庐就遇到了中年女人梅莹,他发疯似地爱上了她,但梅莹拒绝了他,并告诉他“你总有一天会懂的,孩子”。庄建非从梅莹那里懂得了男女之间没有爱情,只有性。出于性的目的,他娶了市民家庭出身的姑娘吉玲,但吉玲显然不满足庄建非为自己安排的角色,她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庭成员,一个社会与文化成员,庄建非无视她的这些存在只能将自己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与饥饿,出国的受阻等等。是梅莹给了他第二次“启蒙”:男女之间不仅仅是性的联系,丈夫和妻子都还有大量的其他义务。
“梅莹和他握了握手,给了他一个理解的微笑。在这短暂的对视里,他们一同迈过了暗礁险滩。庄建非已经长大成人了。”
以上两个故事虽然表层的经验内容并不相同,但内在的故事结构却是近似的,即男人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由角色的个人认同到社会认同的过程。这是一个关于个人如何成长的故事,是一个个人如何走向成年的受洗仪式,它遵从的基本情感逻辑与生活逻辑是:真正的生活是一张网,一点都不浪漫――将生活浪漫化恰恰是未成年的标志;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必须接受生活的教育,你必须忍受各种烦恼,必须放弃你作为“单身汉”的各种棱角,去适应他人,顺从社会与常规,只有这样,你才能被他人、家庭、社会所接受,你才能真正融入你的社会角色,你才在真正意义上成年。池莉笔下的所谓“受洗”是向着实在的物质性与世俗性的现实的认同、屈服、媾和,甚至是投降。
二 “不屈不挠地活”
90年代初期的几年,池莉的小说创作基本中断了。这段日子,她对生活的艰难、困扰、粗糙有了更感性、更深刻的认知。而真切的生存背景对池莉拿起笔来重新写作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除了延续并加强着对生活艰难性的叙述与渲染以外,90年代中前期的创作中发展出几种对池莉、对新时期小说来说都是相当引人注目的新思想与新命题:1、对“不屈不挠的活”精神的称许,对活命能力,尤其是对行为能力的肯定与对道德主义的否定;2、由对行为能力的肯定,进而对知识分子的温情主义,所谓的教养进行反思和质疑,呈现出对力的崇拜与反智倾向;3、女性作为主动性与主导性的家庭角色担当家庭及社会义务,在这种角色的易位过程中,女性获得自雄的意识,对男性世界,尤其是知识男性表达了一种明显的挑剔、失望与委婉的不敬。
《你是一条河》中的女主人公辣辣正是对“不屈不挠的活”的生动阐释。1961年闹饥荒,辣辣为了孩子的存活,以肉体与粮店职工老李做了交易,8岁女儿冬儿窥破了这种交易,告诉母亲“我们不要臭米”!辣辣嫌恶并痛打了早熟的冬儿,她想的是:“一个寡妇人家喂饱七张小嘴容易吗?送上门的六十斤雪花花大米能不要吗?”对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封建主义的道德训诫,辣辣的行为与意识体现出鲜明的反道德主义的民间化倾向。
辣辣这一形象的民间性质还体现在对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温情主义、浪漫主义、爱情至上主义的讽喻与否定。在《你是一条河》中,王贤良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用诗向辣辣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爱慕。由于时间与对象的错位,使王贤良的求爱变成了对自己的尖锐讽刺。辣辣要的不是诗,甚至不是爱情,她要的是一个有用的男人。 “王贤良也许不是粗人,可挑担水都喘大气,上屋顶拾个漏瓦都不会,哪是个男人,要他做什么”!正是这个滑稽的求爱者,“百无一用”的书生,在“文革”到来时变成了一个狂热的造反派,在一次武斗事件中被打断左腿后,又追求起“养猫喂狗,填词赋诗”的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王贤良这个有着驳杂文化色彩的人物形象意欲传达出的文化意识是鲜明而强烈的,即知识分子的温情、雅致、浪漫,在实际的艰难的生存中是脆弱的、无用的。
在生存的困境中挣扎的切身体验使池莉感受到实际的生存能力不再是印家厚式的“忍”,而是辣辣式的行动能力。这种感受使她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强化了对“无实际之用”的知识阶层(劳心者)的批判意识和对“劳力者”的尊敬与崇尚。
以上叙及池莉在90年代初小说创作命题的新的转向及萌芽出的新的思想生长点,即从那种“不屈不挠”的民间视野中来对知识群体的文化性格进行反思、审视与批判。
三 失败的挣扎与抗争
池莉90年代中期以后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解构与重组以及金钱、名利所激发出的物质欲望引发的剧烈的心理震荡,构成池莉此一时期文学叙事的焦点。正是对那种“人心似海的现代状态”的积极介入,使池莉小说的故事性大大加强了。以“烦恼三部曲”为代表的80年代后期作品主要叙述的是日常性经验,心灵内部的波动与隐忍构成了人物与故事的主要形态,而《你以为你是谁》、《来来往往》、《午夜起舞》等作品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加强了对人物外部动作的叙述。池莉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徘徊、游弋于时代大潮边缘的隔岸观火者,而成了置身于时代大潮之中搏击风浪的弄潮儿,小说“由忍到和”的心灵故事模式也由挣扎与抗争的动作性故事模式所替代。《烦恼人生》与《来来往往》中两个细节的对比颇能说明这一问题。
雅莉怎么能够懂得他和老婆是分不开的呢?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可那又怎么样呢?(《烦恼人生》)
十二年里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折磨人的事情,一个女人怎么可以变得如此糟?康伟业想起了李大夫,想起……,无论是比段丽娜年纪大的,还是比她年纪小的,好像都不似她这个样子。偏偏这个最糟糕的就是他老婆!一股自怜,一股……,齐齐的涌上了康伟业的心头,在那儿打着循环不绝的漩涡。自打结婚以后就不再考虑的关于女人的问题,在这个时刻忽然的横空出世:难道他康伟业这辈子就交给了这么一个女人?
印家厚用隐忍与自我宽慰来化解自己的不满与郁闷;而康伟业却把自己的不满变成了抗议、背叛与行动,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叛与抗争的人生与故事。反叛与抗争的人生与故事模式成为池莉这一时期文学叙事的基本原型。
其次,与上述人生与故事模式的转型相一致,池莉90年代后期的作品在文体与叙事风格上也有明显的变化,写实的成分在缩减,浪漫因素增加,传奇性、戏剧性替代“还原”,成为她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特征。这种传奇性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故事的随机性、偶然性与虚拟性增加了。从《你以为你是谁》开始,她开始突出个人对既定状态的突破及面向新的可能性的冒险与挑战。陆武桥与宜欣的相遇、相恋,在嘈杂、晦暗的现代城市背景上,就像一个王子与白雪公主的美丽童话。康伟业在与段丽娜的婚姻搁浅以后,他没有像印家厚一样退守到家庭中来,而是选择了“出走”,他与林珠的婚外恋更是极尽浪漫之能事,使之看起来更像中世纪骑士与贵妇人爱情传奇的现代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我们称之为传奇性的那些变化,的确构成了池莉在90年代后期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传奇性只是池莉小说叙事体式与风格上的一种特征,而在精神上,池莉反传奇、反浪漫的基本特色没有变;或者说,池莉制造传奇恰恰是为了反传奇,制造浪漫是为了告诉你浪漫的虚妄,是为了否定浪漫,池莉在精神上似乎始终坚守着一条底线不肯移动:浪漫或许是人的天性,追求浪漫或许给人一个斑斓绚丽的人生,但生活有自己的法则,而生活的法则很实际,有时甚至是残酷的,挣扎于生活这张“网”中,也就不得不接受生活法则的约束,而在强大的生活法则面前,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来来往往》是池莉小说中最具浪漫气质的作品之一,但就其实质而言,这却是一篇反传奇的都市寓言:康伟业厌倦了邋遢、世故的老婆段丽娜,与一个精灵似的现代都市女郎林珠展开了一段欲仙欲死的浪漫爱情故事。若就爱情故事本身而言,它纯洁得似乎一尘不染,具有了梦幻般的童话色彩,但是康伟业与林珠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童话的时代与童话的世界里,因此他们的爱情越是浪漫,越是传奇,越是自我封闭,越是意味着他们的爱情之树在走向枯萎与凋谢。实质上,他们的爱情悲剧不是由哪个人造成的,而是这个世界的现实原则:康伟业和林珠的年龄、心态、观念的差异。爱情是浪漫的,而婚姻很实际,所谓“相爱容易,相处太难”。通过康伟业与林珠的爱情,我们不难理解这一故事背后的语义逻辑:人心思动、思变、追求理想的爱情与浪漫的人生是“人之大欲存焉”,但婚姻是实际的,生活有铁一样严酷的逻辑,在实际的、严酷的生活法则面前,浪漫的爱情与传奇人生只能碰壁而归。《来来往往》表面上的浪漫化与传奇性,恰恰服务于一个反传奇的精神理念,传奇性是它的表,反传奇才是它的核与里。这种传奇性与反传奇的悖论性特征同样可以求证于《你以为你是谁》、《午夜起舞》等主要作品。
如果将池莉9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与她80年代后期的“烦恼三部曲”等作品相比较,就作品的外部形态而言,我们看到的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池莉,她对传奇故事的热情远远超出了对原生的生存状态的信赖,似乎一个新的传奇、通俗的池莉从严格写实的、旧的池莉的躯壳中脱颖而出。但是,要问90年代后期的池莉在多大程度上开拓了文学的精神空间和人类生存的精神疆界?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看到的仍然是那个冷静、务实、现世主义的池莉。她的精神世界里没有神奇,没有通天塔;她也不接受根本的改变,现世的、现实的原则永远是横亘在人们面前的一座无法超越的屏障,人的任何主动的挑战最终都将是徒劳的。
通过对池莉个人及她的文学世界的分析与解读,本文想传达这样一种结论:在“文革”这一“民族创伤性事件”背景中出生、成长的“新孩子”――池莉们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失乐园”般的跌宕,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撕裂”自己的过程,这使他们普遍的对神圣、崇高、未来、理想、终极关怀等抱着深深的疑虑,甚至是本能的敌意,所以当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述自己的生存体验与价值观时,一种精神与文化上的“造反”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创作中世俗、功利、虚无等精神倾向流行的一个背景。但是这种精神“造反”的极端与偏激是显而易见的,它一样压制个人的呼唤,阻碍健康的精神空间的构建,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参考文献:
[1] 池莉:《池莉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 池莉:《池莉精品选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3]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上、下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池莉:《池莉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贺永芳,女,1972―,河南焦作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焦作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