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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调歌头 刘勰《文心雕龙》编辑思想初探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1-01 04:28:51 点击:

      摘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同时蕴涵着丰富的编辑思想。本文从刘勰生平经历入手,探究其编辑思想的实践基础;并通过对《文心雕龙》进行的文本分析,挖掘其编辑思想的内涵。
      关键词:刘勰 《文心雕龙》 编辑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刘勰(约465-约532年),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其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鲁迅先生将它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多年以来,《文心雕龙》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该著作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则从编辑学角度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编辑思想做一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一 刘勰的编、校经历是其编辑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
      刘勰的编辑思想是在其编辑实践中形成的:刘勰一生两上定林寺,并多年参与佛经编校工作,这是其编辑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永明八年(490年),20多岁的刘勰到了京师,举步踏入钟山名刹定林寺,跟随沙门僧僧学习佛法。僧精研佛学,曾受业于律家所宗的一代名匠法颖,“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是佛家律学名僧。同时,僧还是一位佛教文史学家,他十分注意保存佛教史料,并广泛收集佛教典籍、卷轴,自己亦著述颇丰。而当时的庙宇又饶有资产。刘勰得此良机,自是“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潜心攻读佛教典籍及各类经史群籍。据《梁书・刘勰传》记载:
      “依沙门僧,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所藏,勰所定也。”
      永明十一年(493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刘勰作为僧佑的得力助手,以主要精力帮助整理校订定林寺的佛经。厘定文献,区别部类,造立经藏,撰制经录,“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僧佑,《法集总目序》),其中艰辛自不待言,却也使刘勰“博通经论”,成为佛学的专家。
      在定林寺期间,刘勰等先后编出《出三藏记集》15卷、《弘明集》14卷、《释迦谱》5卷等大量经籍。在协助僧编定佛教典籍的同时,刘勰又利用其编辑、序录定林寺经藏的经验,在定林上寺内写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论巨著――《文心雕龙》。
      大约在梁武帝天监六、七年间,刘勰奉诏第二次进入定林上寺。自上次编写定林寺的藏经以后,事隔多年,僧又搜集了不少卷轴、典籍,所以梁武帝特诏刘勰再次参与定林寺所藏佛教经籍的整理、增订、校证工作,并参与《众经要抄》之撰辑。据《高僧传》卷六《僧传》记述,天监六年(507年),梁武帝“仍选才学道俗,释僧智、僧晃、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经论,以类相从,凡八十八卷,皆令取衷于。”
      刘勰一生与佛教及定林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定林寺是其从事校订藏经的场所,佛经是其主要编辑序录的对象和内容,《文心雕龙》则是其编辑经验的总结和编辑思想的集中体现。《文心雕龙》中有关编辑思想的内容是大量的、丰富的,有待人们认识和总结。
      二 “赞语”是《文心雕龙》编辑思想的鲜明特色
      《文心雕龙》全书50篇,篇篇不同,共同点却是结尾的“赞”语。“赞”习惯上称为论赞,《文心雕龙・颂赞》云:“赞者,明也,助也。”周振甫注曰:“赞:明,说明,有总结意。”也就是说,“赞曰”是对全文的总结说明性的文字,或明确表明编者的褒贬态度,鲜明地提出看法,加以突出强调或引申深化。《文心雕龙》的“赞”语不仅是全书各篇主旨的画龙点睛之“笔”,也是作者呕心沥血、精雕细刻之“文”。《文心雕龙》每篇的篇末,均有一“赞”,每“赞’八句,每句四言,形式上独立于全篇,总计全书之“赞”,共1600字。
      从编辑学的角度看,赞就是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编者按”,即编辑体例上的“文外文”。《文心雕龙》的“赞曰”言约义丰,博大思精,议论宏阔,笔势纵横。如果我们从50篇“赞”的总体出发,对它们的特点加以考察,那么,不仅有助于我们通过形式了解内容,而且对于了解刘勰的编辑思想,也是有意义的。
      《文心雕龙》全书50篇绝大部分都是在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来精密地研究、阐述为文之道的。而作为文章有机组成部分的“赞”,也大都起到了总括、阐发道理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周振甫先生在《文心雕龙选译》中曾有过扼要的说明,他认为《文心雕龙》于篇末加“赞”有两种情形:一是别出新意的,有一些意见不宜写入篇中,就在篇末的“赞”里说,像《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曰”就是此例;一是总结上文,像《后汉书》“传”后的“赞”就是此例,这种“赞”是从佛经的“偈”演化出来的。而《文心雕龙》中的“赞”则这两种情形都有,并以后一种为多。
      从是否押韵的角度加以考察,《文心雕龙》以前用“赞”大致有两种情形:用散文写的不押韵,如《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后面的“赞”,《汉书》中“纪”和“传”后面的“赞”,均属这一类;另一类是用韵文写的,四字一句,两句一韵,如《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后半,《汉书・叙传》的后半,都属这一类。《文心雕龙》每“赞”八句,每句四言,整齐划一,两句一韵,一韵到底,宛转自如,比较自然。如《征圣》赞曰:
      “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
      《章表》赞曰:
      “敷表降阙,献替黼。言必贞明,义则弘伟。肃恭节文,条理首尾。君子秉文,辞令有斐。”
      这些赞语读起来朗朗上口,是典型的押韵格式。
      总之,《文心雕龙》的论赞形式灵活,字字珠矶,篇篇精美,是经久不衰,脍炙人口的“编者按”,它不是正文的单纯简化,而是内容特色的点拨,有鲜明的个性特色,生动、隽永而又趣味盎然,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面上的精彩一笔,对文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 辨析文体是《文心雕龙》编辑思想的重要内涵
      《文心雕龙》全书共10卷,50篇,分上下两编,各25篇。全书内容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就《文心雕龙》本身而言,花费笔墨最多的是文体论。文体论常被某些学者视为“分体文学史”。文体论含上编的《明诗》至《书记》20篇,占全书的五分之二。文体论明确地规定了《文心雕龙》研究对象的范围,共介绍了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其中有的篇目,还涉及许多细类,对当时的文体进行了更精细的分类,使文体由曹丕的“四科八体”,经陆机的“十体”,而增加到了刘勰的三十三类。文体论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原则,对各体探本求源,说明各文体的形成、流变、名称、意义、特征,并取范文来加以评价,最后上升到理论高度,构成系统。
      文体论前10篇是论有韵之文,后10篇是叙无韵之笔。“论文”的10篇依次是《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皆为个人抒发情感、褒美德容之作。“叙笔”10篇次序依次是《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皆为事关国家社稷之要事。通观以上次第,刘勰文体论除了以“文”、“笔”为主要编排次序外,还暗含了儒家传统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从个人事渐至国家事,反映了刘勰对文的发生的认识,文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生活不断扩大而不断衍生的。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美国学者小赫伯特・S・贝利曾说过:“文字编辑很可能在书稿的主题上不是一个专家,但是,他应该是一个写作技巧上的专家和文体方面的行家。”即指出成为“文体方面的行家”是文字编辑必备的素质之一。从《文心雕龙》中对文体的认识以及全书的结构顺序,总结刘勰关于文体观念和编排原则等文学编辑思想,对深入了解《文心雕龙》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 辞约旨丰是《文心雕龙》编辑思想的基本原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坛风气过于华靡,文学对形式美的片面追求已达极端而畸形,此时的文章“彩丽竞繁”,“雕藻淫艳,倾炫心魂”,对于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刘勰鄙之为“诡巧”、“形似”、“浮诡”,斥之为“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刘勰针对这种不自然的时代文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辞约旨丰”,这是刘勰为矫正奢靡讹滥的文风而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其编辑思想的重要原则。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提出“辞约而旨丰”,“体约而不芜。”并进一步提出“五经皆文”说,“五经皆文”主要是指儒家经典都是“文质彬彬”、“符采相济”的,即文章的形式――文和内容――质都应当文质彬彬,而不能互相排斥,文质彬彬的提法对古代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刘勰认为,《系》“旨远辞文,言中事隐”;《书》“昭昭若日月之代明,离离如星辰之错行”;《诗》“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婉章志晦”,而皆“根抵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总之,刘勰认为“五经”不仅内容深刻,而且形式完美,是“衔华佩实”的典范,堪称后世之文的楷模。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反复强调文章应“精约”、“实核要约”,“约”是刘勰衡文的一个基本准则,亦是《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编辑观念。刘勰认为为文总的要求是“贵乎精要”,并进而指出“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在《议对》篇里,刘勰说“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此句强调的便是去“繁”贵“约”的观念,因为搬弄文笔,炫耀辞采,只会造成“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的不良后果。在《诔碑》篇里,刘勰夸奖蔡邕的碑文“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说蔡邕的碑文叙事完备、扼要,文辞典雅而光润,词句清新而又变化无穷,新义巧出而又独异于人。此外,刘勰还在多篇强调“精约”思想,如在《铭箴》篇里,提出“义典则弘,文约为美”,在《诸子》篇中,提出“意显而语质”,“辞约而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刘勰十分强调文章思想内容与完美形式的统一,即义与辞的完美统一、华与实的完美统一、雅与俗的完美统一。刘勰所强调的“辞为心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言必贞明,义则弘伟”,蕴涵着深刻的编辑思想,也是我们今天从事编辑工作应认真学习实践的。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文学理论专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已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刘勰不仅是伟大的文学理论家,也是伟大的编辑家。其《文心雕龙》蕴含着高超的编辑艺术,是亟待开发的宝藏。本文对刘勰《文心雕龙》编辑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希望今后对《文心雕龙》编辑思想做更加深刻、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
       [2] 曹善春:《〈文心雕龙〉“赞”语探微》,《成宁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版。
       [3] 韩品峥:《刘勰与定林寺考》,《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
       [4] 虞蓉:《〈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文用”标准》,《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5] 李建中、刘丹沁:《刘勰“原道”观对编辑的启示》,《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6] 詹:《刘勰与〈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0年版。
       [7]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
      
       作者简介:
       岳爱华,女,1977―,河北承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论,工作单位:承德民族师专。
       尉春艳,女,1979―,河北承德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文字学,工作单位:承德民族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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