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迪拜哈里发塔的124层上，有些景观在电影《碟中谍4》里是看不到的：东面是一大片尚未完工的楼群，西面是那条著名的16车道的交通大动脉—扎耶德酋长路（Sheikh Zayed Road），更为夺人眼球的，是纵横交错绵延在沙漠之上的现代道路交通网。迪拜的面积仅为一个罗德岛的大小，却拥有世界第一高楼，聚集了世界最大的两个购物中心、最大的机场、最大的人工群岛、人工港口，甚至于最大的主题公园。这座建造在波斯湾畔的城市充满超现实主义风格。
发展模式背后隐藏的矛盾和窘迫
从1995年到2008年，这个小小酋长国的GDP增长了267%，人均收入上升了126%，出口增量为575%，人口增加了186%。此外，这个城市的“互联网和媒体城”以及20多个特别自由区的模式被这一地区广泛复制。
为了安置并吸引更多外来投资，迪拜建立了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用于吸引来自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以外的外国投资者。DIFC为他们提供了特别的司法系统—在DIFC里的交易都得以豁免于阿联酋民法。
作为七个联合酋长国之一，迪拜在阿联酋联盟中总显得独树一帜。不同于阿布扎比，迪拜已探明石油储备量仅为40多亿桶，在阿联酋石油储量中仅占2%。虽然上世纪70年代油价飙升给迪拜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但其财政收入依然极大依赖于贸易。因此从一开始迪拜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经济多样化。这一政策导向显然是颇有成效的，目前迪拜最大的产业是零售批发贸易和维修，在整个GDP中占了39%。此外迪拜正积极扩展其他领域，如金融服务、运输及旅游产业的业务。甚至在2009年金融危机对迪拜的地产开发市场打击最严重的时刻，石油收入依然仅占年度GDP的2%，而在40年前，石油收入要占到将近GDP的一半。
在阿联酋，迪拜奇迹让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所谓“海湾共识”，以求突破“华盛顿共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海湾国家并未受到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影响。长老制的社会政治体系和主要依附石油产生经济红利的国家本质为这些海湾国家提供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在华丽的外表下，迪拜发展模式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其背后却隐藏了一系列的矛盾和窘迫：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和民族身份的保留，不断渗透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保护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的必要，以及不断减少的石油储备量和不断增长的公共福利需求。
迪拜的独特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
纵使拥有现代化构造的外表，迪拜依旧是一个食利酋长国（Rentier State），其领导人依旧是自19世纪以降便受英帝国委任统治这一区域的马克图姆家族（AlMaktum）的传人。和这个地区其他的酋长国一样，这个国家的稳定极大依赖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伊斯兰属性、社会福利和父权社会秩序。
迪拜的现任酋长穆罕默德· 本· 拉希德· 阿· 马克图姆很乐意视自己为“CEO酋长”。由于酋长即是国家主权，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诸多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他的愿景是将迪拜打造成为一个“全球都市”，并在地区间发挥枢纽作用。
所谓“全球”、“国际”观念，对于GCC的成员国来说，包含了几个层次的认知：
首先，对于酋长国的臣民来说，他们直接对部落首领（酋长）效忠。这种父权制下的社会联系是他们心中世界秩序的核心。其次，共同的逊尼派伊斯兰信仰，以及在现代才形成的GCC国家间的兄弟认同，是这种归属感的第二层内涵。这种认同感，又因六个GCC成员国人民之间的通婚而进一步加强。
在GCC联盟之后，是所谓对于“阿拉伯世界”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的基础建立在相同的宗教信仰与相近的语言之上。最后，由于被殖民的经历，在此认同之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入侵者。
在这样一种多重世界观下，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就很容易被阿联酋人（甚至是众多阿拉伯人），看作是一种内部与外部之间互相对抗的殖民剥削，而非我们通常所以为的那种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全球化进程。因此，让迪拜真正显得如此独特的，是它在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以及历来作为印度洋商业贸易港而固有的对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
经济危机和阿联酋人无关
由于迪拜的统治者总是倾向于将城市当作商业化项目运营，所以，这座城市便不可避免地被推到全球化的边缘。
迪拜通常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挤满大量游客，仅在2011年的第一季度，这里就吸引了230万游客，而迪拜的常住人口才刚达到200万，其中只有10%持有阿联酋护照。2010年全球城市指数显示，迪拜在全球化城市排名中居27位。看看入驻迪拜的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银行数量，就知道这里全球化的程度。
但是，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后，全球化的迪拜却能从危机中迅速恢复。
究其原因，一方面来自阿布扎比的财政援助，但更主要的是得利于其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公有公司在其他GCC成员国的投资。我们看到数以千计的雇员满身债务离开迪拜，本地居民则丝毫不为金融危机所影响。Emaar和Nakheel两大地产公司在海外（主要指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投资源源不断产生效益，石油生产也始终是国家可靠的经济后盾。在迪拜，经济危机可能致使一部分外资撤离，一大批来自西方的中产阶级管理人员失业，但就本地居民而言，情况一如既往地平静，他们可能只需稍稍注意收敛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因为阿联酋除跨国婚姻外不对外来人口发放公民身份，外国人一旦失业就必须离境，故失业率只影响外来人口。在这里不会发生像是美国一样所谓“1%对99%”的情况，因为那所谓的社会的“99%”，实际上几乎都是非阿联酋护照持有者，他们在国内政治中起不到任何作用。
浮动的中产阶级和食利的本地阶层
如此看来，如今的迪拜和一个世纪前几无二致，其本质依然是一个人来人往的集散地。它终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硬要将其想像成中国的香港、伦敦或纽约，是非常幼稚的。迪拜之所以欢迎资本主义与全球市场，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它承受不起宗教保守主义所带来的后果。穆罕默德酋长最近的电视演讲再次申明了迪拜对伊朗的态度：宗教信仰的争端不应阻碍经济的繁荣。
然而，在此肆意横行的消费主义浪潮却是潜在影响迪拜政治稳定的唯一隐患。迪拜本质上仍旧是一个食利国家。由于采用了治理公司的方式，这个国家充满了大量外来劳工与技术工人，而本地人则成为这个城市中最大的食利阶层。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缺少能力强的当地人，这个国家的官僚体制甚至是商业机构，都难以纯粹依靠本国人口运作。
尽管政府一直希望用训练有素的本地人代替外国中层管理人员，但本地人普遍缺乏的从业动力和职业技术成为一大障碍。这一问题令迪拜处于尴尬境地：大部分经济效益都是由这里的免税薪资和迷人生活吸引来的外国人所创造的。和其他的食利国家一样，迪拜为保护国家财富禁止接纳移民，这导致几乎所有专业人员—城市的中产阶级，成为了浮动人口。
在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下，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本地食利阶层构成了巨大的内销市场，但也迅速消化着内部资源。这座沙漠之城无法长久支撑持续增长的人口，食品和水质安全直接限制了城市未来发展。城市唯一的污水厂和脆弱的排水系统同样在人口增长下难以为继。
在气候环境和消费习惯影响下，大引擎SUV在本地市场广受欢迎，这样一来，即使具备充足石油储备也将面临跟不上内需市场脚步的窘境。这个城市的当务之急，就是其本身环境是否能承受已然超过200万并仍在不断增长的人口。
迪拜的奇迹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合作。迪拜的全球化政策实际上既在招揽世界，同时也使其成为通向中亚和南美的门户。但我们也无法期待迪拜成为一个完全的现代资本主义大都会。况且，它又何必如此？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暴露在同样的全球化资本、产品甚至思潮下，一切都趋向同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