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灯具文化源远流长，留下了大量精美的灯具，它们造型各异、千姿百态。每个时代的灯具都是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历代灯具中又以汉代为一个高峰，其种类之繁多、构思之新巧和数量之庞大均超越前代。
汉代灯具按造型可分为五种：器皿形灯，如豆形灯、鼎形灯；动物形灯，如凤鸟灯、龙形灯；人物形灯，如当户灯、人形吊灯；连枝灯，有三枝灯、十二枝灯等；红灯，著名的有长信宫灯、错银牛灯。五种类型灯具中又以连枝灯最为高大华丽，它做工精巧，造型独特，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也体现出了汉代独特的精神面貌。
一、汉代连枝灯概况
连枝灯又称多枝灯、树形灯，是一种立灯。其造型特色就是在灯柱上有规律地分层伸出多枚灯盏，数量从三个到二十九个不等：灯柱顶端通常置一个灯盘或附顶饰，灯柱下有底座。多个灯盏高低错落，井然有序又不流于死板，整个灯就如一颗繁茂的大树。
1 出土现状考
连枝灯出现于战国，盛行于汉代。现今出土的汉代连枝灯主要有：
西汉早期广西贵县罗泊湾九连枝青铜灯：通高85厘米、底径20厘米。整体类扶桑树形，主干为圆柱形，上细下粗，下端为宝瓶形，底座为覆盘形。主干分三层灯枝，每层三条。每枝顶端托一心状桑叶形灯盏，主干顶端置金鸟形灯盏。枝干的粗端刻有叉形符号，三层枝干从上往下长度渐长，形成互相错叠之势，宛若大树。九枝灯的干、枝、叶、金鸟分别铸造，用榫卯套扣合成一体，可自由装卸，制作精良。墓主身份高贵，为南越国桂林郡的最高官吏。
西汉晚期贵州赫章可乐墓两件青铜三枝灯：灯体为树枝状，底座托盘为平唇、侈口、浅腹、假圈足。圆柱状灯杆置于盘中央，分上、下两节，上细下粗，柱中三花瓣形插座分别插有弯曲方柱形枝，枝尖各承托圆盘形灯盏1个，连同中柱顶端的灯盏共4个，中柱承托者略大，其余3个大小相同。墓主身份应为西汉晚期的较富有汉族官吏。
以上两件灯为西汉时期的，而出土的东汉连枝灯数量更多。
东汉早期贵州兴仁县汉墓四枝青铜灯：通高96厘米、宽60厘米、底径34厘米。蟠龙座中心的玄武上托一屈膝而跪的裸体人形，头顶连枝灯：灯柱分上、中、下三段，中、下两段各作两条龙体盘旋，上段为椎形，一龙盘旋而上，顶端原承接灯盏，现已残。灯枝原共四件，现中段残一枝条。灯枝均从中、下段灯柱上的龙口曼出，作“S”形，而另一端为龙首，张口接纳灯盏。枝条上塑有鹦鹉、朱雀、乐人。灯盏作圆盘形，直壁、平底、三只蹄足，盘中有烛扦。墓主身份为较富有汉族。
东汉中期河南济源市桐花沟10号汉墓十三枝陶灯：通高110厘米、底径39厘米、座高32厘米、承盘口径19厘米。灯体色泽非常艳丽，不同的人物、动物施以不同色彩，以红、白、紫色为主，擎柄上有彩绘。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由一覆钵形底座通过中空短擎柄，连接一喇叭形承盘，底座上人物动物贴塑共28个（详见贴塑一节）。中层由一个承盘、一个擎柄、四个鹤形灯盏和四个羽人御龙饰件组成。承盘为平底、折腹、方唇、平折沿，沿面上挖有四个圆形竖向插孔，安插四枝弯曲向上的龙首灯枝，龙嘴上托鹤身灯盏：沿面下有四个横向插孔，安插了四个羽人御龙饰件。龙形饰件与灯盏间次分布。擎柄由龟座、长柄和上盘组成。擎柄中部的突棱上均匀安插四个鹤形灯盏。上层由承盘、擎柄、鹤形龙首灯盏，羽人御龙饰件及风形顶灯组成。上层承盘较中层的略小，上面间次安插四羽人御龙饰件和四鹤形龙首灯。承盘内为中空圆柱式擎柄，上承华冠垂缨、口含宝珠的凤形顶灯。
东汉中晚期洛阳涧西七里河汉墓十三枝陶灯：通高85厘米、柱高49厘米、直径6厘米。灯柱白地涂朱，墨绘连弧纹等图案。灯座为喇叭状，有动物人物贴塑共34个。灯座上放平底灯盘，盘沿上间次插有四个羽人御龙饰件和四个曲枝灯盏。盘中竖圆柱形灯柱，灯柱下为一龟，中间插有两层曲枝灯盏，每层四个，第一层较长。两层曲枝灯结构一样，曲枝接近灯柱部分都端坐一个两手平伸着且着红色短裤的羽人，另一端为圆盘灯盏。灯盏口沿外插火焰形花饰，灯盏下面的曲枝上有一柿蒂饰和一卧蝉。灯柱顶端置红色朱雀形圆灯盏一个。
东汉中晚期河南济源承留村汉墓二十九枝陶灯：通高142厘米，最宽处60厘米，底径41厘米，灯盏口径7.5厘米。白地涂朱。自下而上共分八节，第一节为覆钵形底座，圈足上人物动物贴塑共23个（详见贴塑一节）。第二、四、六节为形状、尺寸相同的浅腹圆盘，盘平沿上均匀分布8个小圆孔，插有“S”形实心泥条的灯枝，上托圆形灯盏。圆盘上置的灯柱，为三、五、七节，第三、五节中柱上下均呈喇叭口形，中部有竹节状突棱。第七节中柱较高，柱中腰沿插4灯盏。第八节为双盘豆形中心内灯盏。
东汉中晚期石家庄市城南庄汉墓三枝陶灯：通高40.5厘米。喇叭形灯座，圆柱状灯柄，灯柱中下部分出三个上竖灯枝，各托一小灯盏。灯盏上饰有二周细线纹，灯座上浮雕重叶纹、几何三角纹。墓主应为家中殷实者。
东汉晚期河南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十九枝陶灯：通高117厘米、底径33厘米。在泥质灰陶上通身敷白粉，支柱上有朱色彩绘。圆锥形中空底座表面有各种动物贴塑11个（详见贴塑一节）。底座上共分六层灯，每层有一个圆形灯盘，盘底周边开8个圆孔，独第四层灯盘有六个圆孔，各孔内分别插有龙头饰件和灯盏。较粗的中空灯柱外表有两道弦纹，顶端立一只昂首展翅欲飞的朱雀，雀背上另置一盏灯。
东汉晚期河北沙河兴固汉墓八枝陶灯：通高55厘米、底径20厘米、灯盏口径8厘米。喇叭状罔足，上镂刻弯月形饰和一周齿状纹饰。擎柄上交错伸出两层共8个小灯盏，每层4盏，作浅盘形。每盏灯盘的外侧和灯枝的根部都立一叶形饰。灯柱顶端置一大灯盏，灯盏口沿斜立三枚叶形饰。墓主的身份推断为豪强地主或地方官吏。
东汉晚期河北定县43号汉墓两件六枝陶灯：通高51厘米，灯盏直径8.5厘米。灰胎上施绿釉，喇叭状底座四侧各有一个弯月形孔。灯柱上分布上下两层灯盏，每层三个，加上顶端灯盏共七个。灯盏直沿平底，侧端有叶形遮光片。墓主为中山穆王刘畅。 此外，还有一些没有具体断代的连枝灯。
东汉洛阳烧沟汉墓十二枝铁灯：通高73厘米。圆钵形灯座中间立有细直灯杆，杆上向外伸出三层灯枝，每层四枝共十二个，灯枝弯曲呈“S”形。每枝枝头托一圆盘形灯盏，每盏灯的外沿还立有三片叶形装饰。在灯杆顶上站立一展翅仙鸟。墓主身份推断为一般官吏或其眷属。
东汉时期的北京平谷县九枝陶灯：通高65厘米，宽39厘米。胎质红色，通体施翠绿釉，主体似一株连理树。灯座呈喇叭形，在主体中心柱上，从三而共伸出九枝“S”形垂蔓，每蔓根部有一个三角形镂雕叶形装饰，顶端承托圆盘状灯盏，互相穿插成三个层次。顶端托一圆盘，上承一只鼓翼欲飞的瑞鸟。
山东禹城十二枝陶灯：通高59厘米。绿釉，喇叭状底座，灯柱上连接三层灯盏，每层四个，共十二枝，各灯盏互相交错。柱顶为一三足支撑的有空洞圆球状物，貌似熏炉。上立一鸟。
东汉时期的甘肃酒泉六枝青铜灯：通高116厘米。整个灯似树形，有四片枝叶上铸造方孔圆形钱币连续图案，故又称摇钱树形灯。灯座为圆弧形，弧面饰镂刻羊、马、鹿、大象等动物连续图案。灯柱上饰三层四出灯叶，每层四片。从下而上，第一层为四片厚叶，第二层有两片厚叶。六片厚叶造型相同，饰镂空鸟兽、人物、华盖连续图像，在叶端各置一灯盏，灯盏口沿饰一片小花叶。第二层有两片薄叶，叶脉下各饰七枚方孔圆形钱币连续图案，上部饰牵驼引凤、欢腾歌舞图案。第三层为四片薄叶，其中两片各镂刻两男子裸身抛矛、射箭于虎口穿过的图案；另两片各饰十枚方孔钱币连续图案。在三层枝叶间的柱杆上配饰三层菱形小叶，每层四片。柱顶置一灯盏，盏沿饰三片小花叶。每节及柱与叶、叶与盘之间皆有榫卯、榫口各异。
连枝灯在西汉时期多为铜制，到了东汉。数量大增，多数都是仿制铜连枝灯形貌的陶制明器，可见当时人们对这种形式的喜爱。其中又以洛阳涧西七里河汉墓十三枝灯和河南济源市桐花沟10号汉墓十三枝灯最为精美，造型极富节奏和韵律。
从地域分布来看，不仅遍布中原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各地区，连边远的甘肃、贵州，地处南越国的广西都包括在内，可见这种连枝形样式传播非常广泛。
2 外形及功用
（1）尺寸
几件金属连枝灯体形高大，高度都在1米左右。当时人们还保留着席地而坐的习俗，连枝灯的高度与人们跪坐在地上的高度大体相等，能恰到好处地发挥照明功能，相当于观在的落地台灯。
（2）贴塑
一些大型陶枝灯的底座上一般布有精美的贴塑。现例举一二详细说明：
河南济源市桐花沟10号汉墓十三枝灯底座上的人物、动物形象共28个，可分为上、中、下三组：最下一组共10个，沿底座的宽平沿环绕分布，有野猪2、奔兔1、猎犬1、山羊1、独角兽1、奔鹿3、斗兽人1。以戴红色高冠、赤裸上身的斗兽人为起始，左手伸向迎面奔来的独角兽，除山羊呈静态外，鹿、猪、兔、犬都作姿态各异的飞奔状。中组有10个动物：黑山羊4、豹子1、独角兽1、白鹿2、无角花斑鹿1、犬1。除3只山羊外，其余动物均作奔跑状，方向与下层一致。上组包括人俑2、狮子1、山雉3、猴子1和黑山羊1，共8个形象。动物均呈站、卧的静态，介于卧狮与卧羊之间的两个人呈坐姿，一人张口作呼喊状，一人似在双手击掌。
河南济源承留村汉墓二十九枝灯的底座贴塑共有26个，按突棱分为四层：自上数第一层贴塑6人，均戴三角状帽，其中一人倒立，一人扑蝉，两人捧桃，两人挽弓。第二层塑泥条博山2个，另有虎2、猿1、兔1，均作飞奔状。第三层贴塑山峰1座，并有鹿2、羊2、狐1、兔1，也作奔跑状。第四层贴塑狼3、猪2、獾1、鸡1，或奔或走，形态各异。
灯座应是象征群峰环绕的山峦，各种动物、人物穿梭于山林中，和博山炉的表现方法很像。且动物多是奔跑跳跃状，有飘然飞腾之感，整体表现的应不是普通的山林，而是仙山。
将灯座塑造成仙山状，也有技术层面的原因。出土的连枝灯中凡是底座有贴塑的，均是重心不宜稳固的陶灯，且高度大都超高1米，为了起到稳固灯柱的作用，必须要加大灯座的着地面积。而为了美化灯座，就在灯座上添加各种人物、动物的贴塑，营造成仙境的氛围，既解决了重力的问题，也和连枝灯表达出的神仙信仰浑然一体。
（3）透雕装饰
东汉时期，连枝灯的灯盏沿上或灯枝接近灯杆的部位出现了用来遮光的透雕装饰品，如河北定县43号汉墓的两件六枝灯，河北沙河兴固汉墓八枝灯，洛阳涧西七里河汉墓十三枝灯，北京平谷县九枝灯，甘肃酒泉六枝灯都有此种装饰。透雕饰件近似三角形，边线呈锯齿状，整体看上去很像燃烧的火苗，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火焰形饰，但还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叶形饰。这两种理解都很有道理，灯本来就是用火来照明，在灯枝上贴些火焰纹雕饰，仿佛熊熊的火焰跟灯光一起摇曳；而认为此雕饰是叶形的学者是注意到了连枝灯外形似树的特点，这种雕饰应该是“树”的“叶子”。
陶灯不如铜灯结实牢固，所以为了平稳重心要加粗灯杆，这样一来，铜枝灯那细细的灯杆就成了陶枝灯上粗壮的灯柱，“树”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为了更贴近树的形象，陶枝灯除了灯枝制作得更加弯曲，从铜枝灯的“L”形夸张成“C”、“S”形外，还在灯枝上加些鸟、蝉的形象，当然，加些叶形饰在上面更是顺理成章。小型陶枝灯没有那么复杂精巧，不在灯枝上塑鸟、蝉的形象，而只保留了象征树叶的雕饰。甘肃酒泉的六枝灯因为是青铜制造的，更加精细，其灯盏上的镂雕装饰已可看出是桃叶形。
因此这种三角形的透雕装饰品，应该是象征树叶的叶形饰，从而彰显连枝灯似树的外形特征。
（4）鸟的形象
多枝灯上反复出现鸟的形象。一种是出现在灯枝上，如贵州兴仁县汉墓四枝灯上的鹦鹉、河南济源市桐花沟10号汉墓十三枝灯上的鹤，这些鸟形是为了加强连枝灯似树的形象，
另一种是在灯柱顶端置一鸟或鸟形灯盏。这类的有广西贵县罗泊湾九连枝灯、洛阳涧西七里河汉墓十三枝灯、河南济源市桐花沟10号汉墓十三枝灯、河南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十九枝灯、洛阳烧沟汉墓十二枝灯、山东禹城十二枝灯、北京平谷县九枝灯。这种鸟被不同的学者认为是朱雀、凤鸟或金鸟，不管是哪一种，象征的都是太阳、光明，塑在灯顶上有“常明”的寓意。 （5）墓主身份和使用场合
连枝灯虽然盛行于汉代，但一般汉墓的陪葬品多数为剑、铜镜、熏炉，连枝灯出现的并不多。有连枝灯出土的汉墓，墓主身份不是达官显贵就是豪强地主，说明这种高大豪华的灯具是供上层社会享受的奢侈品，也许还有等级限制。《汉武帝内传》里曾写：“汉武祈王母于宫中，燃九光九微之灯。”汉武帝信奉神仙方术，当他祈求掌管不死药的西王母以得长生，表达自己崇高的礼遇时，燃的正是这种连枝灯，可见连枝灯的规格之高。
汉代点灯用的燃料多为动物的油脂，燃烧后会有没完全燃烧的碳粒子和燃烧后留下的灰烬随热气流挥发，使烟雾弥漫室内，所以才会出现釭灯这类环保灯。而连枝灯一点就是十几盏，产生的烟雾人如何受得了？说明多枝灯应该不是用于日常生活中，而是观赏乐舞或宴饮这种大场合才应用的。
在洛阳涧西七里河汉墓发现十三枝灯时，还有百戏俑围绕陶灯形成一半圆圈，这些舞蹈、杂技、乐队和多枝灯应该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主人在华灯高照下一边宴饮一边欣赏乐舞杂技，这应该就是当时真实的生活场景。而且观看乐舞、宴饮时都会在开阔的场地，连枝灯产生的烟雾也就易于消散了。
（6）与摇钱树的关系
甘肃酒泉出土的六枝灯，四片枝叶上铸造方孔圆形钱币连续图案，所以又称摇钱树形灯，与东汉时期四川一带流行的一种铜制明器摇钱树十分相像。摇钱树的造型应该是受到早就出现的连枝灯的影响，而摇钱树上的图案又反过来影响了连枝灯，两者关系密切。
二、连枝灯的兴盛原因和思想观念考
连枝灯在汉代的盛行脱不开独特的社会背景，它身上也深深烙下了汉代独特的思想观念。
1 神仙信仰
汉代的“大传统”（上层知识阶级的精英文化）是儒家、道家思想，汉代的“小传统”（一般人民的通俗文化）是阴阳五行、神仙方术、谶纬观念。连枝灯上就浓缩了汉人普遍信仰的道家神仙方术。
连枝灯状如树形，象征的是扶桑、建木、寻木这类神树，而且很有可能就是扶桑。因为在神话中，扶桑是太阳柄息的地力。《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楚辞·九歌·东君》：“暾将出兮尔方，照吾槛兮扶桑。”
广西贵县罗泊湾的九枝灯。就正好是九枝在下，一枝在上，而且灯盏是扶桑叶形，主干顶上还有象征太阳的金鸟，其所表现的应该就是扶桑树。其他连枝灯虽然不是九枝，但大多数顶上都有象征太阳的鸟，太阳和鸟都是带来光明的，将树形的连枝灯和跟太阳关系最密切的扶桑联系起来，应该能说通的。
连枝灯除了和光明有关，表达了汉人希望“常明”的愿望，树本身冬凋春荣、生生不息的特性正是汉人追求的长生不死，所以树形的连枝灯还寄托了汉人祈求长生的希望。
神树还能上通天庭，用树形的连枝灯来作明器，可能还有将其作为天梯，把墓主灵魂引上仙界的作用。有些连枝灯上添加羽人御龙的饰件，而羽人正是在汉代神仙信仰中负责接引升天的使者。
汉人给灯枝上加鸟雀、蝉、花叶等装饰物，以凸显出似树的外形。如果说战国时期把连枝灯设计成树形是纯粹为了美观，是无意的，那汉人就是有意为之的，因为树形灯能承载他们追求光明、长生、升天的愿望。
2 厚葬风气
连枝灯的盛行除了和道家思想、神仙方术有关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汉代开始出现空前绝后的厚葬风气。
董仲舒把孝悌观念上升到了理论高度，统治者提倡孝道、褒奖孝行，孝悌的观念已经渗透到统治政策中：把孝悌引入教育、取仕，甚至纳入法律。而厚葬就是孝悌最直接的体现，为了展现自己的孝道，人们极尽所能地装饰先人的坟墓，所以很多大型精美的连枝灯作为明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连枝灯的历史流变考
连枝灯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在汉代盛行，后来慢慢消失，为了更好地理解汉代连枝灯，还要再关注一下它的历史流变。
1 连枝灯的发展变化
战国时期的连枝灯以1977年出土于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1号墓的十五连盏灯为代表。灯为青铜制，通高82.9厘米，整体像一棵繁茂的大树。灯座为圆形，饰镂空蟠螭纹，下立三只双身虎形足，虎口衔穿索环。灯座中间树一插空以置八节灯架，每节接口处以扁、方、三角形等不同的子母扣套合，便于拆装。除最上一节托一只灯盏外，其余七节每节左右伸出两盏灯，共十五盏。灯枝为纽弓形，每层都不重叠，错落有致。枝上群猴嬉戏，鸟儿啼鸣，同一层上的两个形象相同。灯架顶端有一游龙向上蜿蜒攀登。灯座上还有两个上身裸露下穿短裳的家奴在抛食戏猴。整盏灯造型生动活泼，设计构思奇特，妙趣横生。
秦朝没有出土连枝灯的实物，但汉刘歆的《西京杂记》卷三里记载：“高祖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尤其惊异者，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从文献中可窥见皇室连枝灯的豪华。
汉朝的铜枝灯明显是继承了战国十五连盏灯的风格，尤其是贵州兴仁县的连枝灯，其灯杆上部向上盘旋的游龙和灯座的蟠龙，简直和十五连盏灯如出一辙。
但在精神内涵上，两朝就有了明显的分别。战国连枝灯体现的是浓郁的生活气息，那时候青铜器刚打破了商周时礼器的静穆庄重，正是表现个性思想、人间情趣的时候。像十五连盏灯里的喂猴场面：树下那两个赤裸卜身的家奴，仰面望树，一手搂着果子，另一手拿果向上抛食戏猴。第二层灯枝上的两个小猴子，单臂挂树，全身悬空下望抛果人，伸另一臂接果。人和猴一呼一应，将小猴贪吃的急切心情描绘得生趣盎然，妙不可言。
而汉代的连枝灯没有了人与自然其乐融融的情景，体现出的是神仙信仰的宗教色彩。灯身是祈求长生升仙的神树，灯座是神禽异兽徜徉其间的仙山，人们只是想借助这些动物达到自己长生不死、白日飞仙的目的。
紧承汉朝的晋代，还有连枝灯的身影。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西晋墓出土了两件铜连枝灯（此墓原定为东汉，现已改定为西晋时期），一件是十二枝，一件是十三枝，形貌和东汉甘肃酒泉的六枝灯很像，灯枝都是镂空雕刻的叶片形，不同的是西晋的两件连枝灯连灯杆也是镂空雕刻的片状：
1958年在南京蒋王庙还出土了一件东晋时期的铜三枝灯。灯座的浅盘宛如荷叶大张，中间立一枝挺拔如荷梗的灯柱，顶端置一荷花形灯盏，中部左有伸出两曲枝，亦各托一荷花形灯盏。
这时连枝灯的形貌基本还延续汉代的造型特点，但随着佛教的盛行，汉连枝灯中“树”的元素已被佛教的“荷”所取代。
到了南北朝，瓷器大兴，瓷灯取代了造价高昂的铜灯和粗糙的陶灯，燃料也由油脂变成了蜡烛，烛台渐渐取代了灯盏的位置。
再往后，唐代的大型灯轮，宋代的多枝灯檠应该都是多枝灯样式的延续，但作为独立的灯的样式的连枝灯，已经消失了。
2 连枝灯的消亡
连枝灯在汉代很受欢迎，但其衰落的趋势在汉术也已体现出来。河北定县43号汉墓的墓主为中山穆王刘畅，其身份不可谓不高贵，但作为陪葬的连枝灯不仅是陶制，而且只高51厘米，造型简单，与早先1米左右的大型精美的连枝灯不可同日而语。这说明人们已经不在此形式的灯上花费过多精力、财力了。
没有了汉人浓厚的神仙信仰，却有了形制更加高大、使用更加方便的灯轮、灯檠，工艺制作复杂、使用范围狭窄的连枝灯逐渐消失也就在所难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