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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的犹太工人运动:犹太青年与英国青年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3-30 04:48:51 点击:

      【内容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犹太人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开始崭露头角,并具体表现为工人激进组织的出现和工会运动的开展等。犹太工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犹太族群内部的阶级斗争,并且与同期的非犹太工人运动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英国犹太人积极参与英国大众政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东欧犹太移民在维护自身利益和表达政治意愿方面开始英国化的过程。
      【关 键 词】英国;犹太人;工人运动;大众政治。
      【作者简介】王本立,历史学博士,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国史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犹太人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开始崭露头角,并具体表现为工人激进组织的出现和工会运动的开展等。这些情况的出现,与1881年至1914年期间涌入并定居英国的大约十五万东欧犹太移民有着莫大的关系。一方面,以贫民为主的东欧犹太移民给原本只有六万人的英国犹太族群带来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为大众政治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阶级基础。另一方面,一些移民知识分子给英国犹太族群带来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激进思潮,并且在组织工人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血汗工场的恶劣条件和待遇、同期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等,都不同程度地刺激了犹太工人运动的发展。
      一、运动的背景
      在1870年以前,英国犹太人当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仅有的工业劳动者是些荷兰裔的雪茄和香烟制造者。在当时,英国犹太人也基本上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而且,在英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如欧文主义运动和宪章主义运动中,都没有犹太人参预[1]。1857-1858年,伦敦的荷兰裔犹太雪茄工人曾就收入问题发动过集体罢工。这是英国犹太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次罢工。不过,犹太工人运动的新气象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血汗工场的扩张而逐渐出现的。1872年,第一个犹太工人激进组织产生,它是地处伦敦东区白色教堂区的立陶宛移民成衣工工会,其发起者为移居英国不久的路易·史密斯。此人曾在沙俄接受过政治教育,并且参与过1863年波兰起义和1871年巴黎起义。该工会共吸纳过七十二名成员,但仅隔几个星期就解体了。第二个犹太工人激进组织为出现于1876年的伦敦希伯来社会主义者协会,由一年前作为沙俄政治逃犯来到英国的阿伦·利伯曼发起。但他是一个不肯妥协的理想主义者,这种性格特点于自己的事业有害无益。因此,这个组织也是昙花一现,只维持了大约半年时间,就于当年年底解体了[2]。1879年,利伯曼又创建了犹太工人福利与教育协会,但无任何影响。1880年,他因严重的单相思病,自杀于纽约。整体看来,利伯曼的社会主义行为,在英国犹太族群中广受非议,不受欢迎[3]。
      这些组织的命运之所以如此短促,主要是因为它们生不逢时。以伦敦希伯来社会主义者协会为例,致使其迅速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英国犹太领导层的压制、雇主们对协会成员的经济威胁以及保守主义伴随着狄斯累利东方政策的成功而盛行一时等。该协会的一位领导就曾这样说过,在当时,他们这些社会主义者“在这座城市里受到普遍憎恨”。假如利伯曼十年后才来到这里,其作用和影响将大为不同。即便如此,该协会还是以不足四十人的规模,在其相当短促的存在时间里,公开反对社团权威、鼓动犹太人接受社会主义、提倡十小时最长工作日,制造了相当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在英国犹太工运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是因为,它不仅是英国的第一个犹太社会主义协会,而且组织了首批犹太工人集会,出版了作为第一份犹太社会主义杂志的《真理》。此外,由它发起的成衣工工会也一度吸纳了三百名成员[4]。所有这些,可以说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特别是伦敦犹太工人运动的一场预演。
      二、运动的开展
      19世纪80年代以后,激进思潮在各犹太中心传播的机会大大增加了。东欧犹太移民的大量涌入,给他们所到之处带去了犹太无产阶级。生活的极度贫困和工作的极度劳累,使他们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同时,一位口才极好的社会主义宣传家、化名为莫利斯·温切夫斯基、曾是利伯曼门徒的东欧移民也来到了伦敦东区[5]。为了宣传社会主义,他先后创办了两份意第绪语报纸。1884年7月25日,他和他的一位朋友在伦敦创办了第一份意第绪语社会主义报纸,名为《小波兰犹太人》。温切夫斯基原指望它推广一种不迎合锡安主义、正统派犹太教和英国犹太领导层的社会主义。可是,他的朋友却不但接受宗教广告,而且接受明确反对社会主义的塞缪尔·蒙塔古的选举广告。温切夫斯基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价值的妥协和对办报宗旨的亵渎,于是另起炉灶,于1885年7月另行创办《工人之友》,目的是“在犹太工人中间传播真正的社会主义”。该报起初为月刊,从1886年12月起变为周刊。在创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一直是英国最重要的意第绪语社会主义报纸,不仅宣扬扫除现存秩序、包括各种形式的宗教的思想,而且倡导激进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目标下达成联合与团结。不过,在英国,这种团结与激进社会主义的目标一样,是不可指望的。倒是在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争夺《工人之友》的斗争中,前者落败,使该报于1891年春落入了后者手中。温切夫斯基很快又创办了一份对抗性的报纸,名曰《自由世界》,继续致力于鼓动“激烈的社会革命”。但是,这份报纸办得并不成功,一年后就停刊了。1894年,壮志未酬的温切夫斯基步史密斯、利伯曼和许多移民精英分子的后尘,去美国寻求自己的理想[6]。激进思潮在英国犹太人中间的传播也因此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
      在激进思潮竞相传播的同时,一些激进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1884年,伦敦犹太人率先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团体,即犹太社会主义者协会。它后来在伯纳街创建了国际工人教育俱乐部,通常被称为伯纳街俱乐部。1886年6月,该俱乐部接管了《工人之友》,并成为所有伦敦移民激进分子的聚会地和工运中心。而且,类似的俱乐部在曼彻斯特、利兹、利物浦、赫尔、格拉斯哥等地建立起来。这些俱乐部促使犹太工会组织纷纷建立,也使犹太工人与英国社会主义者建立了最初的联系。从而,犹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各地纷纷建立,并于1905年9月建成附属于社会民主主义同盟的犹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联盟[7]。这些组织的建立,为犹太移民工人投身英国工人运动的主流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与此同时,各种犹太工会组织也相继成立。据统计,1896年,仅伦敦就有十三个犹太工会。到1902年,又上升为三十二个[8]。此外,还有许多人加入了一些现成的非犹太工会或它们的犹太分工会。   不过,伯纳街俱乐部几乎未做把犹太工联主义运动转化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努力。犹太移民在生计方面太忙太累,也无心于此。后来,伦敦的犹太社会主义者领袖一个接一个去了纽约,留下来的多转化为锡安主义者。1891年,伯纳街俱乐部也转化为无政府主义组织。至此,英国犹太人的非锡安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终结。犹太社会主义的前景只能依赖于工联主义或国家主义[9]。在1914年之前,犹太社会主义依然相当嫩弱。犹太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很少。如1907年的伦敦,在十三万犹太人当中,仅有二百名社会主义者[10]。
      随着激进思潮的传播和各种组织的建立,犹太工人的罢工活动也相继出现。1885年4月,利兹的犹太裁缝工人行业协会发起为期两星期的罢工,迫使工场主做了削减一小时工作时间的让步。1888年,它又发动一次罢工,不过被资方成功化解,其自身也随之解体了[11]。
      伦敦的犹太工人运动在1889年8月出现过一次高潮,其基本标志是伦敦东区犹太成衣工万人大罢工。罢工者来自三个犹太成衣工工会组织,它们分别是,机械操作工工会、熨衣工工会和成衣工混合协会[12]。这次罢工的出现很突然。临时拼凑起来的罢工委员会向资方提出了以下一些要求:日工作时间由十八小时缩减为十二小时,并且包括正餐和茶点时间;所有用餐改在工作场所以外进行;按工会费价格付给官方承包商酬金;业余时间不再在家里加班干活等。这场罢工在维持六个星期之后,经过仲裁,劳资双方达成一项协议,罢工者的上述要求基本得到满足。不过,作为交换,罢工者也答应在一年内不提加薪要求。受这次罢工的影响,曼彻斯特的犹太工人也于当年发动了一次罢工,并取得类似的胜利。不过,没过多久,罢工者在劳资斗争中又处于下风,这两次胜利也很快化为泡影[13]。
      三、运动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工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犹太族群内部的阶级斗争,或英国本土犹太精英与东欧犹太移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是因为,一方面,以移民为主的犹太工人几乎总是受雇于以本土犹太人为主的犹太工场主,犹太工人运动也很自然地往往以反对犹太工场主乃至犹太族群领导层的姿态出现。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切身利益,也为了树立和维护犹太人的良好公民形象,犹太工场主和族群领导层总是想方设法压制激进思想的传播、激进组织的建立和罢工运动的开展。
      例如,早在1876年,利兹成立了犹太裁缝工人行业协会,其成员大多受雇于犹太雇主。由于激烈的同业竞争,工厂法在这里根本未受重视,也未引起成员注意。但随着移民的涌入,行业协会开始发起反抗[14],直到后来相继发生罢工运动。在伦敦,随着1883年夏天一家成衣工工会的成立和翌年一个具有针对性的犹太雇主联合体的成立,在伦敦犹太社团内部阶级斗争信号增强的情况下,《犹太纪事报》敦促犹太人监护委员会先发制人,促进非社会主义工会的建立。于是,在80-90年代,迎合有固定工作者的需要、无法充当劳资谈判武器的互助会纷纷成立。至1901年,仅伦敦就有不少于一百七十六个的互助会,全国的数量则达到了二百七十个[15]。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真正对犹太工人运动构成伤害的,是犹太工人与犹太族群领导之间的不和。犹太工人运动的最大敌人并非英国工人,而是犹太族群的领导们[16]。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工人运动与同期的非犹太工人运动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诚然,由于犹太工人基本上是新近来到英国的东欧移民,并且被普遍视为非犹太工人在职业方面的有力竞争者,犹太工人与非犹太工人之间存在着不小的矛盾。但是,工会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同业罢工的发动却往往需要他们团结协作。因此,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尽管犹太工人和非犹太工人谈不上有多团结,但他们在工运方面各种形式的合作还是呈增加趋势。
      由于在发动和组织犹太工人方面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英国的工联主义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犹太人是不大热心也不成功的工联主义者,因为他们强调个人主义,纪律性也极差。事实上,如果说犹太工人真的对工联主义不像其他人那样热心的话,其原因也并不在此,而在于他们主要在血汗工场就业。因为,血汗工场的小规模和分散性客观上限制了他们在组织方面的更大作为[17]。而且,许多事实表明,只要存在实际需要,犹太工人不仅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组织起来,而且能够与非犹太工人实现很好的协作。比如,在犹太工运基础最为雄厚的利兹,自1876年利兹犹太成衣工协会创建以后,犹太工会组织不仅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与非犹太工会组织携手并进,逐渐融入了当地更高一级的工会组织。虽然英国工联并未支持1885年罢工,但非犹太社会主义者已经对利兹犹太无产阶级发生了兴趣。此后,工联的一些重要成员对利兹的工作给予了不少支持[18]。
      和利兹的情形一样,曼彻斯特的犹太工人组织与当地的非犹太工人组织有着较好的协作关系。例如,1889年,他们在当地建立了全国香烟工人和烟草切割工人工会的犹太分工会。与上述两地相比,伦敦犹太工人运动与非犹太工人运动之间的协作关系并不密切[19]。不过,这或许只能说明,伦敦的情况更为复杂。而且,事实上即使是在伦敦,犹太工人与非犹太工人也有许多相当成功的合作。比如,在1889年犹太成衣工万人大罢工期间,非犹太的码头工人、西伦敦成衣工、社会民主同盟以及社会主义者联盟等,都对罢工给予了大力支持[20]。更不必说,伦敦的非犹太工人特别是成衣工们,在组织和吸收犹太工人方面不仅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而且不乏收获。就连对移民抱有极大偏见的制靴制鞋业工人,也曾于1904年把犹太同行成功地纳入了自己的组织。因此,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伦敦到地方,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在工运方面的合作不仅不乏其例,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21]。
      以上表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犹太人不仅积极参与了英国的大众政治,而且成为其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而在犹太人逐渐活跃于英国大众政治舞台这一表象的背后,是诸多东欧犹太移民从不受欢迎者逐渐被英国工人认同和接纳并且逐渐学会借助并运用英式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来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因此可以说,英国犹太人积极参与英国大众政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东欧犹太移民在维护自身利益和表达政治意愿方面开始英国化的过程。
      [本文得到江苏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SJB770006)的资助]
      注释:
      [1][3][5][7][9][10][11][14][18] Alderman, Geoffrey,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British Politics, p47, p49, pp54-55, pp56-57, pp57-58, p64, p61, p60, p6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2][17][19] Endelman, Todd M., The Jews of Britain, 1656 to 2000, pp136-137, p139, p137-13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4][6][8][15] Alderman, Geoffrey, Modern British Jewry, pp170-172, pp176-178, p182, p176,pp179-18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12][16][20][21] Schmiechen, James A., Sweated Industries and Sweated Labour: The London Clothing Trades, 1860-1914, p109, p113, p110, pp107-108,p113, London and Canberra: Croom Helm, 1984.
      [13] Pilzer, Jay M., “The Jews and the Great ‘Sweated Labor’ Debate: 1882-1892”, Jewish Social Studies, pp267-268, Volume 41, Issue 3/4, Summer/Fall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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