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刻铜文房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有几位重要人物是无法回避的，他们是陈寅生、陈师曾、姚华、章浩如、张樾丞、张寿丞、姚锡久与孙华堂。正是在他们的引领下，刻铜文房的制作、使用先后达到了两个高峰时期。通过对他们的研究与介绍，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握刻铜文房在艺术上的发展脉络与特征，对于我们鉴赏这类艺术品大有裨益。
陈寅生
中国文人重术轻艺的传统，使他们不屑记述“下层”手工艺人及其技艺。陈寅生之所以史上留名，有赖于他的秀才身分和文人修养，加之其落款“寅生刻”的文房作品确实精妙，所谓人以物贵，总算在一些史料中留下了关于他的只言片语。
关于陈寅生的生平，刻铜艺术研究专家周继烈先生在查阅、核实了大量相关资料后，在其所著《铜匣古韵——墨盒收藏》中曾有详细介绍，兹不妨引用归纳如下：
陈寅生生于1830年，卒于民国初年。北京人，名麟炳，室名申斋、荒原寓舍。秀才出身，精于书法篆刻、诗文曲赋、装裱鉴古，且通医术。与军机大臣潘祖荫、内阁中书鲍康、进士龚心铭等人有交谊。于铜墨盒上自书自刻诗文、花鸟山水、人物，赏心悦目，为时人所重。同治初年，于京都琉璃厂开设万丰斋墨盒店，专业刻铜半个世纪之久，实乃清代刻铜艺人翘楚。
结合实物资料看，陈寅生独立开店前，曾为琉璃厂的松竹斋等南纸店、文具店甚至铜锡店刻过铜墨盒、铜烟膏盒、铜水烟袋、铜茶盘等。后来，由于他刻的墨盒销路极佳，便在琉璃厂开设了万丰斋墨盒店，专业刻制、销售铜墨盒，同时仍在其他店铺中挂笔单，接受墨盒的订制。
在书法上，虽然陈寅生“诸体皆精”，但我们如今看到最多的、最能体现他的刻铜作品风格的，当属行书。我们知道，要写得一手漂亮的行书，首先须具备扎实的楷书基础，而这正是被谢崧岱赞誉为“工书”的陈寅生所擅长的。我们观看陈寅生写刻的《兰亭序》等作品，可以体味到，由于他是“自写自刻”，整个过程一气呵成，透过流畅自如的雕刻线条，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出笔锋的转折流走与提按起伏的变化，这种虽刻犹写的技艺，正是刻铜艺术的魅力所在。
与同光年间其他工匠的技法一样，陈寅生的刻铜绘画作品也是采用线刻技法，效果很像现代兼工带写的钢笔画。题材上有仕女、山水、清供等，虽然也很清雅隽美，但却不似他的书法作品那般出彩。
陈寅生之所以以刻铜绝技名闻天下，除了他的技艺确实高超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闻名遐迩的琉璃厂开设了专营刻铜墨盒的万丰斋，且自同治初年至宣统年间执刀不辍达半个世纪之久，各地文人学子来到琉璃厂，除了要买松竹斋的笺纸、清秘阁的八宝印泥，还要到万丰斋买那上面落款“寅生刻”“寅生铁笔”的刻铜墨盒，几十年间，“寅生”的名字不知伴着多少文人学子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窗前灯下的书卷岁月。
由于陈寅生的作品销路很好，当时便有了仿冒“寅生刻”落款的刻铜文房的制作。但是，由于陈寅生是“自书自刻”，二者皆精，而仿刻者难以做到二者兼顾，破绽难免，今日收藏者面对旧物旧工的寅生款作品，不可不察。
客观地讲，陈寅生在刻铜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他的书刻文字作品，其所刻人物、山水的艺术水平却略逊于长于镌刻人物的竹庵、笏臣，善刻山水的濮又翎、韩子固等高手。观赏这些高手的作品，可知他们的绘画在构图与技法上深得传统画谱神韵，书法功底深厚，刻技亦深得篆法精髓，想来也是如寅生那样富有学养的文人，只是他们或自己并未开设店铺，难以彰名；或刻铜时间没有寅生持续的那样长久；甚或仅以偶涉刻铜为乐事，而非以此为业者。故这些人的作品流布不广，名声自然不若寅生隆盛，然技艺水平实不在寅生之下。收藏者在研究、收藏寅生作品的同时，更应关注这些人的作品。
陈师曾
陈师曾（1876-1923）并不是最早与刻铜艺人合作制作刻铜文房的民国画家，但他与姚华却是对此项技艺最为热心、也是提供亲笔画稿最多的画家。在介绍陈师曾与刻铜文房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位画家的生平和主要艺术成就与特点，这对于我们欣赏、鉴别他的刻铜艺术品大有裨益。
陈师曾，名衡恪，号槐堂，别署朽道人或朽者，江西修水县人。出身官僚世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陈三立，号伯严，又号散原，清进士，著名诗人，曾任吏部主事。弟陈寅恪，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历史学家。
陈师曾6岁开始习画，及长即师从尹和伯学画，从周大烈学文学，从范仲霖学汉隶、魏碑及楷书，继从岳父范肯堂学行书。后东渡日本留学8年，与鲁迅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回国后，从事美术教育，并师从吴昌硕等精研书画。1913年受教育部之聘，赴北京从事图书编辑工作。1923年赴南京为继母奔丧，罹病而逝。在京10年间，也是他在艺术上最有建树的时期。
深厚的家学濡养和赴日留学的经历，构成了陈师曾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开阔的美术视野。艺术成就极高的陈师曾在当时的北京画坛，很快成为一位公认的领军级人物。时人黄浚在其所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记述到：“至（民国）五六年间，陈师曾肆力于画，笔力高古，为一时推重。其人温雅而有特行，友朋星聚，姚茫父、王梦白、陈半丁、齐白石，最数往还。而金北楼、周养安、凌直支、颜韵伯、肖谦中、罗复堪、凌宴池，次之。汤定之、汪慎生亦偶来。其时肖 泉与谦中并称二肖，拱北长于细笔，仿宋逼真，梦白写生近新罗，半丁博而精，白石草虫绝代，韵伯规模宋人，胆手壮劲，然皆善师曾。师曾以癸亥病没金陵，自后十年间，画家派别分歧，诸子亦风流云散。”从其它相关记载中，我们发现陈师曾还与鲁迅、梁启超、蔡元培、李叔同、黄宾虹等人交往甚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术活动家。至于其劝勉白石老人衰年变法，使其终成一代宗师；发现、提掖少年才俊的徐悲鸿的佳话，则已广为人知。
作为一位美术教育家，几乎北京所有与美术有关的大学、师范、专科学校都曾争相请他任教，如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等。他的学生盈门，王雪涛、王子云、李苦禅、刘开渠、俞剑华、苏吉亨、高希舜、江南苹等均为授课门生。1918年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时，陈师曾也是倡导者之一。 由于陈师曾的国学基础深厚渊博，所以他能融书画篆刻于一炉。陈师曾作画讲创造，重生动，求意趣。他的许多写生小品，尤其是庭院园林小景，意趣盎然，都是从生活中写生得来。他的山水画既重视传统技法，又学而能变，用笔萧疏，意境旷远。他的花鸟画，近学吴昌硕，远师徐渭、陈淳、扬州八怪，长于大写意笔法，笔势雄强而不枯，水墨华滋而和法理。善绘四君子，以梅花最精，偶作博古清供图，荔枝、芭蕉、水仙、玉簪、芙蓉等也不乏精彩之作。他的人物画带有速写和漫画的情趣。他敢于突破陈习，以传统笔墨反映现实生活，代表性的如《北京风俗画》，生动地表现了旧社会劳动大众的苦难生活，耐人寻味。他的书法篆刻脱胎于金石学传统，纯朴含蓄，自然率意。
20世纪20年代前后，是中国社会新旧文化、东西文化剧烈冲撞时期，中国画坛的争论也是众说纷纭。面对“全盘西化”的思潮，陈师曾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中国画是进步的》《文人画之价值》等具有深远影响的论著，批驳民族虚无主义论调，反对全盘西化，倡导“以本国之画为主体”，汇通西法，发展中国画。他提出发展文人画，并力图为文人画注入新的生机。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他概括地说“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研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思想，此之所谓文人画”，进而阐述了“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有四者乃能完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绘画独到而深刻的理解，以及他自己在艺术上的不懈追求。
陈师曾的著作包括《清代山水画之派别》《清代花卉之派别》《绘画源于实用说》《陈朽画册》《文人画之价值》《中国文人画之研究》《陈师曾遗墨集》《陈师曾遗诗》《染仓室印集》《染仓室印存》《槐堂诗抄》《不朽录》《中国绘画史》等。
可以说，中国近代美术史上，陈师曾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和启蒙者。可惜在其艺术风格趋于成熟之际，便英年早逝了。
那么，这位极富才情的大画家是如何与刻铜文房结缘的呢？
其时，对于书画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陈师曾曾有《绘画原于实用说》专文论述，指出绘画艺术“并非徒供赏玩，而以空画独立者，乃附之于实器，用为美观，其主要目的则在切于实用也。”因此把绘画附属于日用品上作为装饰，在陈师曾看来，是很合乎情理和值得提倡的事。当然，亲眼看着自己的一幅小品，在工匠刻刀的铿锵进奏中，奇迹般地演变成另一种颇堪玩味的实用艺术品，又何尝不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呢？一件新的作品诞生后，画家和刻铜艺人们往往会在其上敷纸捶拓，很快，一张泛着墨香的拓片便完成了。这些拓片或被他们装裱在册页里，留以自赏，或被转送同好展玩。有幸存留至今者，被后人集结成书出版，亦是一段文坛佳话。
当时，在那些崇尚名砚古墨的守旧派文人墨客的眼中，铜墨盒一类的刻铜文房还是他们不屑一顾的“小儿科”玩意，而陈师曾、姚华、章浩如等人却乐于引刻铜艺人为友，饶有兴致地与他们合作，极大地提升了刻铜文房的艺术品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师曾等人敢于冲破藩篱、特立独行的艺术品格。除了画墨盒、镇尺外，他们还为笺版刻工张启和等人提供信笺画稿。下面是陈师曾之子陈封雄先生以《陈师曾的画铜艺术》为题，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通过它，我们可以真切地了解陈师曾参与刻铜文房制作的一些片段：
先父陈师曾于民初来北京定居后，便成为琉璃厂那条街的常客。除在画店寄售他的国画作品或物色历代小文物外，就是会晤美术界朋友，其中包括具有才艺的商店老板，例如琉璃厂西头路南专营铜质文具的“同古堂”主人张樾臣、张寿臣兄弟就是先父的熟友。
我随先父到那个只有一间门面的同古堂去过几次。那时我年幼，现在只依稀记得那个店的后半部分是作坊。先父去了就直接到后面找张老板。作坊案子上摆着许多新制成的光板白铜墨盒和铜尺，上面已经均匀地涂了一层细白粉，等待书画家动笔。先父挑选了中意的墨盒或铜尺后，便在上面作画。通常都是画他最擅长的竹、梅、菊。有时墨盒体积较大（现从所遗拓本中发现有一个圆墨盒盖的直径达21厘米），便勾勒一幅线条较繁的山水画。先父在铜件上创作的画都由张樾臣亲自奏刀，因为他的刻工最精，对先父的绘画体会最深，所以刻出来的作品与原作不爽毫厘，能将先父的绘画风格完全表现出来。
因先父在国画界享有盛名，所以同古堂极欢迎先父去作画。它所售刻有先父画作的墨盒等物虽然价格稍昂，但销路甚佳。
同古堂所制作的墨盒形状多样，除长方和方形外，尚有圆形、扇形、桃形、双菱形、八角形等，上面刻着简而精的图案，以绿色胶泥填充，便成为一件赏心悦目而且实用的艺术品。
与刻铜专家合作，在铜墨盒上作画是先父极感兴趣的艺术生活一部分。每次他到同古堂小坐，总要留下三五幅画。不足十年，同古堂张氏兄弟大概雕刻了上千件先父的作品……
199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将陈封雄先生珍藏的陈师曾写绘刻铜墨盒、刻铜镇尺拓片结集出版，名为《陈师曾画铜》，使后人得以从另一个角度观赏这些艺术珍品。
陈师曾亲笔画在素面铜板上的作品，通过刻铜艺人对它们准确深刻的理解，以及在镌刻上“不爽毫厘”的技艺精湛的二次创作过程，已经从单纯的平面书画演绎成为一种具有金石韵味的独特的刻铜艺术品，其艺术内涵较之平面书画，自然更加丰富，这也是诸多书画家乐此不疲的原因所在。
从陈师曾所绘刻铜文房拓片中，我们会发现，除了一些上面有“某某我兄属画师曾”“某某兄雅属衡恪”等明显是陈师曾为亲朋所作的外，他在许多作品上也都亲笔替赠送者和受赠者题款，或者替使用者题上名款，如“庸轩先生雅赏刘汝霖赠”“少堂先生清赏丽云敬赠”“腾溪二兄先生清赏弟邦造敬赠”“明远宝用”等，显然，就像在书画店挂笔单一样，这些作品是顾客在店铺中事先订购，指名道姓请他写绘的。不过，陈师曾、姚华等人为店铺书绘刻铜画稿，是分文不取的。
还有一些作品是陈师曾和姚华、杨千里等书画家合作的，如一幅陈师曾所绘《茅庵图》上，他自题“放浪中年意不谐，闭门诗话胜长斋。神皋满目摇风雨，稳结茅庵何处佳”。姚华在上面补题“林木萧疏岩清瘦，安得此境一息尘劳”。并注明此作品是“尧承（即同古堂店主张樾丞——笔者注）属师曾画，茫父题记”。由此可见，画家对刻铜艺事是极感兴趣和极为认真的。 虽然今天我们已无从知道当初在琉璃厂的店铺里，陈师曾、姚华等人是如何就刻铜艺事与刻铜艺人交流的，但我们从王世襄先生所著《自珍集》中回忆其舅父、画家金城与竹刻艺人的合作往事中或许有所启示：“北楼（金城字——笔者注）先生为竹刻作画，每告刻者曰：某处当浅刻，某处宜深刻，某处可留青，某处用浮雕。盖未画之先，腹稿已完成全图设计。其要旨在集不同刀法于一器，藉以丰富其表现力。”由此看来，一件艺术水平极高的刻铜艺术品，应该是书画家与刻铜高手相互沟通、神志暗合的产物。
陈封雄先生在文中谈到陈师曾为同古堂亲笔画了不下千件作品，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如果再算上他为荣宝斋、清秘阁等店铺亲笔所画的刻铜文房，当时的总数量应该更多一些。可惜的是，历经沧桑与劫难，目前我们已知被收藏者珍藏的陈师曾亲笔写绘刻铜文房，总数不超过20件，这个数量与存世的陈师曾书画作品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由此可见它们是何其珍贵！
陈师曾在其所著《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中，对于文人画的表现方式认为：“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何以言之？吾以浅近取譬，今有人初学画时，欲求形似而不能，久之则渐似矣，久之则愈似矣，后以所见物体记熟于胸中，则任意画之，无不形似，不必处处描写，自能得心应手，与之契合。”我们观摩他的作品，其实也正是以笔墨情趣、文人韵味取胜的，这种特点在刻铜文房这样的小幅作品上更适于表现。在他的刻铜作品上，无论画山、画树还是画花鸟，全用中锋篆籀之笔加以勾勒，笔力雄劲而线条圆浑，构图简率自然，表达的正是文人画所强调的意境与趣味。通过刻铜高手的二次创作，这些作品被赋予了独特的金石魅力，更堪玩味。
鲁迅与陈师曾同窗多年，又同在教育部共事，交谊很深。《鲁迅日记》中多次记载与陈师曾结伴去小市、逛琉璃厂、互赠碑帖、接受陈师曾赠画之事。鲁迅曾请陈师曾在同古堂代刻印章多枚，也多次亲往同古堂治印，买墨盒、镇尺等。对陈师曾与刻铜艺人、信笺制版艺人的合作，鲁迅颇为赞赏，他在与郑振铎编著的《北平笺谱》中评价道：“义宁陈君师曾入京，初为镌铜者作墨盒、镇尺画稿，俾其雕镶，即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为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合，合力合作，遂越前修矣。”
陈师曾与刻铜艺人的交往，以他与同古堂店主张樾丞最为密切，1913年他到北京后不久，便与张樾丞相识，他对张樾丞与他的堂弟张寿丞笃厚谦和的为人颇有好感，更对他们的篆刻、刻铜技艺极为欣赏。他为同古堂题写的篆书店名题额，便是他与刻铜艺人交谊的一个很好证明。从现存实物和拓片资料看，陈师曾亲笔写绘的刻铜文房，确也出自张氏兄弟之手。
一日，陈师曾来到同古堂，与张樾丞、寿丞兄弟一阵寒暄后，选了一方盒底已被打印上“北京同古堂”钢印底铭的素面小墨盒，为他的好友精心画了一幅他最擅长的梅花，并题款：“文钦属师曾画”。画成后，他仔细端详着这幅构图巧妙、用笔简率的小品，似乎觉得画面左下方有些空落，便在那个地方开始一笔一划地写起篆书印章款。以往，他常在自己的画铜作品上写出“朽”“师曾”“衡恪”等自己名号的印章款，而这次，他却饶有兴致地写了“同古堂”三字篆书款。从布局上看，这枚小小的印章款起到了平衡整体画面的作用，而其更深刻的内涵，却是画家藉此表达了他对刻铜艺人高超技艺的充分肯定与褒扬，也是陈师曾与同古堂人友善交往的珍贵见证。
姚华
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筑（今贵阳）人，寓居北京宣武门外莲花寺，因号莲花庵，又署弗堂。光绪二十三年中举人，三十年中进士。旋赴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司法，返国任邮传部船政司主事等职。1912年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员，因厌于政治黑暗、官场争斗，不久即退出政坛，投身著述、美术教育事业。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京华美术专科学校校长等职。
姚华在民国画坛上，是一位罕有的堪称通才的人物。除书画篆刻外，诗词曲赋、考据音韵无不精通，被誉为“当代通人，艺林耆硕”，著有《弗堂类稿》《小学问答》《说文三列表》《金石系》《书适》《黔语》《弗堂词》《元刊杂剧三十种校正》《盲词考》《曲海一勺》等。还曾将泰戈尔《飞鸟集》译为五言古诗，得徐志摩等人激赏。
姚华书法根底扎实，他好用硬毫秃笔浓墨作书，下笔有如刀刻，圆浑中显清健，丰腴中透骨力。书法风格上，他从“汉三颂”中领会到今隶的真谛，又汲取金文笔法清刚之长，以篆作隶，以隶作楷，方圆并济，并用倒法入书，形成独具特色的顿而后曳的风貌。北大郑天挺教授评价其楷书“以隶运平原（颜真卿），方中有圆，体韵丕变，酷似北碑”。
在绘画上，姚华善写山水、花卉，间亦作古佛、仕女等。所作山水，烟云郁勃，气韵生动。花卉杂物，寥寥数笔，勾勒出无限生机。人物造型古拙，直接取法魏晋佛像、汉唐古墓壁画，别开生面。在人物画技法上，采用“勾乙”法绘人面部，塑造出方颐、端庄、典雅的人物形象。郑振铎曾专辑其人物画列入《北平笺谱》。
他所首创的颖拓，即以毛笔临摹，成金石拓片效果，令人叹为观止。郭沫若曾盛赞：“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
姚华潜心书画金石的考订研究，常废寝忘食。梁启超在其《祝姚茫父五十寿诗》中形象地描写他：“挥汗水竹石，呵冻篆分隶，弄舌昆弋黄，鼓腹椒葱豉，食擎唐画砖，睡抱马和志。”如今我们观摩姚华写绘的刻铜文房及相关拓片，其中确不乏摹绘考释古佛、古玺印、古砖瓦、古碑刻、古钱币等之作。清末民初，大收藏家端方、王懿荣、陈介祺等人家藏散出，姚华见到，便会临摹考证，也常常把它们摹写到刻铜文房上，并注明是“某某旧藏”，这类作品，在今日藏家手中还有一些，也算见证了当年物是人非的变迁。
在当时的画家中，姚华与陈师曾交谊最深，往来最密切。陈、姚二人同年（均为1876年生——笔者注），都曾留学日本，志趣相投，彼此仰慕。我们欣赏他们的诗词书画作品，就会发现两人合作、唱和甚多。1915年姚华40岁，陈师曾题赠姚华诗云：“四十浮沉我似君，不如意事日相闻。何如此老山中住，步出柴门闲看云。”陈师曾去世后，友朋辑成《陈师曾遗诗》一册，其中与姚华有关的诗，竟有十分之一。姚华在追悼好友的诗作《哭师曾》中云：“年来行迹总匆匆，聚散存亡事岂同。一死成君三绝绝，几人剩我五穷穷。清秋湖海添新泪，隔代文章见故风。未可驴鸣嫌客笑，只堪往事吊残生。”姚华还曾为陈师曾所作三十四幅北京风俗人物各配词一首，可见对老友一番苦心。 与陈师曾一样，姚华也是刻铜文房的热心倡导者和制作参与者。1919年他为刻铜艺人姚锡久的刻铜作品拓片集作序中写道：“开国以来，张寿丞、孙华堂异军突起，不如寅生之起自士林，然其刻实有胜于前人……而绍兴姚锡久世擅此业，与余有素，有数劝奖之。已而锡九已所刻进，则不异张、孙之技。一时鼎足，定不可喜也欤！”足见姚华始终在关注、指导并鼓励着刻铜文房的制作。
姚华与琉璃厂刻铜翘楚——同古堂掌柜张樾丞同样关系密切，在他的文章中曾记述过接受张所赠古砖拓片之事，姚华也曾多次请张樾丞为其治印。像陈师曾一样，每次闲逛琉璃厂，姚华也常到同古堂小坐，兴致所至，便在素面墨盒、镇尺上行书作画，随后看着张樾丞或其堂弟张寿丞操刀镌刻，偶尔也会提出些建议……。姚华写绘的刻铜文房极受欢迎，以至其他店铺如荣宝斋、清秘阁等也都盼着他来琉璃厂时，能在自家的素面铜器上留下墨宝，更有一些工匠开始摹刻或干脆自己动手“创作”姚华的作品，以应时需。
当然，也还有一些例外，就是熟人拿着素面文房铜器登门请姚华写绘，再拿到同古堂去刻制。北大教授熊伟先生是姚华儿子的好友，他写道：“上大学几年间，曾数度到琉璃厂同古堂买素面铜墨盒，请店员上粉，拿到莲花寺请姚伯伯挥毫，他也总是立即执笔。当我拿回同古堂刻制，店主每次都非常吃惊，这青年怎么这样快就央到姚茫父的手迹，连他们店都要等很多天！”铜墨盒是耐用品，一个人有一两个足以使用多年。而几年间熊伟先生置办多个，可见姚华的画铜作品是何等受人喜爱。
鲁迅曾在同古堂看到一个姚华所绘墨盒，上面是一只站在山茶花枝上双目圆睁的正面的鸟，旁边题有诗句：“压断千寻立，山茶一书栽。自时寒鸟舞，犹向雪中来。”他很欣赏这个突破了画鸟只画侧身单眼的传统的作品，戏呼此鸟为“怪鸟”，并高兴地购回寓所，置放在书案上欣赏把玩。
1916年夏，时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姚华从同古堂定制了约百个素面墨盒，这些墨盒分为近6厘米见方的正方形和直径约5厘米的圆形两种。闲暇之余，他便在校长室案头兴致盎然地在这些墨盒上摹写碑文石刻。期末时，这批由同古堂镌刻的墨盒被他亲手颁发给学生们：正方形的赠给毕业生，圆形的奖给各年级的优秀生。这批墨盒的拓片现由山东藏家张世浩先生收藏，而实物是否还有留存在世，已不得而知了。
姚华也常常将一些得意之作留存下来自己玩赏或赠送友人。笔者藏有一方他所绘“六佛同龛”墨盒，金石气十足。此盒绘刻于民国十二年三月，刻成后被姚华自己收存。同年“双十节”后，他把这方墨盒赠送给了与自己常有诗词唱和往来的桐城派文人叶玉麟（字蒲孙——笔者注），并在墨盒上补题款识，以为铭记。
继《陈师曾写铜》出版后，2002年，姚华孙婿邓见宽先生所编《莲花庵写铜》一书出版，令今人得以一睹姚华刻铜作品风采。
在这本姚华写绘的刻铜拓片集中，我们发现，除了常见的墨盒、镇尺外，还有一些铜屏，其中一套由12块铜板组成的铜屏上，姚华以遒劲的笔力绘出两株虬枝蟠翠的松树，并题字“贞松耐岁寒”，颇为可观。从写绘内容上看，除了中国书画的传统内容外，姚华还摹写了不少古佛像、古玺印、古砖瓦等金石题材，而“临埃及古文字”“临海西古刻”等作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在治学上的广博兼容。
姚华与陈师曾在刻铜文房上也时有合作。姚华曾写道：“师曾画铜，余数数题之。其一刻写菊，题云：“槐堂好古耽金石，治篆攻坚今最名。纵笔为花更奇绝，如将史籀化渊明。”此题，师曾未逝时曾及见之，颇称双管俱下，不作寻常题句也。”姚华也曾在一个陈师曾画梅墨盒上题诗：“槐堂缩本梅花幅，宜写吉金作研铭。更喜疏枝兼隐秀，雪窗长伴夜灯青。”颇为有趣的是，姚华曾在两个墨盒上各临写了一幅陈师曾写佛，并录写上经文，分别请姚锡久和张寿丞两位高手刻成，虽均姿态端庄、古朴敦厚，却又各具特色，显示出刻铜高手各有所擅的多姿技艺。
1923年陈师曾去世后，经常有人拿着他的书画找姚华补题补款，也有人持来陈师曾写绘的墨盒、镇尺等向姚华征题。据姚华记：“师曾逝后，爱其画者，即一器刻亦玩同绢素，时来征题。戊辰（1928）中秋后二日，杨潜安持一具（墨盒——笔者注）来，大可六寸，面刻师曾画竹叶梅花。其四方下层，潜庵自以为篆铭，而虚其上层以属予。予为行书铭云：“竹叶桂华，张为句先。后人袭之，为梅写态。君复有诗，师曾有画。潜庵储墨，更湔吟肺。残臂书铭，亦资沾溉。戊辰中秋某某。”
杨潜安名昭隽，书画家，尤以书法见长，曾与同乡齐白石寓居宣南法源寺，因之嘱吴待秋在墨盒上描绘其居所而成“净乐图”，由张寿丞刻成，极为精彩。吴待秋在墨盒上题记：“潜安先生寓京师法源寺，寺中多苍松古柏及丁香花，皆数百年物。先生独居一舍，暇辄以吟咏自娱，觉禅房幽曲，无半点尘俗气，遂以净乐名其。属为绘图将付镌刻，因识数语，藉志景慕。丙辰十月吴征。”
耐人寻味的是，杨潜安在陈师曾在世时，就与其多有往来，想来手中所藏陈氏纸稿，亦不在少。然陈师曾去逝多年后，他仍致力搜求并珍藏其写铜作品，可见这种“小器”的魅力之大。事实上，陈师曾突然辞世后，他亲笔写绘的刻铜文房便被店家视作绝笔而不再轻易出售了，以至同古堂在此后多年间仍存有陈氏作品。
在铜器表面行书作画，与吸收水墨的纸面不同，姚华认为宜“枯笔燥墨”，即用硬毫或秃笔，着焦墨写绘。由此，笔墨往往会在铜器表面留下飞白效果。我们如今看到一些刻铜文房上的飞白线条，正是刻铜艺人忠实于原作的结果。
章浩如
画家章浩如的名字如今对许多人来讲无疑是陌生的，但在清末民国时期，他却是京城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中国美术家人名补遗辞典》称他“笔墨苍老”。
章浩如，名维汉、炳汉，字浩如，生卒年月不详。《北平旅行指南》所刊《章浩如山水人物润例》上其自谓“庚辰余已年逾七旬”，庚辰是1940年，以此推断，他应该是出生于1870年前后，逝于1940年后。
章浩如之所以在京城享有画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清末他曾在宫廷内的如意馆供职。如意馆是康熙时期（一说为乾隆时期——笔者注）为宫廷画师专设的机构，我们熟知的郎世宁便是如意馆画师之一。该机构道光后消失。光绪时，慈禧重设如意馆。如意馆画师的职责是以绘画为内廷皇族及各处行宫、公主府服务，其创作主要是御容像及用于室内装饰或消遣观赏的绘画。虽不能说这些画师个个都是书画高手，但每个人的书画功底却是非常深厚的，写意、工笔、泼墨重彩等技法也很全面。 民国时期，章浩如寓居宣南，以课徒授业和出售书画为生，山水画家秦仲文即为其弟子之一。
与陈师曾、姚华一样，章浩如也是一位文房刻铜艺术的“发烧友”。从现存相关实物与拓片看，章浩如也是与同古堂合作刻铜文房最多的画家之一。张樾丞、张寿丞都曾镌刻过他的书画作品，其中又以与张寿丞的合作最多。被姚华赞誉为刻铜“鼎足”三雄之一的孙华堂所刻的实物，目前我们还没发现，仅见的由他刻成的五件作品拓片（三个墨盒，两对镇尺），也都是与章浩如合作的。
陈师曾曾经赠送给趣味相投的章浩如一方圆形墨盒，上绘山林茅舍，题款“浩如仁兄法正衡恪”。一方墨盒，见证了两位画家的友谊。
《北平旅行指南》称章浩如“工山水，富创作性，墨盒书画多出其手”。我们观看他书绘的刻铜文房，确也以写意山水为多，其次是花卉，也有少量书法作品。其所作山水画，以粗细、顺逆、轻重互换的熟练笔法写出了丛山峻林的无限生机，意境高古清远；所作花卉，既有用笔苍劲挺拔的写意梅花，又有趋重工笔的清逸隽美的水仙，画家技艺全面，可见一斑。而张寿丞用刀爽利深峻，很适于表现章浩如作品的风格，故二人合作颇多。
陈师曾、姚华后人辑二人写绘刻铜文房拓片分成《陈师曾画铜》《莲花庵写铜》两书出版，而世间所存章浩如作品实物与拓片数量，并不在二人之下，若能辑集出版，当为幸事。
张樾丞
张樾丞（1883-1961），原名福荫、福臻，字樾丞（丞也作臣），河北新河县南小寨村人。幼年曾就读村私塾，14岁失学，进京入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学艺。18岁出师，先后在琉璃厂来薰阁、明远阁等店铺设摊治印。张樾丞聪颖好学，为人谦和不俗，渐与出没琉璃厂的文人墨客、清室贵胄熟识，得受指教，用心揣摩，技艺大进。1908年，他应琉璃厂藻玉堂主人王雨之请，为其镌刻梁启超所书“龙飞虎卧”四字，极为精到传神，观者为之赞叹，其善刻之名因之日隆。
1912年，张樾丞在西琉璃厂开设了一家图章墨盒店，因其珍藏一只汉代铜鼓，取谐音名其店为同古堂。同古堂以治印、刻铜为主，后又兼营古籍文玩字画，蕴藏颇富，逐渐成为文人雅士光顾琉璃厂时必去的一个名店。1925年，张樾丞出资与他人合伙开设邃雅斋书铺，除收售图书外，还出版书籍，最著名的是1936年印行的《邃雅斋丛书》。1930年他又出资开设墨因簃碑刻店，专营碑帖。1942年该店改称观复斋，张伯英为之题写店额。建国后，张樾丞将上述三店先后参加了公私合营。如今，邃雅斋、观复斋依然是琉璃厂的招牌老店，而同古堂的铺面房在上世纪80年代被重新翻建后，北京市印章艺术公司在此开设了店铺，名为石雅斋。
晚年的张樾丞仍然醉心篆刻，雷梦水在《书林琐记》中记录他“偶为友治印，仍检钟鼎汉印诸书，以求结体之精湛，醉心艺术，老而无倦焉”。他也曾为周恩来、朱德等人治印。1961年，张樾丞去世，享年80岁。
张樾丞虽自幼失学，却肯于钻研就教，终精通于篆书碑版，娴熟于篆刻刀法。精通大篆、小篆、隶、行、草、楷诸书体，尤擅刻“用笔圆活，细硬似铁，划一首尾如线”的铁线篆。他的篆刻，自先秦两汉入手，兼采吴昌硕、黄牧甫、王福厂诸家体貌，布局严整，不尚狂野。胡夔文《知困斋诗存》有称赞他的诗道：“厂甸西头张樾臣，手拈铁笔仿周秦。满腔中有燕邯味，不似寻常市上人。”1935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技艺略、镌刻、刻印”中，称他与陈师曾、齐白石、陈半丁、于非广、寿石工等人在治印上“各有功力，致为雅驯”。更有学者誉称其为中国近代独步一时的“铁笔圣手”，以下三例，或可证此说不谬。
其一，宣统元年（1909），经皇室宗亲、山西学政宝熙推荐，为溥仪刻制“宣统御笔”“宣统之宝”“宣统御览之宝”“无逸斋精鉴玺”“不忘在莒”等8枚玉玺，溥仪在宫中所藏名画珍帖、古籍善本上钤盖的印章，均出自张樾丞所治的这几枚章，如今它们也是鉴定清宫藏画的重要参考依据。
其二，1935年张樾丞辑其印谱而成《士一居印存》，刊行天下。此书由原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题写书名，马衡、张伯英、溥儒、傅增湘、章钰、陆和九、伦哲如及美籍汉学家福开森等为之作序跋。傅增湘在序中说：“新河张君樾丞，以铁笔擅名，居燕市者垂三十年，所治印以万计，上自王公贵人与夫文儒墨客，旁及韦靺之士，远至瀛海之滨，辇金币，走书函，咸欲得一二印以为重，君亦专精一志，从容以应其求，俾各如其意以去君。”
此书收录的虽只是张樾丞平生治印的极少部分，但其涉及军政界要人、知识界名流范围之广，堪称半部中国近现代名人缩影：溥仪、载涛、载泽、宝熙、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梁士诒、朱启矜、陆征祥、唐绍仪、黄郛、吴佩孚、曹汝霖、袁寒云、冯玉祥、胡景翼、张宗昌、商震、白崇禧、王陵基、严复、康有为、胡适、鲁迅、周作人、朱启钤、陈师曾、姚华、金城、张大千、溥儒、张伯英、王雪涛、马衡、翁文灏、罗振玉、傅增湘、邵飘萍、于省吾、沈尹默、章士钊、董康、柯昌泗等等，均名列其中。
二三十年代，张樾丞还为许多政府、文化机构治印，如为故宫博物院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章”；为清华大学治“游美清华学生监督之章”“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印；为北京大学治“国立北京大学授予学位之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燕京大学治“燕京大学图书馆章”；为北京图书馆治“北京图书馆藏”印等。
其三、1949年6月，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全国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周恩来将置办国印之事交由筹委会副主任陈叔通负责，陈叔通指定副秘书长齐燕铭具体办理。齐燕铭与张樾丞及京城治印名家顿立夫、唐醉石、魏长青等人共议此事。几人中只有张樾丞擅刻铜印，最终决定由他担当设计、刻制新中国开国大印的重任。
张樾丞以隶、宋、汉篆、秦篆4种字体分别精心设计了4个印样，每个上面的文字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4个样稿被送呈中央有关领导及政协筹委们初步审定后，又经周恩来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最终选定了宋体字的印稿。
不久，齐燕铭来到同古堂，告知张樾丞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定了宋体字的印样。送走客人后，张樾丞激动地对家人说：“毛泽东这个人真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的心里果然是念着老百姓的。”随后，张樾丞在儿子张少丞、张幼丞以及刻铜艺人王景华的帮助下，开始化铜，浇铸，然后打光，锉面，画样，初刻。这些做完后，张樾丞把自己反锁在屋中，吩咐家人除送吃喝外，任何时候不能打扰。他开始用凿子凿，刻刀修，精心为之。没两天的工夫，开国大印就做好了。 这方铜印印面正方形，边长9厘米，厚2.5厘米，圆柄长10.9厘米，比政务院、中央军委、高检、高法等印都要大。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国印与其他数百枚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印章一起，按规定上交给新的中央政府，并于1959年成为新落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馆藏之物，属国家一级文物，弥足珍贵。
除治印外，制作、出售刻铜文房也是同古堂的一项重要业务，鲁迅在日记中就曾多次记载他到同古堂治印，买铜墨盒、铜镇尺之事。当时琉璃厂制作、销售刻铜文房的店铺有几十家，但同古堂的刻铜技艺在琉璃厂首屈一指，张樾丞堂弟张寿丞，儿子张少丞、张幼丞以及多位伙计，也都是治印、刻铜高手。醉心于刻铜艺术的书画家如陈师曾、姚华、吴观岱、王梦白、章浩如等人，都乐于与同古堂人特别是张樾丞和张寿丞合作。他们不断探索创新，砥砺精进，共同将文房刻铜艺术推向了高峰。
张樾丞亲自刻制的铜质文房用器，个个出自名家手笔，再加上他那行神毕肖的刀法笔意，极受时人喜爱。他曾与梁启超、姚华联手，制作了十二铜屏风，梁书姚画张刻，一时传为惊世之作，该铜屏拓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他还借鉴竹刻工艺上的“沙地留青”法，在刻制古印文、古砖瓦等金石题材的作品时，创造性地以粗犷锋利的刀法刻出图案的“地肌”，彰显出主题图案的苍朴浑厚之气，令人叫绝。
一方张樾丞亲手镌刻并赠送友人“华亭”的墨盒上，他请画家吴观岱画了一枝老梅。在如铁的枝干上，花头虽任意圈点，却意趣天成，颇具金农画梅的风貌。吴观岱在画面上端题字“骨有三分侠，情余一半痴。吴观岱仿冬心翁”并在后面替张樾丞题字“华亭仁兄赏玩福臻赠”。在画面的右下部，张樾丞以他最拿手的铁线篆刻出“疏影横溪，铁骨生春”诗句，并以行楷补注“癸丑五月为华亭兄藏墨记樾丞题于京师”。癸丑乃1913年，是同古堂开业的次年，正值张樾丞技艺精纯之时。此名画家与名艺人合作之物，历尽沧桑，得以留存至今，实属难得。
从现今藏家手中的实物看，属有张樾丞名款的刻铜文房极为罕见，究其原因，除了世事变迁，自然散失外，大致有二：
一是同古堂是以治印起家、成名的，也始终以治印作为其经营主项。顾客慕名前来，指名道姓请张樾丞治印的订单不断，张樾丞只能把主要精力和时间花费在治印上，刻制文房用器的工作，一般是由张寿丞等人担当的。
商家以追求最大利润为主旨，同古堂亦如是。民国初年至三十年代中期，全国的物价一直较低，也较稳定。三十年代中期，北京一户普通四五口之家，一个月生活费有50块银元，就足矣了。《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回忆：1935年，她21岁时，与丈夫马健民租住在北京一个小四合院的东屋里。马健民当时在《世界日报》当校对员，月薪20多银元。他们每月房租6元，菜金8元左右，有时花1角钱买点儿猪肉（1元可买7-8斤五花肉）炒菜吃上两顿。当时她生孩子后没有工作，全靠丈夫一人收入维持一家三口简朴的生活。
据张幼丞先生回忆，张樾丞成名后，刻字的“润格”是一个字两块银元，但求其治印者仍络绎不绝。若以他每天刻3枚印章，每枚印章4个字估算，则治印一天可收入20多元。而实物资料显示，同古堂出品的《后赤壁赋》或《归去来辞》这类长篇文字墨盒，全篇300字左右，当时每个售价在10-15元之间。这类墨盒在刻铜文房中，其品质与售价都是属于中高档次的。而刻成这样一个墨盒，即使是技术熟练的艺人，至少也要花上两天的时间。二者从利润上比较，自然是治印高许多，这也许是张樾丞把主要精力用于治印的重要原因吧。否则也不会有同古堂出资相继开设邃雅斋与观复斋之举。
二是书画家写绘好后，刻者往往会通盘考虑画面与文字的总体布局、赠送者之间的关系等等，然后决定是否刻上自己的名款，如有“画蛇添足”之嫌，则不署名。我们从前文陈师曾之子陈封雄先生的回忆文章中，可知张樾丞与陈师曾、姚华等人的合作作品不在少数。从常理上推断，一些当时极有名望的人定制的刻铜文房，也应该是由张樾丞或其堂弟张寿丞这样的高手亲自镌刻，而不会交给普通伙计来做的，只是刻者并不一定都要署名罢了。
张樾丞一生保持着诚厚纯朴的风范。周继烈先生在《铜匣古韵》一书中曾详细介绍了张家接济救助穷人、孤儿的事迹，颇为感人。
张樾丞的篆刻技艺薪火相传，其长子少丞、次子幼丞、孙国维皆擅刻。长子少丞除治印、刻铜外，亦精于刻竹。曾从陆和九习古文，也多与书画名家合作，饮誉京城。1936年《艺林月刊》上曾刊载其作品。1958年张少丞因病逝世，正值其技艺炉火纯青之时，殊为可惜。
张幼丞先生5岁即开始学习书法篆刻，7岁时篆刻作品即刊于报端，时人誉之为“神童”。后入辅仁大学研习古文字学与书法，得以强其根基，印艺愈精，求印者不绝。时人以“印人父子一军张”赞誉张樾丞父子。幼丞先生一生治印、刻铜数以万计，今已80高龄，精神矍铄，偶涉印事以为乐。
张幼丞之子国维先生字效丞，生于1963年，14岁开始从父习篆刻，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曾系统研习古文、诗词、写作等，并旁及考古、书画、音乐、古建等诸多领域，学养广博深厚。供职北京文物系统经年，治印逾万。邓小平、刘海粟、黄永玉、沈鹏、吴祖光、新凤霞、冰心、季羡林、史树青、吴清源、舒乙等人，皆有名章、闲章或藏书章出于其手。也曾为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中国科协等机构、组织刻制印章。数年前有《国维印草》印行，史树青先生为之作序，赞曰：“六十年来铜鼓（同古）堂，印人三代一军张。曾侯钟峭樯盘诡，宫瓦西京艳未央。”近又有《国维印稿》出版，识者得以欣赏其近年佳作。
张国维近年来一件非常引人关注的作品，便是“罗格之印”。2003年3月28日，在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举行的北京奥运会会徽送审仪式上，罗格不仅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还郑重地盖上了这枚印章。它是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慕名请张国维刻成，赠送给罗格的。对汉字极感兴趣的罗格称这是令他“最高兴的礼物”。可以说，国维先生对北京奥运会也做了一份不小的贡献。
张寿丞 张寿丞（也作寿承、寿臣——笔者注）是张樾丞的堂弟，名寿臻，生于1895年前后，卒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享年40余岁。1935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记载：“近有张寿丞亦工刻铜，则专刻名人书画。其兄樾丞设肆琉璃厂，曰同古堂，匠徒数人，刻手均善。”当时的《北平旅行指南》亦载：“张寿丞，平市刻铜家，仿名人书画精妙入神。”民国时期著名的美术期刊《湖社月刊》也曾刊出他的刻铜作品拓片及所治印文如“阎锡山印”“百川”（阎锡山字——笔者注）等，并介绍说：“张寿臻，字寿丞，新河人。治印法汉人。为近日金石家之最有名者。故军政要人、书画名家无不请其治印，其成绩可想也。”又云：“张寿丞治印久已驰声各界，而所刻墨盒尤为名贵，无论何人书画，均能不失原神，识者宝之。”
张樾丞在北京立足后，张寿丞即进京从张樾丞学习治印、刻铜，由于他聪颖过人、勤奋好学，深得张樾丞提掖，技艺大进。同古堂开业前后，张樾丞以篆刻之艺溢于刻制文房用器，且多与名贤雅士合作，形准而神达，但困于治印订单不断，只能把主要精力与时间用于治印，刻铜一项遂由张寿丞主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署名“寿丞”款的刻铜文房多于署名“樾丞”款的主要原因。
其实，早在民国初年，未满20岁的张寿丞就以其高超的刻铜技艺令人刮目相看了。1919年姚华在为刻铜艺人姚锡久的作品集作序时称：“开国（指1911年辛亥革命——笔者注）以来，张寿臣、孙华堂异军突起。”便是一证。其时，也有好事者将刻铜的张寿丞、刻瓷的朱友麟、刻竹的张志鱼，并称为琉璃厂“雕刻三绝”。
张寿丞的刻铜技艺与张樾丞难分伯仲，也多为陈师曾、姚华、章浩如、齐白石、马晋、金城、吴待秋、汪慎生、王梦白、胡佩衡等名家作品施艺。总体上看，其所刻线条粗犷流畅，运刀顿挫分明，金石味道很浓。构图上既与书画家原作不爽毫厘，又能凭藉自己对画家风格、画面意境的理解，通过刻刀深浅、虚实、疾缓的变化，表现作品的笔墨意趣。当然，正如我们前文所述，根据书画布局、内容等，张寿丞也并不是在每件作品上都署上自己名款的，收藏、鉴赏者对此不可不知。
就像画家经常在多家店铺中挂有自己的润格笔单一样，在当时的琉璃厂，技艺高超的艺人工匠也会在其他店铺中挂单接活，张寿丞也曾在清秘阁、淳菁阁、荣宝斋等店铺中挂有刻铜笔单，所以今天如有收藏者发现署名“张寿丞”，却打印有其他店铺铭款的刻铜文房，亦当不足为奇。
张寿丞的刻铜技艺在当时就赢得了艺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赞誉。一次，齐白石在一个墨盒上画了一幅有落霞、枯枝、昏鸦的《归鸦图》墨盒，张寿臣刻好后，又赠送给齐白石。齐白石非常喜爱，对上面鬼斧神工般的技艺赞叹不已。欣喜之余，他又在墨盒的左上方补写“张寿丞刻铜空前，赠余此物，当宝之。白石又记。”再请张寿丞刻出，以为纪念。白石老人珍爱的这方墨盒现在何处，已不得而知，但上海收藏家田丰先生珍藏的一张此盒拓片，总算记录下这一段佳话。
上文提到，张寿丞所刻印章、刻铜文房拓片也曾多次被刊登在《湖社月刊》上。《湖社月刊》是湖社画会的会刊，该画会成立于1919年，它的前身是由金城、陈师曾、周肇祥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在民国时期，它汇聚了一大批知名的艺术家、教育家，如齐白石、叶恭绰、陈半丁、溥儒、马晋、汪慎生、王雪涛、吴镜汀、徐燕孙、于非厂、胡佩衡、秦仲文等均为画会成员，张学良、梅兰芳则为画社的好友。1927年在周肇祥与齐白石的努力下，创办了以“提倡艺术、阐扬国光”为宗旨的会刊——《湖社月刊》。该刊内容以古今书画为主，旁及金石文器、时贤诗词等，在当时是一本很有影响力的文化艺术期刊。张寿丞的治印、刻铜作品从1928年至1936年的9年间数次被该刊登载，并称其刻铜作品“尤为名贵”，提醒大家“识者宝之”，足见刻铜文房即使在当时美术界同仁的眼中，就已经是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实用工艺美术品了。遗憾的是，今人对这种艺术品的认知却还很局限、肤浅，值得深思。
1935年后，张寿丞离开北京前往当时的首都南京发展刻铜、治印事业。但是，居南京不久，他便因病去世了，享年仅40余岁，可叹这位刻铜英才天年不永！
姚锡久与孙华堂
姚锡久与孙华堂是民国初年至20年代的两位著名刻铜艺人。
1919年1月，与姚锡久多有合作的姚华曾应其请求，为其刻铜作品拓片集作序。2002年姚华孙婿邓见宽先生编著、出版的《莲花庵写铜》一书，收录了此序以及姚锡久的部分刻铜拓片，使人们对这位刻铜高手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姚华在序中写道：“古肆流衍，家以资生，比栉枝骈，浸失其法。开国以来，张寿丞、孙华堂异军突起。不如寅生之起自士林，然其刻实有胜于前人。张、孙皆不能书，往往乞余。而绍兴姚锡久世擅此业，与余有素，又数劝奖之。已而锡久以所刻进，则不异张、孙之伎。一时鼎足，定不可喜也欤！锡久为之几一年，拓其所成者，集为此册，并乞赠言。如锡久之精进不已，将来何可限量？惟同时三人独锡久娴书法，则不可不更相求之，则或将为锡久所独擅也耶。因书其首而归之。复积岁月且以为锡久课其进退也。”
姚华序中提到姚锡久“世擅此业”，刻制文房用器却“为之几一年”，说明姚锡久此前并未从事文房用器的镌刻，而很可能是以铜质生活用具如手炉、水烟袋、烟膏盒的雕刻加工为业。早在明清时期，以浙江嘉兴、江苏苏州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就是铜质生活用品如手炉、香炉、薰炉、帐钩、水烟袋等的制造重地，更出现了如张鸣岐、王凤江等冠绝一代的制铜高手。姚锡久祖籍浙江绍兴，其先人很可能在当地以制铜为业。
再结合相关实物，我们对姚锡久的身世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姚锡久，字石父，又作石夫，浙江绍兴人。民国初年，承其家传刻铜技艺，在北京从事铜质生活用具的雕刻加工。1918年左右开始镌刻文房用器，与姚华、陈师曾等多有合作。姚锡久不但精于刻铜，且擅长书法，可自写自刻，得姚华悉心指点与热情鼓励。姚华于书绘作品上常常亲笔题写“茫父写锡久刻”，或“茫父临锡久刻”，足可证明他对这位刻铜艺人精湛技艺的褒扬与肯定。基于深厚的刻铜功底，姚锡久镌刻文房用器仅一年左右，便与当时著名文房刻铜艺人张寿丞、孙华堂的技艺比肩，得姚华激赏，并欣然为其作品拓片集作序。其用刀深峻爽利，浑雄古拙，犹擅表现姚华所写古佛、古砖瓦、玺印、金文等金石题材，常于作品上落手写或篆书印章款“锡久刻”“石父刻”“石夫刻”。
值得注意的是，从实物和相关拓片看，姚锡久参与刻铜文房制作的年代主要集中在上世纪一十年代末和二十年代初，持续时间并不太长，此后他是否又转业原来的本行，抑或离京另谋它业，就不得而知了。
与姚锡久相比，孙华堂从事刻铜文房镌刻的时间要早到民国初年。关于他的记载，目前也只限于姚华序言中的这几句只言片语。据笔者所知，他的作品实物目前还没有发现，山东藏家张世浩先生所藏孙华堂镌刻的三个铜墨盒、两对铜镇尺拓片，也许是目前我们了解他的作品的仅有资料了。这几件作品均是1915年12月中原公司作为赠品，请章浩如画，由孙华堂镌刻而成的。相信随着刻铜文房收藏与研究的不断普及与深入，有关孙华堂的更多资料会被逐渐发掘出来。
清末民国时期灿烂绽放的文房刻铜艺术奇葩，得益于无数知名与无名的画家、画工、艺人、工匠的广泛参与。名家亲笔画稿作品毕竟在当时是属于物少价昂的“阳春白雪”，刻铜文房的主流依然是那些由普通工匠自己写绘并刻就而成的、普通大众在购买力上可以承受的、字画题材迎合大众口味的产品，比如梅兰竹菊花卉图、富贵牡丹图、松鹤延年图、泛舟图、陶渊明爱菊图、王羲之爱鹅图、高士隐逸图、婴戏图、仕女图、清供图，古典诗词篇章如《兰亭序》《归去来辞》《陋室铭》《桃李园序》《赤壁赋》等等，可谓种类繁多、精彩纷呈，这类作品也是如今刻铜文房爱好者收藏的主流。
1936年3月出版的第100期《湖社月刊》上，刊登了一只张寿丞刻铜镇尺拓片，上有诗句“自是平生交谊古，相通游戏出神通。吴题金画他年重，更累人间拓冷铜。”其中“吴题”是指诗作者吴昌绶题诗，“金画”是指金城所作绘画。从这首诗句中，我们感受到了时人对文房刻铜艺术的热爱，并坚信这样的艺术品堪可传诸后世并为人们所珍视。以今日人们对刻铜文房的收藏、研究看，先人所言不谬！
笔者在此借用上述诗句并稍加改动，作为本篇的标题，聊作对那些为文房刻铜艺术作出贡献的先人们的怀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