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里那些古典音乐大师的故事，比如贝多芬或者舒伯特，多半要强调他们生活的清贫，佐料则是爱情的苦涩，以此突出他们如何跨越生活的重重障碍，以坚定的意志谱写出了传世的乐章，另一方面，则要强调的是他们精神生活的充实，意思是物质生活容易腐化艺术家们伟大的头脑。
这些教条若放到卡拉扬身上，就都不成立了。2008年是这位指挥家诞辰100周年，他的出生地奥地利萨尔茨堡也就是莫扎特的故乡，早早就开始筹划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除了他辉煌的成就，他与柏林爱乐乐团的分分合合，他加入纳粹的谜团这些话题之外，这位喜欢赶时髦的指挥家的私生活，也被重新拿出来津津乐道。
他无意中给自己当了经纪人
说他“无意”，实在是因为卡拉扬对汽车、游艇、飞机这些机械运动装置无比热爱，虽贵为音乐大师，但他早年仍旧是一名工科生，毕业于维也纳工程技术大学内燃机专业，对高新科技尤其热衷。他有能力给自己弄到最新最好的型号和人才，他的传记作者罗杰・佛汗回忆说：“他一生的体育运功中，无论航海、飞行、滑雪、滑翔、开车等都有世界顶尖高手为他效劳。”若当时的狗仔队能够天天蹲点跟踪的话，这些无疑是极为抢镜的招数。
“追求完美”是经常被用来形容卡拉扬性格的一个词，在生活里，就表现为个人主义至上，不断参加各种极限体育运动，不断拥有最好的跑车及飞机。罗杰・佛汗认为，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之间“婚姻关系”的破裂，他自己独断专行的性格占有很大的因素。所有的安排(灌唱片，旅行演出，电视演出，拍电影)和合同都得由他最后定夺。演员、独奏家、曲目、服装、影片剪辑中的取舍都得由他亲自选择，甚至《玫瑰骑士》里那只狗的品种和颜色都是他亲自挑的。节日大剧院一位官员感慨道：“我真惊讶，他怎么没连售票和引座的活都包了呢。”
在卡拉扬位于阿尼夫的家中，“他把地下室装备成了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剪辑室。他正着手把他的核心曲目重制唱片，和拍成16毫米影片的工作。如果一部交响曲影片长45分钟，则其中41分钟都是卡拉扬自己的特写镜头。他要画面上尽量少出现演奏者，尽量多地展示他自己。”
他所有的切都要由自己来决定，甚至包括他自己的业余爱好和运动，这一切都使得他把自己的个人魅力在公众面前不断放大，他在经营乐团的同时也经营着他自己，他也不需要经纪人，没人能比他自己更称职了。
他无意中成了品牌代言人
卡拉扬对于新科技和新产品的追捧犹如一名超级粉丝，这一点是品牌和商家们最喜欢的。卡拉扬很喜欢开飞机，早早就拥有了飞机执照。有一次音乐会中场休息时，他和同样喜好飞行的索尼公司执行董事长大贺典雄聊天，讨论新买的喷气式飞机如何装潢和改造驾驶舱，大贺说卡拉扬新买的这架并非最佳款式。结果下次两人见面，卡拉扬已经将那架飞机卖掉，换了大贺建议的那款飞机。
卡拉扬的“新车购入史”简直就是让汽车爱好者既羡慕又妒嫉的一个范本。上世纪20年代，在同样爱好机车的指挥家兼莫扎特专家伯纳德・鲍姆加特纳介绍下，卡拉扬买了第一辆摩托。1929年，年轻的卡拉扬在签了第一个合同后，就给自己买了一辆哈雷戴维森。1938年，当他第一次取得国际上的成功后，就用一辆宝马跑车和一艘游艇犒劳了自己，他把它定名为“卡拉扬号”，同时加入了私人竞速俱乐部。1966年，卡拉扬开始对跑车倾注他的热爱，购买了第一辆法拉利，随后一发不可收，他拥有了包括劳斯莱斯、奔驰500SEL、福特GT40 Mk3等10辆跑车。当然最著名的还是保时捷959。纪录片《卡拉扬在萨尔茨堡》显示1988年，也即卡拉扬去世前一年，年老体弱的卡拉扬在众人的搀扶下走下后台，坐进一辆刚出厂的保时捷959，背景音乐是瓦格纳的歌剧《汤豪舍》序曲。这辆车就是后来超级跑车的鼻祖，从此凡是提到超级跑车，提到保时捷，卡拉扬都要被恭恭敬敬地搬出来，向世人展示：一个在感性的音乐上能够达到巅峰的指挥家，同样可以在理性的汽车爱好中创造流行。
为什么他们会被追捧
这样高物质标准的音乐家不止卡拉扬一个，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极富个性的百老汇作曲家柯尔・波特和他太太，名媛琳达・李・托马斯也是奢侈的享乐主义者。琳达的出身和前次婚姻后的财产，加上波特本人的绅士交际圈，使得他们的生活至今令人羡慕和向往。他们在巴黎、威尼斯、纽约、加州和马萨诸塞的房产皆为豪宅，他们在威尼斯的住宅甚至是威尼斯大公以前的宫殿。2005年，法国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即为描写二人感情故事的传记式影片《小可爱》，光是这部影片的品牌赞助商就令人咋舌：男主角凯文・克莱恩和女主角阿什莉・贾德所有的套装全部来自乔治・阿玛尼的量身定做，男鞋则全部由Church’s Shoes赞助；古典女包由Van Cleef&Arpels提供；阿什莉的珍珠首饰来自Mikimoto。每次波特的剧作首演结束时，琳达都不忘记送他一个烟盒，刻有剧目的名字，虽然不像《色・戒》里那样名目张胆出现卡地亚的丝绒盒，但知情者都知道琳达喜欢去这个品牌定做烟盒。
英国乐评家诺曼・勒布莱希特在他的《谁杀死了古典音乐》一书中诟病卡拉扬这种对物质生活无止境追求的行为，认为破坏了音乐界原有的经济生态，使艺术家的报酬不再与票房价值挂钩，音乐会与实际艺术价值脱轨。
追捧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很多年轻人和新富阶层，他们并不对大师的作品做更深入的探讨，而是对当时的社交圈和品牌概念更感兴趣。有媒体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村上春树”热是这种“洋化”生活方式开始大规模流行的标志。现在的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一样，“看伍迪・艾伦的影片，向往D・H・劳伦斯笔下纯粹的恋爱；听肖斯塔科维奇的大提琴协奏曲和斯莱・斯通兄弟的摇滚乐唱片；缅怀吉姆・莫里逊和保罗・麦卡特尼唱歌的青春时代；开爵士酒吧，热衷哈特费尔德、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津津乐道的食物也是汉堡包、起司蛋糕和意大利面条；早晨起来要煮咖啡、烤面包。他们的生活里还包括炸马铃薯片、爆玉米花、甜甜圈、炖牛排、各种洋酒和法语。”
在卡拉扬和柯尔・波特那里，以上种种小资的行径又上了一个台阶，迈入到富裕人群的圈子里，而他们本身又代表了高素质的文化，是艺术领域的一个难以超越的山头，这样的风气在当下的中国新富圈里仍然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