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这组文章,是我2007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的“闲说谈话风”的延续,所谈的还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白话散文的产生､发展和衍变｡这里的“白话散文”概念是广义的,既包含了周作人所说的“美文”,也包含了胡适所说的“长篇议论文”,还包括鲁迅式的杂文,当然更包括各种抒情议论叙事的随笔散文,或者,也可以说,就是指的“中国文章”吧｡而“今文”,就是今天的中国文章――我想找到它们形成和流变的源头｡
相比较而言,“闲说谈话风”以胡适､鲁迅､周作人为中心,更注重于中国文章“雅”的一面;这组“今文渊源考”则更注重白话散文“消费性”的一面,将以较多篇幅谈论林语堂(主要谈与他有关的三种重要的半月刊)｡两组文章互为上下篇,一旦写成了,或可合成一本简薄的小书｡
老作家孙犁不喜欢报上那些娱乐性的文字,上世纪80年代,他有一次忽然有所发现地说:“现在报上的‘周末版’,不就是过去的‘礼拜六’吗?”这话说得机智,颇让人有“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之感｡因为,从字面上说,“周末”就是“礼拜六”,而从深一层说,“礼拜六”是一个杂志名,也是一个文学流派的名称――这是一个名声不太好的流派,一般又称“鸳鸯蝴蝶派”｡孙犁的意思,当然是为了表达不满｡
这使我想到了最近读过的台湾版2007年2月号《传记文学》,这一期中由“编辑委员会”编撰的《民国人物小传》(第377则)的传主是“凤子”,她是演员兼作家,也当过编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1942年)十月十五日,综合性文艺刊物《人世间》月刊创刊于桂林,以封凤子之名任主编(编委有周钢鸣､马国亮等人);发行人丁君�所定之刊名原为《人间世》,凤子要求改名为《人世间》,以别于抗战前在上海出版过由林语堂(玉堂)创办､近似“礼拜六”派之《人间世》……
又是“礼拜六”!《传记文学》是比较严肃的刊物,《民国人物小传》则是每期必有的一个浩大的工程,它不同于那种由个人随意写写的文字｡所以,认为林语堂当年所办的刊物(除了《人间世》,更有《论语》和《宇宙风》)“近似‘礼拜六’”,恐怕也是一种由来已久而至今犹存的看法｡
其实这样的话,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胡风也曾隐约说及｡在那篇著名的《林语堂论》中,谈到林式幽默与现实社会的矛盾时,他就警告说:“如果离开了‘社会的关心’,无论是傻笑冷笑以至什么会心的微笑,都会转移人们底注意中心,变成某种心理的或生理的愉快,‘为笑笑而笑笑’,要被‘礼拜六派’认作后生可畏的‘弟弟’｡”
现在的“周末版”,或者说那些生活类消费类的文字,与那时的林语堂有没有关系呢?
林语堂与“礼拜六”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考察｡
首先须指出的是,“鸳鸯蝴蝶派”的坏名声,现在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洗刷了,大家已大体公认其为清末民初形成于上海等大都会的通俗文学流派,他们承袭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传统,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市场,其成员并不是什么“黄色作家”｡而《礼拜六》,是这一派中出现较早､影响较大的刊物,于是“礼拜六派”的说法也就口口相传了｡
“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本来多在报纸副刊(俗称“报屁股”),体裁则以旧体艳诗与长篇连载为主｡《礼拜六》是一个周刊,由中华图书馆创办于1914年6月,至1916年4月出满百期停刊｡那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所以很自然地成了新文学运动的攻击对象｡但它于1921年3月又复刊,可见它有自己的市场,并不惧于新文学的出现,再次出满百期,这才彻底停刊｡在它复刊的第二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与它性质相似的《红杂志》(后易名为《红玫瑰》),此外还有《快活》､《游戏杂志》等,都是这一派的代表性刊物,而《礼拜六》始终处于领头的地位｡
这些刊物的产生,与都市读者群的产生,有着很大的关系｡都市市民不同于乡村农民,眼界相对开阔,生活相对独立,求知欲望较强,又有固定的下班和周末时间,而文化程度也相对高一些,这就有了以文学阅读消遣娱乐的需求｡
翻开最早创刊的《礼拜六》,目录页上标明“礼拜六第一期小说目录”,可见那是个单一的小说刊物｡所以,从这儿解剖开去,看看散文是如何侵入到这一领地的,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礼拜六》创刊号的第一页,有一篇发刊词性质的文字,这样写道:
或问子为小说周刊,何以不名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而必曰礼拜六也?余曰: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人皆从事于职业,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也｡然则何以不名礼拜日,而必名礼拜六也?余曰:礼拜日多停止交易,故以礼拜六下午发行之,使人先睹为快也｡或又曰:礼拜六下午之乐事多矣,人岂不欲往戏园顾曲,往酒楼觅醉,往平康买笑,而宁寂寞寡欢踽踽然购读汝之小说耶?余曰:不然,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这段文章实在是好,既做了广告,又渲染了读小说之佳妙,更写出了当时新兴的都市市民理想的周末情状｡那时还无新式标点,只以圈点断句,标点是笔者抄录时所加的｡它虽为浅近文言,其实与白话已无多大区别,抄下这么多,也可与下文林语堂一派的文风相比照｡当然,更重要的,是它明白无误地写出了自己的办刊宗旨――这样的文学,正是用以与“戏园顾曲”､“酒楼觅醉”､“平康买笑”争夺市场的｡这一点下文亦将涉及｡也许,这是作为小说周刊的早期《礼拜六》中最初的或唯一的“散文”｡
正因为都市的发展比农村快捷得多,都市读者本身也处于变化之中,所以,老是看香艳老套的绝诗律诗与千人一面的言情故事,已很难满足他们的需求｡不可否认,“礼拜六”一派的小说虽也有翻译作品和揭露社会黑暗的现实题材,但大多还是属于《红楼梦》第一回中石头所说的:“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至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戏中之小丑然｡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据庚辰本)这也正是《红楼梦》的出现和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出现的必然原因｡但在新文学出现以前,《礼拜六》本身也在渐变,变化之一,就是非小说类的东西开始穿插进来｡这一方面是为了打破杂志过于单一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使刊物增进现实和时势的内容,以适应辛亥以后社会的动荡和人心的变迁｡在“礼拜六第五十七期目录”中,就在“目录”前删去了“小说”二字｡而目录的最后一条,是编者王钝根撰写的一组“国耻录”,以后多期都保持了这一栏目｡而在“第五十八期目录”中,开首第一篇为韦士所写的《鱼雷舰长》,此文标以“甲午轶闻”,写的是十年前甲午海战当事人的血泪记忆,可见已不是纯粹的小说作品了｡自停刊到再复刊后,情形更是大变,这可能是受新文学运动的挤迫和影响,非小说类在刊物中占了更大比重｡如“第一百九十一期”,就有笔记体的《人妖》､《鬼与人斗》和《照片之异》等短章;有第一人称写的学校生活的散文《家信》(这估计是投稿,文末还注明“不受酬”);有介乎于今天的“微型小说”或副刊散文之间的数百字的《三个人的谈话》(此亦一上海作者的投稿);还有总题为《开颜录》的一组笑话(作者为重庆刘玉笙);还有嵌字游戏诗一类的文字,等等｡而在“第一百九十七期”中,以较显著的篇幅刊载了上海徐哲身叙述自己现实感受的散文《我的狗》,全文密加圈点,文末还有编者按语:“钝根曰:读哲身此篇,不知是血是泪,为之击案长叹,愀然不怡者累日｡”值得一提的是,此篇和后面一篇署名“寸心”的《发财的女儿》,还有上面所举的《家信》,都一改“礼拜六派”的文言传统,用的都是白话｡这一期中还有署名“巽观”的《垂杨笔记》六则,多系掌故加议论,而以“洪宪时期”的近典为主,这也是散文之一种了｡此外,也有“书名嵌字”等等｡总的看,后期的《礼拜六》除内容上刻意增加现实题材外,在形式上,也已不再是一本小说周刊,而更多采用了副刊的编法,即尽可能地杂一些,多样一些,这正是为适应新文学运动以后读者的阅读需求｡而其中最可注意者,一是白话散文的出现,其二就是“笑话”的引入｡
这里且抄录“第一百九十一期”中的两则《开颜录》,以见一斑:
药房主人与书局主人会于路上,药房主人曰:君日居书林,目睹万卷,必然满腹诗书,才学宏富,非人所能及也｡书局主人答曰:吾不及君多矣,贵药局各种仙丹芝草,先生谅常食之,当长生不老也｡
子问父曰:木板何以得平滑?父曰:儿不见诸木匠之刨木乎?双手持刨推之,无论何种不光之物,亦能平滑也｡子曰:然则父面上之麻点,呼木工推之,亦可得平滑乎?
这两则,前者近雅,后者近俗｡抄于此,也为下文与语堂先生对照,留一伏笔也｡
林语堂不像刘半农,他与“鸳鸯蝴蝶”之类的旧文学没有什么联系｡他出生于闽南漳州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父亲从小给他的教育就是基督教的《圣经》和中国的“四书五经”｡以后他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毕业后到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任教｡这时他发现了自己中文知识的贫薄,开始自觉地“恶补”,而“五四”运动也已来临,他成了《新青年》的投稿者,在1918年2月和4月发表了两篇谈“汉字索引制”的文章,引起了胡适的重视｡第二年他在胡适的资助下赴美留学,从哈佛毕业后又到法国和德国读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北京大学任教授｡虽然胡适有恩于他,他却和鲁迅､周作人走得更近,很快成为“语丝派”的健将｡从这样的简历中可以看出,他完全是正规西方教育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物”,他怎么会和卿卿我我的“礼拜六派”弄到一起去呢?
然而,且慢｡1932年9月,以邵洵美的时代书局为依托,林语堂和一帮朋友办起了《论语》半月刊,林任主编｡这是一个标榜“中立主义､客观主义”的散文刊物,自创刊号起,连续登载多期的《论语社同人戒条》的前两条就是:
一,不反革命｡
二,不谈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当时他文章中凡说到“反革命”,都是指“左翼”或革命者;而说到“革命者”､“革命家”等,则基本都是指那时的官僚和统治者｡此戒条为批评统治者埋下了伏笔｡但他的原意,是办一本超脱政治的杂志,既不同于“左翼”刊物,也不同于国民党的御用刊物｡这也正如他所说的:“东家是个普罗,西家是个法西,洒家则看不上这些玩意儿,一定要说什么主义,咱只会说想做人吧｡”(《有不为斋丛书序》)那时候,“右翼”的御用刊物是招人厌恶的,根本没有市场｡“左翼”杂志卖得比较好,但主要也是左翼青年和同情“左翼”的进步读者在买,市场并不是很大｡像《论语》这样的刊物走中间路线,竟一下子赢得了巨大的市场,令各方――也令办刊的林语堂等大吃了一惊｡当然关键还在于林语堂打出了“幽默”的旗号,此前标榜“不左不右”的刊物并不是没有,在中国打幽默旗号的散文刊物却从未有过｡那时的情景,正如鲁迅两年后在《一思而行》中所说的:“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
《论语》初创刊时,大家并不准备赚钱,甚至连稿费也可以不要,这和《语丝》创刊的情景倒有点像｡不料创刊号销路意外大好,当事人章克标后来回忆道:“创刊号重印了几次,一下子轰动了读书界,以后也保持了这股势头｡《论语》的畅销引起了各方面出版的兴趣,都来竞相办刊物了｡”(《文苑草木・林语堂两则》),30年代的“杂志年”,其源头就在这里｡邵洵美虽然搞了多年出版,办了那么多的杂志,但真正赚钱的,也就是林语堂的《论语》｡后来林邵闹翻,其根源也在赚钱这一端｡几年后也成为《论语》编辑的林达祖晚年回忆说:早期《论语》封二上刊登的“本刊各地代销处”,可分三类,本埠有上海的光华书局､现代书局､神州国光社等二十七家代售｡外埠有各地书局代售,如南京就有花牌楼书局､世界书局等七家,这样辐射到各省会城市甚至边远地区,可说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此外,还远销南洋各地华语区,如仰光的鼎新书局､新加坡的上海书局,甚至美国的大光公司都是《论语》的代售处｡“所以说当年的《论语》确是畅销海内外,为当时文坛最为畅销的刊物之一｡”(《沪上名刊谈往》第17―18页)
既然一开始并不准备赚钱,而后来大赚,这就是市场选择了林语堂,而不是林语堂选择了市场｡但市场何以会选择他呢?这也是一种“适者生存”｡于是我们发现,《论语》中确有不少大受市民欢迎的形式和内容,它们往往会成为畅销的标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笑话｡
每期《论语》都有不少笑话,有些并不好笑的东西也是拿来当笑话讲的,但也多有标准的传统的笑话在｡比如第一期的目录中,我们就能找到这样的标题:《有驴无人骑》､《日人之不幽默》､《幽默好例》､《龙虾灰色》､《晏子诙谐三则》､《苏秦吃咸蛋的故事》､《留学生善用抽水马桶》､《边孝先腹便便》､《拘礼者戒》……这些题目,与后期《礼拜六》中的那些“开颜录”,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当然不能光看题目,还得真正深入进去｡那么,我们就来试看老舍吧,他是《论语》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也是一位典型的新文学家｡老舍较早刊于《论语》的文章是第四期上的《祭子路岳母文》,此文极尽插科打诨之能事,与林语堂发在创刊号上的《缘起》相呼应｡因林说:“惜其时子路之岳母尚在,子路以办报请,岳母不从｡事遂寝｡今年七月,子路的岳母死｡于是大家齐立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三嗅而作,作《论语》｡”于是他也模仿八股式的文言调侃道:
夫子路之岳母者,子路之妻母而孩子们之姥姥也｡夫姥姥何为而反对子路办报也?不闻夫子乎:“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子路而升堂,显系知县大老爷矣,知县而升堂,而未入于室,是因废私,而欲试行生育制裁者矣｡而再办报,入室之望微矣!齐家而后国治,子路独不知耶?岳母之用心其女中尧舜也欤;呜呼哀哉!而子路之友,于老太太归天之际,齐呼“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且三嗅而作焉｡焉作?作《论语》?是可忍哉孰不可忍!
这种相互间的调侃,本是“礼拜六”派的专长,其流风遗韵,我们从今日的评弹表演中还能领略到,而用这种文言方式调侃,就更得“鸳蝴派”文人之真传了,而况所说又是“入室”､“废私”､“生育制裁”之类的话题｡所以,在趣味上,此与彼,真是相去未远的｡
在《论语》第七期上,老舍又有《济南专电》六则,现抄其四:
历城有张三(译音)博士者,读《论语》泪下如雨;《论语》济南通信员几自杀!
老九记冬季大减价,购货一元以上随赠《论语》一册｡不确｡
留德博士某,欲加入《论语》社,问问可否仍穿西服?
南关王氏夫妇因争读《论语》反目,决定离婚｡法官拟请《论语》社诸贤来济,切实指导发笑法｡
这些都属没话找话,但读来确有发笑的感觉,难得老舍那一片儿童般的逗笑的机智｡可是这种“为笑笑而笑笑”,到底是离新文学近,还是离“礼拜六”近呢?
我以为最说明问题的还是老舍发在《论语》第十一期上的《当幽默变成油抹》｡它写小二小三两个孩子发现爸妈坐在书房里什么也不做,老是拿着一本薄杂志发笑,还不住感叹:“真幽默,哎呀,真幽默!”妈妈则一直要爸爸再念一段｡孩子当然不懂幽默,听成了油抹,可是上次把油抹在袖上却被大人打了｡爸妈出去了,他们就把那本小书找出来,结果里面都是黑字,根本没有好笑的图画｡他们闯了不少祸,其中当然包括再一次的“油抹”｡爸爸回来后很生气,眼看他们又要挨打,幸好爸爸手中有一本新的《论语》,一不小心又看下去,他什么都忘了,一拍大腿又说:“真幽默!”
这让人想起《礼拜六》创刊号上那篇自称为“短篇瞎说”的《礼拜六》｡那是出于编者王钝根的手笔,写一个名叫李伯鲁的人,外号“礼拜六”,他愿意人家叫这外号,因为他总能在礼拜六这天遇到他所中意的凤珠｡后来几经周折,有情人终成眷属｡现在,他和凤珠常在礼拜六这天前来购阅小说周刊《礼拜六》云｡此文与老舍之文都是虚构一个故事,调侃一番,为本杂志做做广告｡文风与意趣上的相像,自不待言｡
当然,《论语》与《礼拜六》有着很根本的不同,其创刊之初,连鲁迅都频频投稿,可见它自有不俗的一面｡但本文着重谈它的“同”,目的是为了发现市场何以对其情有独钟｡事实上,在体裁､题材､文风､编排方式上,二者都有相似的地方｡此处再举一例:《论语》自创刊之后,就喜出“专号”,里面有比较严肃的从现实事件出发的(比如“萧伯纳专号”),也有颇近于无聊的(如晚期的“睡的专号”)｡无聊的专号就是变相的同题作文,迹近于没话找话｡而没话找话的同题作文,又正是《礼拜六》的专长,即在第一期中,除了上面提到的钝根的“短篇瞎说”的《礼拜六》外,同时还有另一篇同名的小说《礼拜六》,作者为“大错”｡这当然不会是从生活出发的､真正有感而发的创作,而只能是由编者逼出来的即兴之作,无非是卖弄一些聪明急智和文词老调,其轻薄浮滑可想｡
总而言之,《论语》自创刊之日,就走上了一条畅销的大道｡这不是偶然的,是其内部本来即有畅销的潜质｡令人深思的是,《礼拜六》在办刊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以向新的读者趣味靠拢,而新文学阵营中人却在办刊时,不自觉地吸取了“礼拜六派”的种种旧习,从而受到了更广泛的读者群的青睐｡这里肯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这不是上帝,不是宿命,而是市场｡办刊者多少总要考虑到市场,市场则更会诱人改变｡当然,林语堂的性格本身就有易于受市场欢迎的一面,这正是他与胡适､鲁迅､周作人的不同｡这一层,我们放到下一篇中详说｡关于《论语》在散文艺术上的成败得失,我们也放到下一篇中展开吧｡
再总括一句:如果说,胡适的文章是为广义的学生而写,周作人的文章是为自己的同道而写,鲁迅则更多的是为他的对手而写的,作为“谈话风”的散文,他们的风格都与自己的谈话对象直接相关,那么,林语堂和他的“论语派”,就可以说是面向更广大的读者市场了｡
对于《礼拜六》创刊号上的那篇发刊词来说,《论语》也许是它大得出乎意料的轰然而悠然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