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云南是人类古老的发源地之一,闻名于世的元谋人化石和禄丰恐龙化石,向世界昭示着这块土地的古老与厚重。云南还以民族众多而闻名于世,它以独特的民族风情和立体的高原特色吸引着外界的目光。植根于红土高原的云南文学,也因此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态势,现、当代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作品,结出了丰硕的文学之果。
那么,那些生活于红土高原的各民族女性,她们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如何?
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26个民族都是云南红土高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少数民族女作家因为民族的历史发展、语言条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等因素,其成长道路比汉族女作家更艰难和曲折。她们的成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和汉民族有着相似的情景,很多民族的妇女在历史和文化中都是处于边缘状态。汉民族的文学史上虽然能找到一些妇女写作的踪迹,李清照、蔡文姬等人也能以自己的才华青史留名。但是妇女写作从来没有形成规模,更不可能参与到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她们在文学史上,是一条若断若续的灰线。
长期以来,云南各民族沿袭的基本是民间文学传统,鲜有自己的作家文学史。少数民族妇女虽然没有汉文化“三纲五常”的约束,但是在历史中妇女的地位却同样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女性不写作的原因在于,她们一直被排斥在许多人生经历之外,她们的生活天地是狭小的,这纵然能使她们专注于自己的心灵观察和情感体验,可社会为她们提供的写作素材实在是少得可怜。”①甚至在东西方民族中,女性在写作中的地位大致相同,和历史发展、社会形态、女性思想的觉醒都有密切关系。
除了生活形态和方式有差异外,各民族妇女和汉族一样,从生物性的角度早已经被命运规定好既定角色:女儿、妻子、母亲。她们的生活天地狭小,被文化规定好的角色意识所约束,甚至主动向其靠拢,以求获得男性社会的认同。所以,文学史中没有她们的地位,而在各个时代的“烈女”“节妇”名录中却不难找到她们的名字。从社会性的角度看,她们在历史中长期处于缺席状态,或边缘化,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在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场景中找不到女性的身影。像从事文学写作这样的精神创造活动,更是没有女性的位置。
但是,另一个让人无法否认的事实却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中又都离不开女性的形象。她们是文学歌颂赞美、着力塑造的对象,或者说是严格按照男性文化的审美标准去表现的对象。所以她们的身份依旧离不开母亲、妻子、女儿,也只有在遵守文化为自己规定好的角色并认真扮演好这一角色的情况下,她们才可能被文学赞颂。比如彝族撒尼人民间传说中的阿诗玛,傣族民间传说中的南诺娜等等。但同时女性在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获得过发声的权利,无论她们的形象被塑造得如何完美,读者都不可能真正走进她们真实的心灵世界,那是一个丰富而处于沉睡状态的矿藏。
所以,二十世纪蓬勃兴起的女性文学,意味着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她们不再满足于被表现和言说的地位,而是希望用自己的声音来吟唱自己的歌。而历史的发展进步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也为这种觉醒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和支撑。现代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及现代人文思想的深入人心,推动了全球范围女性文学的兴起。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写作,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她们起步要晚得多,但也因此可以学习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
女性只有在掌握文化知识、主体心灵觉醒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从事文学写作活动并取得成功。而建国初期的云南各民族女性,大多数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云南由于处于边地,因为历史等原因造成了经济、文化方面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一些民族甚至刚刚从刀耕火种中走出来。民族的生存、发展、进步是时代的首要任务。女性的解放只能在民族解放的前提下进行。或者说她们第一步需要完成的是大写的“人”的解放,而作为“第二性”的性别意识上的解放和文化自觉,则需要一个相对长的酝酿过程。所以,在建国后比较长时间的文学空间中,云南各民族女性写作者的身影暂时处于零散的状态,还不能构成一支有写作实力、能展示高原特色的队伍。除远在北方的彝族作家李纳和丽江的纳西族作家赵银棠已经具备写作的实力外,其他民族的女作家基本还处于孕育和准备之中。
二
彝族作家李纳和纳西族作家赵银棠,是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队伍的拓荒者和先行者。
李纳虽然于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离开家乡,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但是云南故土却自然成为她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她的短篇小说《姑母》、《撒尼大爹》,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等都是以云南撒尼人的生活为表现对象的。赵银棠则早在1948年就已经写作出版《玉龙旧话》向读者系统介绍纳西族的历史渊源、风物名胜,对外界认识了解纳西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并由此奠定她在文坛的地位。
除她们之外,在建国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没有形成自己的队伍。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各民族妇女和时代、社会一起获得了解放。但是和政治、经济上的发展相比较,她们在文学上的发展经历了启蒙、准备的过程,步履缓慢得多。云南红土高原特色的各少数民族妇女,她们还继续被置于文化的边缘,不具备参与和创造的条件。还在沉寂中等待着机遇。
虽然新中国把男女平等作为条文写进“宪法”,为各民族妇女在政治上争得了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但是,文化和思想的解放却不是依靠政策条文所能迅速实现的。尤其是文学写作这样的精神创造活动,更是需要一个相对长的准备过程。对于各民族女性而言,长期被放逐于历史、文化边缘的经历使她们失去了应有的话语权,以至于失去了发声的能力。笔者认为,各民族女性从事文学写作这样的精神创造活动,起码需要做好几方面的准备:一是文化教育的准备,使之具备掌握本民族(或者汉民族)语言文字阅读、书写的能力;二是民族文化传统知识的积淀,使主体具备内在的张力;三是作为大写的人和性别意义上的女人,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具有认知和表达的愿望。后者是发自心灵的需要,也是从事写作的重要动力。
有评论家认为,50年代对少数民族文学产生重要作用的主要是政治因素,而80年代影响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则是经济的变革和腾飞。并以云南哈尼族和景颇族作家群的崛起为例,认为“经济变革的作用,是基础性和决定性的”。②时代的车轮飞旋到20世纪80年代,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变革进入了新的时期,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都得到迅速发展,为文学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各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也得到很大提高。这一切都为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群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写作的浪潮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当代文坛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初。改革开放的风吹遍中国大地,文学界也体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各种思潮、流派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在结束“文革”荒唐时代,人们心灵普遍需要抚慰的情况下,文学受到空前重视,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后,乘着文坛东风开始了全新的发展历程。
80年代活跃于云南文坛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大多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小说、散文等文体写作上表现出比较高的起点,她们中的一些人还是本民族的第一代(甚至第一位)作家。比如景宜(白族)、董秀英(佤族)、玛波(景颇族)、司仙华(傈僳族)、玉涛(傣族)、黄雁(哈尼族)等等。
她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在80年代初便开始发表作品,并且出手不凡,在全国获得各种奖励。如果说布朗族女作者岩香兰的散文《土壤和花朵》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传达了某种讯号,那么,后来白族女作家景宜的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和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短篇小说《最后的微笑》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就是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在文坛的成功亮相。
其中佤族作家董秀英的出现对佤族文学而言,是一种历史性的标志,意味着佤族没有书面文学的历史从此结束,也标志着佤族的经济、文化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具有和其他民族比肩而立的实力。她以小说集《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登上文坛,被评论称为“佤族作家文学的第一声木鼓”。后来又以长篇小说《摄魂之地》比较集中地展示了佤族的神话、宗教、礼俗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民俗风情,“重要的是小说表现了佤族人的文化心理,彰显了佤族的文化精神和民族魂魄”③。
白族作家景宜曾以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她同一时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还有《骑鱼的女人》、《雪》等等。她的小说一反以往文学作品中农村妇女的传统模式,以新的面貌和姿态突现出当代白族妇女的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好似洱海中洁白的浪花,扑面送来清新的气息。
90年代有更多各民族女作家参与到文学写作中,逐渐形成一支有一定实力的写作队伍。回族作家有白山、马丽芳、叶多多,哈尼族作家有黄雁、明珠、张娅、黄志铃、明追、车明追等,傣族作家有玉涛、帕罕、召罕嫩、柏桦等,彝族作家有黄玲、李云华、李梦等,藏族有女诗人单增曲措,德昂族有女诗人艾傈木诺,佤族有袁智中,拉祜族有娜朵……她们在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学等领域都有不俗的表现。一些80年代就已经进入文坛的作家也参与其中,并继续成为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队伍的中坚力量。
进入新世纪后,更年轻的一代女作家陆续在文坛登台亮相,比如纳西族作家和晓梅,彝族作家段海珍、陈佳妮,回族作家马碧静等,她们为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队伍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和老一辈作家相比,这支队伍中的中青年作家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她们的写作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特点:第一,因为受教育程度高,和面对的时代不同,她们的文学观念大都比较新,和时代的文学基本同步,甚至有更新的追求。第二,在保持民族意识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坛流行的女性文学的思潮、观念影响,所以她们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比较明显,呈现出特殊的文学审美价值。第三,她们的文本写作也出现多样化的趋势。长篇、中短篇小说、诗歌、影视、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领域都有涉猎,而且佳绩连连。回族女作家白山的长篇纪实文学《血线――滇缅公路纪实》以对一段特殊历史的关注而受到好评,并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作品集奖。笔者的《李乔评传》也因为对彝族文学的开拓者李乔的研究而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等奖。
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繁荣发展,除了作家们自身的努力之外,和文学潮流的风起云涌以及有关部门的用心培养也是分不开的。云南作协、《边疆文学》杂志就曾经多次举办民族作者创作笔会,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萌芽、成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些老作家对这支队伍的成长也倾注了不少心血。
三
民族身份,对很多人来说,仅仅是穿什么服饰、讲什么语言的问题。一些人因此把汉族以外的民族群体称为“异族”,充满新鲜和好奇。而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民族是世代相袭的历史,是文化传统和文化,是他生命的根,心灵的归宿。不论性别如何,对民族的心理认同感,是每一个写作者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民族文化身份的确立,对作家民族意识和民族责任感的增强,都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们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逐步认识理解的基础上生发出的自豪感、使命感和认同感,有时甚至表现为焦灼感(为民族发展的滞后)。
女作家们并未因为性别因素而放弃或者减弱自己对民族的责任感。虽然在很多民族中,女性都是处于历史和文化边缘的群体,但是,自她们浮出历史地表,具备从事写作的相应素质和条件,拥有写作话语权那天起,就开始了对民族的关注和表现。多数人的第一篇作品,都和本民族生活有关,多数人也以自己是某一民族的第一代女作家而骄傲和自豪。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也为她们的写作提供了资源和矿藏,在不断发掘的过程中,使意义和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
对于云南各民族女作家来说,红土高原应该是她们写作中着力突出的优势,神奇、美丽的自然形态,以及这块土地上的多民族文化融合,都是写作的绝好材料。对这些女作家中的少数民族写作者来说,她们的优势还在于自己身后的民族,民族文化身份为她们提供了一块更有优势的写作土壤。相对于“异族”人、外来者的眼光,她们“身在其中”的独特身份,使之能更好地理解、表现云南民族生活的特异性。而且具备外来者所不具备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也许她们已经从那些身处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前辈的写作经历中意识到了这一优势,所以从写作之初,很多人就比较自觉地以民族和地域为自己写作的立足点。
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女性的身影并未缺失,甚至也不缺乏生动的形象。但那是被表现,被言说的地位。是男性视野审美关照下的女性形象。这和由女性自己表现自己,有着本质的区别。很多时候他们只看到女性生命的外在形态,对其内质的变化、历史夹缝中心灵的痛苦挣扎,缺少真实的体验和感受。这就注定了女性生命的代言人,只能由女性自身来承担。
云南各族女作家们在题材选择上有两种倾向:一是对本民族历史的着迷,二是对本民族妇女在现实夹缝中生存境遇的展示。
前者体现了作家的民族责任感和母性情怀(追溯女性历史)。她们更关注的应该是历史进程中人物命运、情感,以及女性的生命状态。佤族作家董秀英、回族作家白山、哈尼族作家黄雁、拉祜族作家娜朵、纳西族作家和晓梅等人的小说,大多是以表现本民族的历史和女性生活为主要内容。究其原因,有第一代“代言人”的责任感的驱使,也有对历史缺席现象的弥补。
后者则关注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的展示,以及本民族妇女身处其中的痛苦,或者觉醒过程。体现了女性体察人生的细腻,或者说是感同身受的疼痛,这是男性写作者无法抵达的深度。如白族作家景宜的小说,对白族妇女的生活,传统与现实的冲突,就有生动表现。作家把握住在时代浪潮冲击下白族妇女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开始追求女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这一过程中展现出的丰富情感和面对传统艰难挣扎的心灵历程,写出了女性人生的丰富与凄美。黄雁的小说中,对哈尼族妇女承受的传统压抑和现实生存的负重感有深入揭示,她的目光敏锐,能透过现象发现那些“合理”的传统后面隐藏着的对妇女的不公平甚至是压制的因素。她颇受好评的短篇小说《胯门》就选取了哈尼族婚嫁中的一个特殊民俗“钻胯门”作为透视两性不平等关系的切入角度,通过对女主人公鸠命运的展现一步步让读者感受她生命中背负的沉重与伤痛。
翻开中国文学史,女作家的身影寥寥无几,少数民族女作家就更是凤毛麟角。而在新时期文学中,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加盟,以她们特殊的身份和才华,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新颖独特的审美内容,很多被历史遗忘的领域和生活资源在她们笔下得到生动形象的表现。比如各民族妇女的生活,她们的情感世界、心灵历程,这些以往只在民间文学中被表现的内容,现在则是通过女作家之手得到“自我言说”和“自我表现”。这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确实是一个进步和提升。
四
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群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得益于深厚的民族文化的滋养,身后有一片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同时也从当代文学的各种思潮、流派及理论发展中汲取营养,从而获得了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她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多种文体的学习,并以自己的才华创造出不俗的成绩。
很多时候长篇小说是检阅一个民族文学实力的重要标准。从这一角度看,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成果值得一提。董秀英的《摄魂之地》,白山的《冷月》,娜朵的《母枪》,玛波和穆贝玛途的《江岸别墅》,笔者的《孽红》,虽然从数量上看并不构成优势,但是它们的意义却非比寻常,代表着不同民族女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努力与探索。在此之前,像佤族、拉祜族、景颇族这些民族甚至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学,民族民间文学中也从来没有过小说这样的文体。女作家们经过自己的努力与学习,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为自己的民族和文坛奉上了可以和汉族作家相媲美的长篇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无论从思想还是艺术的角度看,都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董秀英的《摄魂之地》,以阿佤山布绕克部落为中心,描绘了它和班老、坝甩等部落之间的仇杀、纠葛及历史变迁。小说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佤族从历史纵深向我们走来的感性生活形态,也穿插着作家对民族历史、生命过程的理性诠释。这部长篇虽然艺术上还不够成熟和完美,但也算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董秀英在探索中不断发现、创造,为佤族文学树立起了一座里程碑,在短短的时间内使佤族文学跃上一个新台阶。
白山的《冷月》表现的是一个拥有回、汉两支血脉的家族,他们在抗战期间、滇西沦陷期间所承受的责任、苦难和死亡。小说生动描绘了厚重的历史和活动于历史缝隙中的男人女人们,对他们的命运给予深切的关注。作家对女人的命运给予了更多的悲悯和理解,展现了一幅抗战背景下的女儿众生图。
娜朵的《母枪》是拉祜族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娜朵取材于一段民族历史传说,以小说的方式为本民族历史树碑立传。体现了一个作家对自己民族强烈的责任意识。作为一种精神意象的“母枪”贯穿小说始终,成为拉祜族妇女参与历史发展,为民族迁徙而艰辛付出的实证。小说中的娜米、娜倮、娜罗、娜思等几代女人在民族的日常生活,甚至战争中都表现出坚韧、顽强的品质,和男人们一起为民族的生存发展而努力。
德宏州两位景颇族女作家玛波、穆贝玛途创作的景颇文长篇小说《江岸别墅》,讲述主人公木日相利等景颇族儿女走出大山,在经营玉石,开办出租行、宾馆等激烈商战中不断进取,实现人生价值的感人故事,让传统的民族生活在与火热的现实相交错之间生发出新的审美内容。
在诗歌领域,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群体中也涌现出一些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的诗人。比如回族诗人马丽芳,以组诗《龙的妹妹》引起关注。其诗集《纸房间》,集中表现了为女性生命而咏唱的主题,建构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展示了女性生命多向度的审美追求。藏族诗人单增曲措的诗以雪山、香格里拉为主要表现对象,以充满激情的吟唱表现对故乡和大自然的热爱。她在继承藏族诗歌的抒情传统的同时,融进了女性对大自然、生命存在的赞美与思考,创造出雪山一样纯净的意境。傣族诗人柏桦著有《小小女孩》等诗集,她的诗具有女性温婉、抒情的风格,吟唱着对自然界的事物,对亲情、爱情的思辨,体现出知识女性丰厚的内蕴。德昂族诗人艾傈木诺在遥远的边地“诗意地生活着”,她著有诗集《以我命名》,以温情而平静的心态抒写着生活中的美好,以精美的文字传达给读者深郁的诗意。她的诗中,民族元素与现代人的心灵融为一体,呈现出自然、优美的气度。
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丰富的民间诗歌传统,它们是这些女诗人在文学创造道路上重要的文化资源。但她们同时又有着汉文化的教育背景,有着独立自强的女性意识。二者在碰撞中融合,诞生了新的诗歌美学风格。
近年来,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群体呈现出多元的追求和走向。但从整体看,写作心态处于更加平和自然的状态。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女性写作者在为文学默默耕耘。她们对文学写作的参与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促进了民族文学的发展,也丰富了云南文学的形式和内涵。在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名单中,云南女作家就占了四位,分别以小说、诗歌、散文和理论方面的成绩受到表彰。笔者的《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是云南女作家第一部获奖的理论专著,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成果,它承载的是众多民族的姐妹们的精神追求。
回望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群体,她们犹如一群不倦的歌者,面对世界唱出各自心灵的声音。虽然音质、音色高低不齐,唱出的歌声参差错落,但却共同汇成一曲新时代红土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调,向世界展示着一个精神群体的存在。
注释:
①肖巍《为谁用什么话语――也谈女性写作》,《粤海风》2000年11期。
②③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下卷》。
责任编辑 杨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