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胡适 （1891—1962），字适之，现代学者，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早年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与我外公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外公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深受胡适的影响，其之所以能够走上文学之路，与胡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初三日（1918年3月15日） 作文未就。先后晤以亨、子清，赠吴近照一张。至二道桥听胡先生讲，题为‘短篇小说’。晤吴、王二先生。归翻稿一张，十二时睡”。所记“至二道桥听胡先生讲，题为‘短篇小说’”，说的就是去听胡适的课。刚进学校的时候，外公在黄侃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周邦彦的“清真词”，他对词学研究深厚的功底，得益于黄侃先生的教诲。然而，1917年当胡适在 《新青年》发表 《文学改良刍议》，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后，外公也像许多青年一样，把胡适当成仰慕的导师，就参加了“小说研究会”，把小说作为研究的课题。但他对小说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尽管有 《花匠》 《炉景》 等，但都不如他后来写的新诗那么有影响。外公引起胡适的重视，应当是从他寄给 《新青年》 的文稿 《白话诗的三个条件》 那个时候开始的，胡适看到这个年仅19岁的大学生的文章后，十分高兴，立刻在 《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并附有他的信：“我对俞君所举的三条，都极赞成……俞君这信里我所最佩服的两句话是‘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近来我看见俞君自己做的诗，知道俞君是能实行这个道理的。”胡适对他的白话诗 《春水船》 所表现出的那种“朴素真实的情景”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后无论是他与傅斯年同去英国，还是他提前回国以后，都受到胡适的关注。这之中，傅斯年在外公提前回国后写给胡适的信，对我外公此后在胡适引导下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傅斯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输入新知’的机会虽断，‘整理国故’的机会未绝。旧文学的根底如他，在现在学生中颇不多。况且‘整理国故’也是现在很重要的事。如果先生能常常对他有所劝勉，有所引导，他受益当不少的，否则不免可虑。”说本来是想通过让我外公出去留学，把先进的西方文化带回国，但他既然已经回去了，“整理国故”也很重要，更何况他的旧文学功底是那么好，那就全靠先生引导了。字里行间体现了傅斯年对我外公的殷切期望与关怀。傅斯年的话当然会引起胡适的高度重视，于是邀请我外公到北京参与 《尝试集》 第四版的删定工作。这一举措，不仅使他回到胡适的身边，更从此开始了他与顾颉刚对 《红楼梦》 的讨论，实现了傅斯年寄希望于他“整理国故”的愿望。他的 《红楼梦辨》 与胡适在1921年所著 《红楼梦考证》 无疑是“新红学”崛起的里程碑。
顾颉刚先生为 《红楼梦辨》 所作的序言，记述了这段历史经过：“1921年3月下旬，适之先生的 《红楼梦考证》 初稿作成。但曹雪芹的事迹和他的家庭状况依然知道的很少。那时候，北京的国立学校正是为着索薪的事罢课，使我常有工夫到图书馆里做考察的事。果然，曹寅的著作找到了，曹家的世系也找到了。平伯向来喜欢读 《红楼梦》，这时又在北京，所以常到我的寓所，探询我们找到的材料，就把这些做谈话的材料。”
“我对于 《红楼梦》 原来是不熟的，但处在适之先生和平伯的中间，就给他们逼上了这一条路。我所希望的辩论学问的乐趣，到这时居然实现。我们三人的信件交错往来，各人见到什么就互相传语，在几天内大家都知道了。适之先生常有新的材料发现;但我和平伯都没有找到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 《红楼梦》 的文本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
外公在他的 《红楼梦辨》 的“引论”中也有记述：“欧游归来的明年—— 1921年—— 我返北京。其时胡适之先生正发表他底 《红楼梦考证》，我友顾颉刚先生亦努力于 《红楼梦》 研究;于是研究底意兴方才感染到我。我在那年四月间给顾颉刚一信，开始作讨论文字。从四月到七月这个夏季，我们俩底来往信札不断，是兴会最好的时候。这书有一半材料，大半是从那些信稿中采来的。”从他的这段话中，不难看出，他写 《红楼梦辨》 与胡适和顾颉刚有着密切的关联。
1958年2月，外公的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部分。当胡适在台湾看到这部著作后，曾有过如下的评价：
“我觉得俞平伯的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在今日还是第一善本。你若没有细看，请你找来一校，便知此本真不愧为他三十年的功力的结果。”
1962年，外公的 《重订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出版，此时胡适先生已经谢世，未得见。外公的遗憾是可想而知的，这或可从他的1963年为 《别后日记》 所写的“后记”中找到一些线索：
记中诸师长，今犹在京者只知堂师，年将八十。余如遏先、申叔、季刚、玄同、瞿安诸师，仲甫、适之两先生俱久已谢世……所从受业诸先生皆学府前辈，文苑耆英也，同游诸君亦一时之隽也，今皆古人也……戊午年为“五四”运动之前一年，记中载晤陈独秀、胡适，又言阅读 《新青年》，盖新文学已在萌芽矣。
从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他对胡适先生以及其他师长的怀念。
当然，因他与胡适有着这一层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在1954年掀起的对 《红楼梦研究》 的批判运动中，强加在他身上的诸多罪名中，又多了“胡适”这一笔，说他是“胡适幽灵”。这场运动，名为批俞，实为批胡，是显而易见的，他成了“批判胡适”的替罪羊。1954年，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由两个单位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在周扬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总结发言中，他说：“我们正在进行的对俞平伯在 《紅楼梦研究》 及其他著作中所表现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批判，是又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斗争，也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可耻投降主义的斗争……俞平伯先生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 《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一个代表者。俞平伯先生的考证和评价 《红楼梦》，也是有引导读者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更何况他与胡适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