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小小的石子，体如食指的一道关节，状若熟透的一颗黄豆。 它静静地躺在一个小小的药瓶里，在我的书桌上，连同装它的瓶子，一动不动地定格在我的眼里。 隔着瓶子，我看不清它真正的颜色。
上面的肉，已化作了泥；血的颜色，已不再鲜艳，变得黯然。
肉里的石子，带血的石子。
让母亲的身体一度地疼痛、连着脊背的疼痛的石子，让我的内心一直在疼痛、一种揪心的疼痛的石子。
在我以迫切而激动的心情把手术室里的母亲盼出来的时候，我带着满眼的泪花扑向了母亲。在返回病房的电梯里，护着母亲走出手术室的医师，用一张白纸包着这颗石子递到我的眼前，问我还要不要。看着虚弱的母亲，我已顾不了这颗曾让母亲疼痛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石子，连看都没工夫看它一眼，但我还是坚定地说：要！
躺回到病床上的母亲，不知是因为她身上这颗石子的切除，还是因为麻药的控制，抑或是因为手术中的折腾而精疲力竭，已不再像往日疼痛发作时那样整个身子都在抽搐、痉挛。她的脸色有些惨白，却又露着一种安详。
母亲，太累了。我俯身到她的耳旁，轻声地叫了她两声：妈！妈！她的头微微地点了点。我不愿意再打扰她。她肯定是太累了。一直为了五个儿女的成长而操劳，还没有得到一丝喘息，就又得了这“胆结石”，雪上加霜地让她疲劳的身体多了一层挥之不去的疼痛。
此时，我不知道她还痛不痛。但她似乎是睡得很好。就让她好好地睡上一睡吧！
静静地坐在病床前，默默地守护着母亲，凝视着母亲。
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好好地看过自己的母亲，一直没有好好地陪过自己的母亲。这时才发现，母亲耳根旁已拢起了厚厚的一层白发。再看，母亲已是满头的白发。雪白的，灰白的。一遍又一遍，我再也不能在母亲的头上找到一根青丝。母亲，我才五十三岁的母亲。她用自己很大的一部分生命让我学会了说话，学会了走路，到头来，我却一直在外忙着说自己的话，忙着走自己的路，而没有好好地陪她说上一阵，也没有好好地陪她走上一程。
把从母亲胆里切割出来的石子捧在手里，石子上还布着鲜红的血丝，似乎还有肉汁。这是母亲的血，是母亲的肉。不忍多看一眼。就是这么一颗小小的石子，曾让母亲在多少个日子里饭不能吃好，觉不能睡好。
匆匆洗洗，把它装进了一个药瓶里。
这颗胆结石让母亲疼痛了很久，只是最初我们谁也不知道母亲得的是“胆结石”。它没让母亲一直疼，只让母亲一阵一阵的疼。而总有着做不完的事的母亲，也就没把它放在心上，疼的时候吸着丝丝凉气忍着，疼过之后该下地的还下地，该喂猪的还喂猪。把家当作旅店的我们，也只认为母亲的病像她说的那样，只是腰杆疼疼而已。周末回到家中，也只是不时地给她买些止痛药，或者给她些钱，让她到乡村医院看看。及至假期回住家中，母亲的疼痛频率和疼痛程度已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才有些惊慌地带着母亲进城。把母亲送进手术室后，坐在外面等候的我，心里一直处于担心和后怕中。术前检查中得知，母亲不仅只是有胆结石，而且心包上还有着积液。为此，医生找我谈了话，还让我签了字。首次经历亲人进手术室，又是谈话又是签字，我无法不担心，无法让自己不感到后怕。
母亲走了，走在这一年的那个冬天。我不知道让母亲最终离开我们的是不是这颗石子！在我再次把母亲送进城里的医院时，母亲已患有胸腔积液、心包积液、风心病等等。看着医生从母亲的背上大针管大针管地往外抽着她体内的积液时，我只能转过身以泪洗面。母亲体内有积液，这是在做胆结石手术时就发现了的。可当时我们全部的注意力都落在了这颗胆结石上，以为胆结石被切除了，一切就都没事了。于是，我们又再次地离开了母亲，径直地到外面去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像以往一样，忽略了母亲的病情，甚至存在。母亲再次产生的一系列不良反应，丝毫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没有让我们及时地回到她的身边。以至不得不注意时，一切都为时已晚，已来不及挽回。
平时不烧香，临时拜佛脚。佛，已不再原谅。
似乎，让我们回到母亲身边的，只有她的病痛，快要支撑不住了的病痛。
我能在外工作，曾是母亲的骄傲；我能在外工作，曾让村人向母亲投去过多少羡慕的目光！作为儿女，似乎我们飞得越远，当父母的他们就越感到骄傲与自豪。而渐行渐远的我们，却越来越少了对他们的嘘寒问暖。是他们那虚无飘渺的骄傲与自豪，还是我们的自私与无知，让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空留一身一心的疼痛和遗憾。
佛，用这种疼痛和遗憾的降临，来惩罚我们平时对亲人的疏忽与淡忘。
母亲离去的身影愈来愈远。我把家搬了无数次，每一次都要丢弃无数的东西，只有这个装着这颗石子的小瓶子却一直带着，带了摆放在自己新置的书桌前。只是面对鲜血，面对亲情，面对生命，我没有资格和它对话，一直不敢打开瓶子拿出来细看。
隔着瓶子，我看不清它真正的颜色。但我知道，它的上面有着血的颜色，也有着泥土的颜色，还有着时间的颜色，亲情的颜色，思念的颜色，以至生命的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