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辰：每个人的爱好一般来说都是有原因的。比如家庭影响、环境因素等，您呢? 马未都：我的祖上没人写小说，也没人玩古玩，我完全是旱地拔葱，自学成才。我觉得我喜欢古玩有点与生俱来，我很小就喜欢这东西。
梅辰：1962年是“文革”前，政治色彩不会太多吧?
马未都：也还是比较政治化的。
1966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文革”开始了，在我们刚开始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彻底不学习了。可能是因为过早地辍学反而使我们能够更早地走向社会，通过社会去学习。
梅辰：您对历史有兴趣，所以您就自己开始学了?
马未都：我倒没觉得是有意识地去学，都是自然而然的。我印象中六A(1968)年，我在北京看《红卫兵查抄成果展览》，我第一次看到金砖的时候觉得特惊讶，我小时候认为金砖至少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砖头那么大，那才叫金砖嘛。看了展览后我才知道所谓金砖才那么大一丁点儿，印象很深。
那时我就觉得有些事琢磨不明白，就是人类都是向往美好生活的，可当我们面对过去很美好的生活，比如从过去遗留的精美文物我们就能知道当时人们的生活，我们却采取了一种破坏的态度或者是一种否定的态度时，心里就有疑惑，老在想“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文化人革命”的时候我并不喜欢文物，也并不知道什么是文物，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为什么它会引起很多人巨大的仇恨?”因为过去我们都是对人有仇恨，现在为什么对物有那么大的仇恨?我们小时候也有仇恨，比如小孩打架，谁欺负我了，我就恨谁，这都是对人的仇恨，但是人对物有什么仇恨呢?物为什么就侵犯你了呢?不知道。只看见人们咬牙切齿地砸东西，把东西都摔个稀碎。同时我也看到很多建筑在拆，在毁坏……为什么?这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还小，没有判断能力。
1969年，我十四岁时离开北京随父母去了东北干校，一所军队的干校，因为我父亲是军人。我在这个封闭的军队空间里待了两年，初一、初二的两年。那两年基本上没上学，尽干农活，虽说后来也成立了学校，连中学带小学都在一块，但也就是天天轰到里边去读读报，基本上是半天读报、半天干农活，没上过几堂课。
1971年，我十六岁时又回到了北京。那时十六岁的孩子跟今天十六岁的孩子是不大一样的。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非常有承受力，我们的承受力远远大于现在同龄的孩子。我觉得今天很多比我们当时大十岁，也就是晚今天二十六岁的青年人都没有我们当年的那种承受力。现在的人对超体力劳动的承受力、对困难的承受力以及对待挫折的心态都比较脆弱，一遇到事儿就先瘫了。
梅辰：您那时的承受力来自于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像劳改犯是通过超强度的劳动来改造思想。
马未都：我们那时的体力劳动倒没有太超强。我觉得这种承受力、意志力主要是来源于社会的一些看法。我曾经在央视做过一期教育节目，很多家长、包括主持人都说现在的孩子理想过大，好高骛远，不能脚踏实地等等。我说比起我们与他们同龄的时候，他们的这些理想只能说是小得不能再小了。我们当时的理想都是“解放全人类，让红旗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理想比他们大多了。我说他们“想上大学、当博士”这算什么大理想啊，小得不能再小了，搁我们当时都不好意思把这理想说出来。
梅辰：因为现在只有一个孩子。
马未都：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原因，那时候也有独生子女啊，我觉得是社会使每个人的心态坚强或软弱。我觉得我们的民族总体上是一个比较柔弱的民族，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在遇到苦难的时候都是以柔克刚――“我跟你磨了!”的态度去解决，而不是用硬碰硬的方式解决。明朝、清朝都是这种态度――软化、同化异族。
写小说一举成名
梅辰：您的第一部小说《今夜月儿圆》让您一举成名了?
马未都：《今夜月儿圆》是我动写小说念头的第三个小说，前两个没发，不过后来改改也都发了。那时发表小说跟现在有些不一样，特难。三十年前，“文革”刚结束，1977年全国没有人发表过小说，全国也没有地方接收这些稿件。最早引起全国关注的一篇小说是卢新华写的《伤痕》，发表在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上；另一篇是王亚平写的《神圣的使命》，发表在1978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上。
梅辰：从此就走上了文学之路?
马未都：对。我8月20日发表的小说，两个多月后，七十多天，11月3日就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报到了。
“剪”出王朔
梅辰：调到《青年文学》编辑部后您每天都干嘛?
马未都：我一般每天7点20到单位，打水、拖地，整理内务。我那时每天都为打开水的事苦恼，因为一共要打八壶开水，所以我总是想“这八壶水是一次打回来呢?还是分两次打?”因为一次打八壶手勒得很疼，打两次就得跑两回。我们在六楼，就得爬两次六楼……总之每天都为这事儿特别苦恼。
嘁哩喀喳把该干的事儿全干完后，8点钟准时拿一把大剪刀开始拆信，把所有的来信都拆开，什么投稿啊、读者来信什么的，很多，这里面就包括了后来的知名作家王朔、苏童、莫言、刘震云等，他们都是我那个时候拿剪子“剪”出来的。
梅辰：您是发现他们的伯乐?
马未都：不敢说。只是《青年文学》诱惑他们。
梅辰：您是怎么发现王朔他们的?
马未都：剪开就读，行与不行的一读就知道。读两句就知道。
我觉得我有职业性的文学敏感，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很经典的故事：柯南道尔(英国作家，侦探小说《福尔摩斯》的作者)做编辑时，有一个作者的投稿被他给退回去了。作者非常不高兴，因为该作者把后面的几页给粘起来了，收到退稿后他发现后面的几页根本就没撕开，于是他很生气地给柯南道尔写了封信，说：“尊敬的柯南道尔先生，我的稿件您都没有看完，您怎么能知道它不是一篇好稿子呢?”柯南道尔就写了一封很著名的回信，说：“尊敬的作者，当您用早餐的时候吃到一个臭鸡蛋，大可不必把它全部吃完才知道它是一个臭鸡蛋……”意思是说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臭鸡蛋”，我没必要把它全看完。
我一开始做编辑时就觉得一定要把人家的小说全部读完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像苏童这样的作家，稿子第一页没读完你就知道这人行，感觉就行。那时苏童上大二，我写封信希望他来谈谈。嗬，小帅哥诚惶诚恐地就来了。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梅辰：王朔见您肯定不这样，王朔到哪儿都是北京大爷。
马未都：王朔见我他就不大爷了，当年他还是个小孩儿呢。前两天中央电视台《见证》找我，让我谈谈当年的王朔以及跟王朔的交往。我跟王朔在上世880年代前的交往非常深，王朔的第一部小说集《空中小姐》，八八(1988)年由我们社出版，我是这部小说集的责任编辑。那 天我还把他那本小说集拿给央视的人看了呢。
梅辰：我记得当时感动了无数青年。
马未都：都哭晕过去了。
梅辰：王朔的稿子您拿过来一看就觉得行?
马未都：王朔的字和苏童的字写得都不算好，但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小说写不好有啥用啊!王朔是一个文学感受非常好的人，我印象中当年他在《青年文学》投了好多稿都发不了，因为那个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是非常正统的单位，我们头儿不喜欢他的那种表述方式。你想我们出版社出的都是《红岩》、《红日》、《红旗谱》这类的红色经典，谁能看得上他那书啊。
梅辰：尤其是他那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名言，哪个头儿听了不闻风丧胆啊!
马未都：呵呵，王朔也是京城最早唱流行歌曲的那拨儿人，那时的音乐界根本就不允许这样的声音出现。(梅：王朔是个很有个性且又极聪明的人)
梅辰：在出版社工作您觉得很如意?
马未都：我在出版社兢兢业业做了十年编辑，文学界有名的人我没不认识的。《青年文学》当时的地位多高啊，他们都得求着我们，但我从来没接受过作者的任何好处，我自视清高，我从年轻时就这德性。我特别看不起那些占作者便宜的人……有的编辑让作者给他们家换煤气什么的……(梅：那个年代就这样啊?)嗯，特恶心。)
余絮百事通
梅辰：您在文博界这么多年，有谁是您的知音吗?
马未都：没什么知音，我觉得我没碰见过什么对手。不过你这么写出来，让人觉得“这主儿忒狂”，不好。(梅：现在的社会推崇自信的人)没有人能跟我在社会学层面、哲学层面、文学层面以及在所有的科学层面非常平等地对话。
梅辰：这种没人对话的感觉是不是也很孤独和痛苦?
马未都：不孤独，也不痛苦，我可以跟非文物界的人对话嘛。我的朋友跟我说我是他所认识的懂得常识最多的一个人，他所说的常识不光是文物，也括其他学科，我也知道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比如你说生物，咱俩也都能聊，我经常看农业频道。
哎，对了，你学生化的，你知道怎么证明一个物种是否是古老的吗?(梅：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的角度去证实吧)你那个太科学了，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判定：一个物种是否是一个古老的物种可以从它出生的体长、体重与成年后的比例关系来判定。古老的物种有一个共性，就是它生下来的体重、体长与它成年后的体重、体长不成比例比如说鳄鱼，生下来就那么一点儿，长大后约有十米长；熊猫生下来小得都看不见，体重不足两百克，体重那么大的一个大玩意儿生那么点儿的―个小玩意儿，怀孕愣是看不出来，生产都没有痛苦，这样的物种就属于古老的物种。大鲵(娃娃鱼)、鳄鱼、熊猫都属于古老的物种。比例越接近的就越先进，比如人，人类进化代价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生育的痛苦，你学生物的你肯定知道，没有一个哺乳类的动物像人生育这么疼痛。
梅辰：子非鳄鱼、熊猫，安知其痛否?
马未都：能看出来啊!人为什么痛苦?是因为人的脑袋在进化，它达到了骨盆的极限。人的骨盆一头是闭合的，另一头可以张开一点儿，人的脑袋刚好能分娩出来，所以妇女在生产时都是痛苦不堪的。为什么现在大量的人选择剖腹产?根本生不出来了!今天要是没有剖腹产，那死的人多了。
梅辰：这可是您一家之言。
马未都：那是肯定的。因此，你看吧，生物界凡是幼年与成年不成比例关系的动物都是古老的物种。这种辨别方法没人教我，是我自个儿寻思出来的。忽然有一天，我恍然大悟?物种起源跟文物一样，对它的判断是靠推理、演绎和归纳。很多时候文物鉴定不是看出来的，也看不出来，但能推理出来，它是靠其他的社会手段，比如信息的沟通，如果没有信息业，那很可能许多事儿就都化为乌有了。比如，有的所谓的泰斗他鉴定不如我，是因为他没有信息，他的信息是零，在今天的社会，他的信息是断掉的。当我六十岁、七十岁的时候，当我远离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也不能给别人看了。对吧?
梅辰：老百姓总是觉得越上岁数的人越可信。比如，看病都是找老大夫、老中医，而且各行各业能被称为泰斗的，基本上也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
马未都：人的能力分为智力和精力。精力又分为心力和体力。你的体力下降了，你的心力必然也跟着下降，也就是说你的心的能力降低了。这个下降很多人看不到，我们能看到的是体力下降――没年轻时跑得快了。要是再过二十年，你连跑都跑不动了，只能走了；要是再过上二十年，你可能就坐轮椅了，是不是?这是你看得见的体力的下降，实际上你的心力也在下降。我现在心力就在下降，我现在老说错字，我在四十五岁之前，无论多大强度的对话，从来不使用错词，不出现任何的错误，但是我现在几乎是天天出错，我上去讲课都经常说错，心里不是那么想的却说成那样，就是反应跟不上了，我自个儿知道。
梅辰：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人每天都要接受大量的信息，需要记的东西太多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每天所记住的东西比过去多了不知多少倍!不是您一个人这样，很多人都这样，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马未都：谢谢!谢谢!你给我一味安慰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