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一生为他人作序共十四篇。陈先生学术以外的文字极少，仅《寒柳堂记梦稿》几篇而已，为他人作序，成为自己思想表达的方式。这些序引往往不严守本书而逸于书外，其所论荦荦大者，又无不与本书关合，既不离学术本身，又呈现思想的张力和精神的力量。晚辈唐突，称之为“书外之序”。
一九四二年作《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因故不能用，杨氏请求移作《积微居金文说》序，可以见出这个特点。而余嘉锡、沈兼士序，密关本书，则恐不能作如此变动。一九五二年杨氏《丛稿》与《续稿》合并，余、沈二位细密而谈者得以保留，陈先生之序被指为“立场有问题”而被拆去，陈氏言“贱名不得附尊作以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著，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拆去缘由又全在“书外”二字。
一九三四年，陈寅恪受王静安之弟王哲安先生嘱托，以晚辈身份为年长十三岁的王静安《遗书》作序，对静安先生评价平正不颇，三点归纳成为不刊之论。而于序尾言：“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同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所言之意不甚明，却似有“奇哀遗恨”溢于言表。太史公作《屈原贾谊列传》，后人就有“此非二人之传，乃三人之传也”的感叹，今观陈先生此序，亦如是。
一九三九年所作《刘叔雅庄子补正序》将“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比作金圣叹注水浒，改窜旧文，多任己意；而刘文典著《庄子补正》“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则不之正”，“可谓天下之至慎”。 却明明有赞刘氏“能守旧义”之意。
到了一九四二年终于写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成为绝世雄文。其云：
昔晋永嘉之乱，支愍度始欲过江，欲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意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此道人寄语愍度云，心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意，以负如来。今先生是书刊印将毕，寅恪不获躬执校雠之役于景山北海之旁，谨远自万里海山之外，寄以序言，借告并世之喜读是书者。
著《滇黔佛教考》的留在北京的辅仁大学，为其作序的恰恰漂泊在滇黔边域。所言伧道人并非道人，乃是和尚；道士当时反称作先生。伧，南人蔑称北人。然而此段所表彰者并非支愍度，而是伧道人。二人商量东渡，恐在江东传佛教正义传不开，故立“心无义”，曲学阿世，以求糊口。此典讽世态、正人心，其意甚明，而其言无疑已逸出书外。逸出书外的序言，历经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个字一个字仿佛站了起来，韩吏部“字向纸上皆轩昂”此之谓也。“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成一世名言。
余瞥观所及，同时人亦有用此典者，义宁陈先生却将此典变成一种精神写照。黄侃《六祝斋日记》“民国十一年一月四日”条：“读《世说》一绝云：‘彬彬支度拔新才，觅食江东亦可哀。何似伧人持旧义，救饥仍不负如来。’”此年黄季刚读叶德辉辑《世说》佚文，此年日记关于《说文》仅此一条，便拈出此典，并加以吟咏。陈寅恪诗句“不采花即自由”似是对季刚“觅食江东亦可哀”一句的回答，陈氏“江东旧义饥难救”更像是对季刚“救饥仍不负如来”悲观的改写。
徐一士《一士谈荟》“李审言文札”条录李审言民国二十一年致张次溪文札，李氏希望张次溪资助刻其著作，第三札文末：“足下观吾之言，其如阿难涕泪悲泣而受邪？抑谓暂立无义以救饥遂负如来邪？”李氏调侃解嘲之笔却用此典。
当日为陈援庵作序使用此典亦不过言二人俱未事伪，与《佛教考》所述明末遗民逃禅之事，书里书外，两相映衬。然读者若不囿于一时一地而读，此典被赋予更丰富之内涵。后来，陈氏“万物皆流，金石独止”的气质被这个典故演绎得淋漓尽致。
陈先生一生为他人作序共十四篇，一九三○年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开其端，时年四十一岁。一九三二年作《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一九三四年六月《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九三五年又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抗战前共四篇。一九三九年作《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同年为刘文典作《庄子补正序》，一九四○年作《滇黔佛教考序》，一九四二年三月作《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同年十一月作《陈述辽史补注序》，十二月为杨树达作《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一九四三年为邓广铭作《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共八篇。抗战后两篇：一九四八年三月《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同年十月《杨树达论语疏证序》。解放后无作，就此封笔。
胡适之尝责陈文奥衍散漫，后人从此论者颇众，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日记》为抱不平。曾闻魏丈同贤谓陈文篇篇皆好，晚年颂红妆二部，文意混融，亦是佳作。是于陈先生文字，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魏先生为初版本《柳如是别传》责编，涵泳其间而日久生情，故若稍有阿好，亦可理解。鄙见以为，陈先生文字可划为二部，而二部之作判若二人。其他文字皆吾所爱，学术文章而渊然有味诚不易也，而陈先生游刃有余。《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二书，却最是难读，虽言其难读或事出有因，一为目盲脚膑而作考证，一为时代关系而隐晦其词，然“难读”二字毕竟是事实。
二○○六年冬陈平原先生来沪演讲，于今日学者文章深致不满，举近三百年来史学家而善著文章者曰黄宗羲、全祖望、钱宾四、余英时。平原先生想来一时兴会，非筹烂谋深之论。彼家寅恪先生于地下闻此未必闷闷；海外余先生若闻此则恐轩渠绝倒。若真有这么一个排行，我投陈先生一票。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序言并非全部随原书出版。前所提到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所作序，移作《积微居金文说序》，然此书出版，亦不见此序。它写成之后竟然从始至终未随书刊布，珠联璧合，竟成虚愿。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一书亦绵延至一九五八年方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命运如前，此序亦被拆去。与此相反，《佛教考序》一九四○年就随书出版，一九五七年重印，竟未抽去。黄裳先生言两不易。初版尚可，重印不抽去，诚不易，可见陈垣之坚持。陈述《辽史补注》、朱延丰《突厥通考》二书因故未能出版，序亦无缘随书刊布，全赖《陈寅恪文集》而得以流传，俱成名文，真成书外之序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