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面不寒杨柳风？ 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果断实施了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使中日政治关系进入了“后小泉时代”。阳春三月，吹面不寒杨柳风。如同眼下外界的自然气候，日本政坛上小泉时代凝结多年的寒冰开始融化。种种迹象表明，中日关系已开始全面转暖，这主要体现在，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对话增加，目前双方已经就温家宝总理四月中旬访日达成共识。此外，包括各政党领导人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频繁访华，据今年2月21日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中日两国已经确认将互派共计超过两万人的访问团进行互访。日本执政联盟的公明党代表太田昭宏和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二阶俊博等日本政要陆续访华，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也更趋活跃。日本政府将今年定为“日中文化体育交流年”，将开展一系列文化和体育交流活动，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日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准备扩大军事交流，两国正在协商从八月开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互访事宜。
2007年是中日关系敏感而关键的一年：“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和“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纪念日将先后来临。在两国关系全面转暖的大背景下拉开这一年的序幕，无疑还是令人感到轻松的。但由于从小泉的“参拜内阁”到安倍的“破冰内阁”的变化速度之快，让还沉浸在小泉“参拜阴影”中的中国人民余悸未消，疑惑重重。
出尔反尔“慰安妇”
还是看一看近来安倍内阁在“慰安妇”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表现。
历史学家们称，至少有二十万亚洲妇女，于1930至1940年期间，在日本设在全亚洲的军事妓院里服务。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承认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严重伤害了许多妇女的名声和尊严”，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此即“河野谈话”，基本代表了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官方口径，也是此后日本在这一问题上的官方立场。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公开表示在慰安妇问题上继承河野立场。今年二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军妓问题并道歉，一些当事妇女出庭作证，描述了被战时的日本当局俘虏，作为“慰安妇”遭到不断的强奸。3月1日，安倍晋三及一些执政党议员以“没有证据”为借口，企图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史实。美联社报道说，作为对美国国会一项要求日本领导人在“慰安妇”问题上“正式承认、道歉并承担历史责任”的决议草案的回应，安倍狡辩说，“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强迫行为”，因此“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强迫的定义”。同日，据《读卖新闻》报道，以日本前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为首的部分自由民主党成员也以“没有发现文件记录”为借口，辩称“军队和官方没有绑架”妇女充当“慰安妇”，怂恿政府改写相当于官方道歉的“河野谈话”。这些议员称“河野谈话”有损日本形象，“招致对事实的误解和对日本的恶意批评”。据英国媒体报道，3月5日，安倍晋三对议会成员说，“我必须说，即使这个决议已经通过，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将道歉”。安倍同时也重申，日本政府认为美国的决议包含着事实上的错误。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就在安倍此举招致邻国的一致抗议和谴责之时，3月12日媒体又报道说，安倍晋三11日上午在日本ＮＨＫ电视台的节目中说，他“由衷地”向心灵受到创伤的“慰安妇”表示道歉。他在节目中还表示，日本政府继承“河野谈话”，这是一贯的立场，这包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和桥本龙太郎都给“慰安妇”寄了（表示道歉的）信函，他的心情也完全没有变化，他“由衷地向当时心灵受到创伤、饱受艰辛的‘慰安妇’表示道歉”。（《人民日报》2007年3月12日第10版）这不由让人松了一口气。
可是3月14日，又有了新情况：日本媒体辩称美众议员之所以紧咬“慰安妇”问题，是因为曾接受华裔人士大量捐款。日本《产经新闻》3月l5日报道，“十四日获悉，在美国国会中紧咬慰安妇问题不放，积极敦促通过声讨日本决议案的众议院议员麦克・本田，在此前的选举中对有中国背景的政治捐款的依赖超乎想像。捐款名单当中，与中国政府直接相关的在美反日团体的多位干部赫然在列。本田议员呼吁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更是与这个团体密切相关”。《产经新闻》还以《本田议员体现浓厚“中国色彩”》(记者古森义久发自华盛顿)为题，极力寻找“外部理由”以冲淡“慰安妇”阴影，其云：
在美国议会推动“慰安妇”问题决议案的“主角”麦克・本田众议员，近日被发现曾大量接受中国反日团体“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活动家的捐款，其声讨和指责日本的行为也与该团体的活动方针“不谋而合”。“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对外公开的说法是1994年由海外华侨和华裔居民创建，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但实际上，这个联合会经常以与中国国内的公开组织共同主办的形式在中国频繁举行批判日本的研讨会，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载2007年3月16日《参考消息》第8版）。
短短十余天，态度凡四变。作为一个群体，日本民族经常表现出来的一些极端矛盾相悖的暧昧心理与行为，重新引发了人们对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关注和思考。
“耻感文化”――日本民族文化心理
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知识界已经有较为成型的概括，这就是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说。在《菊与刀》中，她精辟论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根本差别在于控制动力的一内一外：西方“罪感文化”主要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约束人的行为，日本“耻感文化”则主要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在“耻感文化”下，人的行为不是受内心罪恶感的约束，而是基于对“蒙受耻辱”的俱怕，其行为准则不是基于某种内在的自律的道德原则，而是基于外在的不固定因素。羞耻感将日本人牢牢地束缚在道德律令中。在日本人看来，知耻为德行之本，只有对耻辱敏感，才会实践善行的一切准则，“知耻之人”就是“有德之人”和“重名誉之人”的同义词。
耻感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哪怕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受到嘲笑的日本人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化嘲笑为动力，不断自我完善，以此来消除外来的嘲弄；要么是在怨恨里自我折磨或折磨他人。自我折磨的最高表现就是自杀，如武士的剖腹。折磨他人又有不同的途径：一个是直接报复嘲笑他的人，为自己正名；一个是通过折磨第三者来发泄心中的怨恨。前者形成了日本社会竞尚复仇的风气，如武士间盛行的报仇之风；后者的表现如在日本中学里，高年级的学生经常欺侮低年级的学生，在军队里则是上级侮辱老兵，而老兵则想方设法侮辱新兵。无论老兵还士新兵都属于日本军队中的“弱势群体”，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侮辱，因此就要把怨气发泄在更为“低级的”对象上。于是每个日本人都可能是受虐―施虐的复杂组合性格，这种性格为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提供了土壤。对其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坏正是对他们那极易受伤的自尊心的补偿，平日在道德社会无形的压力下产生的耻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中得到了洗涤。
“耻感文化”所造就的民族文化心理主要表现为：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外来批评极为敏感，视批评为对其人格的侮辱，拒不认错，普遍缺乏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小泉等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教育部门修改教科书事件，日本文学界对战争反思的集体失语，安倍内阁在“慰安妇”问题出尔反尔的态度，日本全民族对待战争罪行的暧昧态度，都是这种心理的外在表现形式。
罪感文化――“剥洋葱”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为二战罪人和战败国，德国政府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彻底的反思精神。1970年12月7日，在缔结《苏德条约》三个月后，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签署了《波德条约》。签字前，勃兰特到华沙无名烈士墓前献了花圈，并在华沙犹太区，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当场为1942年被希特勒残杀的五十万犹太人下跪志哀。这一赎罪姿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化解了这两个相邻民族的宿怨，更使全世界人民产生了对勃兰特本人和全体德国人民的深深敬意。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自己，就好像站在时间中的一点，惊奇地注视着过去和未来。对过去我们看得愈清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愈多。”除了道歉，德国政府还动员全社会进行深刻反思。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们特别注意到“从娃娃抓起”，把战争反思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此外，一些德国思想家和作家还大量地著书立说，全方位揭露纳粹的罪恶，反思这个伟大民族所犯的错误，而德国的影视工作者更是制作出大量的影视作品，进行全民族的赎罪教育。在德国人这种种行为背后，是西方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在起作用。
基督教在德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德国政坛上活跃的主要政党中，以基督教命名的就有两个，一为“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一为“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都很有影响。1947年，基民盟与基社盟结成姐妹党，1949年至1969年成为执政党，1982年10月再度执政至今。2005年德国大选，基社盟与基民盟一起和施罗德所在的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共同组建了联合政府。对于基督教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上帝面前认罪和忏悔，并因此获得心灵的自我解脱。这是由基督教的精神根基――“原罪说”所决定的。
据《旧约全书・创世纪》，上帝耶和华依据自己形象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而后者偷吃了禁果，违背了上帝的戒律，被逐出乐园，受无穷的劳役和痛苦。于是，身为亚当、夏娃子孙的人类在尚未出生之前就集体具有了“原始罪孽”，即所谓“原罪”。此后，历代基督教徒以深刻的忏悔揭示了人类犯罪坠落的根性和无法避免的悲剧性。尽管宗教界和学术界对“原罪”真谛的解释纷纭复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它指出了人是一种局限存在物，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人永远是无知的、错谬的、不完美的、需要制约的、需要忏悔的。摆脱或减轻“原罪”的途径之一就是祈祷和忏悔。勃兰特在“华沙之跪”之后在华沙电视台发表讲演，他说：“面对百万受害者，我只做了在语言力不能及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死难者撕痛着我们的心，对他们没有人能不悲伤。”这正是西方基督教“罪感文化”的具体体现。基于原罪之说，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上帝是唯一的价值源头，也是唯一的审判之主，人对罪孽的超越只能通过十字架上的真理与救赎。
为理解“罪感文化”的忏悔精神，不妨再分析一个个案――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对自己的无情剖解。2006年8月12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对年届八十的君特・格拉斯进行了一次采访，话题是其即将正式出版的一部名为《剥洋葱》（Beim Hautender Zwiebel）的自传体回忆录。不想格拉斯在问答对话中竟自爆猛料，首次道出一个隐瞒了六十多年的秘密：他十六岁曾加入过臭名昭著的德国法西斯精锐之师党卫军。此言一出，立刻在德国文化、新闻、出版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二战结束后，德国政府和人民一直通过追悔罪责和行善积德来消除纳粹的影响，摆脱历史的阴影，格拉斯恰恰就是其中功名显赫的重要成员。他不仅通过文学艺术创作来教育大众，还时常利用自己的声望涉足政坛，声张正义，影响舆论，因而在德国上下享有“民族的良心”和“道德法庭”的崇高美誉。以1985年德国总理科尔陪同美国总统里根参观比特堡的德国士兵公墓（该墓地埋葬着四十九具武装党卫军）为例，当时此举招致国际性的批评，格拉斯正是其中一个比较激烈的批评者。也正因为如此，他如今的自白才让德国社会难以接受，使得这位当代德国文学的形象代言人，今天自己不得不站在道德法庭上，面对公众的质问。《剥洋葱》的风波爆发以后，便有德国媒体嘲讽道，格拉斯本人也许就是墓地中的第五十个党卫军。亦如德国文化部长贝尔恩德・诺伊曼所言，格拉斯一向将自己视为道德法庭，这下是咎由自取。而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则要求格拉斯放弃《铁皮鼓》小说背景地波兰但泽市的荣誉市民身份，接着，德国最大的犹太人组织谴责格拉斯承认得太晚，甚至有人要求他放弃诺贝尔奖……
但也有相反的声音。
如身为犹太人的德国作家拉尔夫・乔达却认为格拉斯现在认错并不算迟，很多人到八十岁或八十五岁才向别人透露过往的错误。“作为作家，也作为道德准绳，格拉斯在我眼里仍然是位英雄”，“他是非凡力量的化身，这一点是不会因为别人在其身上发现的一点瑕疵而被推翻的”。格拉斯的同行，约翰・艾尔文与萨尔曼・拉什迪纷纷如是说。在生命的垂暮之年，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催逼之下，他敞开了自己充满耻辱感的心扉，这为他“引火烧身”，引发尖锐的批评与攻击，但这不会辱没他的人格之光芒，更不会辱没他在世界文学史与精神史上的崇高地位。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学者瓦尔特・延斯说，“一名写作大师稍稍停顿，进行思索：生命的长河中忘却了什么？格拉斯这样做了，并因此赢得我的尊敬”。实际上，值得尊敬的远不止这种做的勇敢行为，而是为什么这样做的理由。敢于“剥洋葱”源于对“洋葱”复杂结构的深刻认识。在一篇文章中，格拉斯勇敢地剖解了德国思想界的现状，他说，自由和民主，统统不是我们德国人争取来的，而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或者说，是一种“被赠予的自由”（Donated Freedom）。他追问道，现在的德国，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当年的反法西斯斗士，好像这种解放他们也功莫大焉。但是我们要问一问，如果本国的抵抗力量如此强大，希特勒的意志何以还能畅行无阻？“家丑一洗了之（Dirty linen was quickly washed clean）”，格拉斯写道，“人们很快变得清清白白。造假者忙于赶制新的说辞，并大力传播。无条件的投降变成了‘崩溃’”。众多当年助纣为虐者的国社党员，则摇身一变，继续在政界、商界和学术教育界呼风唤雨。德国人的集体罪行，则被表述为某个独夫“以德国人民的名义所犯的不义之举”。而他自己的经历，也是这“集体罪行”的组成部分；“剥洋葱”，当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这事令我心情沉重。我这么多年来的沉默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这事必须讲出来，终于讲出来了”。
另据德国媒体今年3月11日报道，下萨克森州社会民主党议员伊索尔德・扎尔曼联合党内其他议员提出申请，建议剥夺纳粹头目希特勒的德国公民身份。据悉，希特勒１８８９年出生于奥地利，1912年移居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参加了德国巴伐利亚团。为了实现在德国的政治野心，1925年，希特勒以居住德国十三年并且服役军队的理由向奥地利申请免除其公民身份。奥地利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从1925年到1932年，希特勒一直没有国籍。1932年，出于政治目的，希特勒在布劳恩施魏格取得德国国籍。作为布劳恩施魏格的代表，扎尔曼说，她希望能够通过这一行动，切断布劳恩施魏格与希特勒之间“臭名昭著”的联系。“作为当时布劳恩施魏格自由州的合法继承，如今的下萨克森州如果能够远离这一联系，将会很有帮助”，扎尔曼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我们想坚决消除这种关系”。扎尔曼说，这将会成为反对希特勒和他制造的恐怖行为的“象征性一步”。在谈及“剥夺希特勒德国公民身份”的动机时，扎尔曼说，她认为剥夺希特勒德国公民身份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但是，她并没有企图“洗刷”布劳恩施魏格历史的目的，尽管这座城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希特勒在政治上起势的重要据点。扎尔曼说，她并不想“掩饰历史”，只是“为了远离希特勒”（2007年3月12日《今晚报》）。可见，从勃兰特的“世纪之跪”到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再到德国州议员递交提案建议剥夺希特勒德国国籍，其间有着惊人的内在精神联系。这就是“罪感文化”培育出的伟大忏悔和反省精神。
草色遥看近却无：“后小泉时代”的朦胧
而反观我们的东邻，朝野上下，能达到勃兰特和君特・格拉斯“集体罪行”、“全民忏悔”这种思想认识高度的人，几乎没有。对于历史问题这个辛辣刺眼的“洋葱”，他们不仅缺乏“剥”的勇气和精神，还极力模糊、掩盖，甚至否认这个“洋葱”曾经存在。今年1月21日，日本媒体《产经新闻》刊登“独家”新闻称：“为了对抗美国拍摄的《南京》，以及中美英等国以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所著《南京大屠杀》为脚本联合拍摄的其他相关影片，日本保守势力准备制作一部名为《南京的真实》纪录片，借以表明‘南京大屠杀是有政治阴谋的凭空捏造’。”《产经新闻》援引日本卫星电视台“日本文化樱花频道”社长、电影导演水岛的话宣称，“把根本不存在的南京大屠杀作为真实历史，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这位导演还很“爱国”地称，“如果对此置之不理，就会导致日本的国际形象恶化”。令人感到可笑的是，这名妄图歪曲历史的右翼分子大言不惭地表示，他“希望由此开创纠正错误历史认识的道路”。据报道，该纪录片制作委员会在1月24日成立，水岛呼吁各方进行“资金援助”。
在这种背景下，观察中日关系的全面转暖，颇有些“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感觉，而这种“似有若无”的感觉，无疑来自日本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耻感文化”的一些基本准则，或掩盖，或否认，或强词夺理，则是“耻感文化”鲜明特征。民族文化心理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集体无意识性，期待它有较大的改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