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华商报》得悉,去年11月,陕西志丹县数人因一条短信被处分,其中4名科级干部被免职。据称,该短信有辱骂政府机关领导干部内容。 闻听此事,笔者感到惋惜,不是为那几名科级干部,而是为挨骂的那些领导:一次多好的展现政治胸襟与风采的机会,就这样糟蹋了。否则,“领导挨骂却一笑而过”的新闻肯定会传颂一时,赢得美名天下扬。因为之前,从重庆“彭水诗案”到“山西稷山文案”,再到“海南儋州网案”,都是下级用诗歌、信件、网文等方式批评当地领导,结果无一例外是当事人受到权力指使下的严惩,故“骂领导被惩”不算新闻,“领导挨骂不追究”才算新鲜。
我不知道前述“诽谤案例”中的官员领导们是否博览群书,是否读史,想来作为为官一方的政治精英,不从浩瀚的历史里攫取安邦惠民的从政规律,不明史知兴替正衣冠,说不过去吧?那不妨和他们一起唠唠历史。
俗话说得好,谁人背后不骂人,谁人背后不被骂。人无完人,自古以来,尤其掌握权力的官员,少不了被人说三道四、指桑骂槐。一些领导挨骂后,怒不可遏。比如那个周厉王,有的是办法让骂他的人吃不了兜着走或者闭嘴,目的虽然达到了,但人人都成了哑巴,见面也只是“道路以目”。结果呢?不出三年,他就被赶下台流放了。
一个人如何对待“挨骂”,体现了他的道德修养;一个官员如何对待“挨骂”,则体现他的政治道德;多数官员如何对待“挨骂”,则体现了一种政治文明的水平。
春秋战国时,郑国有国人集聚议论政府的“乡校”。大概是百姓言辞犀利毫不留情,如同现在网民议政时的肆无忌惮,所以有官员恼羞成怒,要关闭“乡校”。郑国丞相子产知道后是这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翻译成经典白话文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子产先生的政治道德很有现代味儿。他作为一个公权掌握者,权力来自于人民,自然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这里的人民包括他的同僚、同级、下级,这里的监督包括对他的批评、对他的辱骂。无论这种批评辱骂有没有道理和根据,其中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和意见表达渠道不畅通后的另类表达。其实,这类表达的出现也多少说明“挨骂者”自身的不足。想一想,为什么没有人拿包拯、海瑞恶搞,没有人拿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编段子?因为他们身正影直、高风亮节,所以人们打心眼儿里敬重。
大概无人不知毛泽东对待“挨骂”的故事吧。1941年6月3日,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被雷电击死,一个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那个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做反革命事件采追查。毛泽东知道后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他是这么看“挨骂”的:“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还有一段更绝的“挨骂”:“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杰斐逊使用的语言,是冷酷无情、一心一意保全自己权柄的一个暴君的语言。野心是他的罪恶。他也将因此受到惩罚。阴谋是他的爱好。但阴谋也将打乱他的计划和夺去他的权力。他为政腐化堕落,他的应受谴责的行为将使他名誉扫地和被人辱骂……”这段骂词够狠吧,这是200多年前美国人骂当时总统杰斐逊的话。即使如此。杰斐逊强忍怒气依然说:“他们选中了我来担任这一荣誉的角色(总统),同时又以世上任何国家前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这种凶恶方式来攻击我。我将保护他们造谣与诽谤的权利,而且我仍将珍视这一权利的继续维持……”杰斐逊对“挨骂”的容忍态度让人感到软弱,不过他的一句话大概会让人完全改变看法――“如果一个政府在批评面前站不起来,就该倒台”。
无论是子产还是毛泽东、杰斐逊,他们对待“挨骂”的态度,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更道出了一种政治规律――权力和监督之间如何实现一种平衡。作为官员,他必然是一位公众人物。他被赋予了掌握公权的特权,而权力是一柄天然的双刃剑,要遏制剑的恶刃,必然要在“受监督批评”层面让出相当的权利,以此达到公权不偏不倚的平衡。
其实,官员要想少挨骂直至不挨骂并不难,无非是做人从政常记百姓之苦、牢记法律之严、永记权力之源。那些动辄对“挨骂”大发雷霆,左手以百姓之身诉诸“诽谤罪”,右手以权力之剑举起狼牙棒的官员领导,真该好好补补“挨骂”的课,接受“勇于挨骂”的文明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