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7点半，深圳市区北边20多公里的龙华镇街头已人声鼎沸，20几万工人正在交接班。在其中一条街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一排又一排的人龙前胸贴后背地黏在一起，层层叠叠围绕足足有7层之宽，仔细观察其中大多是十七八岁稚气未脱的农村少女，“不要挤，一会儿就轮到了!”警卫不耐烦地高声维持秩序。
现场估计有数千人挤着要进一间小房间，这里就是郭台铭大陆富士康工厂的招工处，虽然鸿海集团对外表示不缺工，但是在元宵节后第一个上班日，富士康的招工处依然敞开大门招工，“富士康缺工缺好几万人，但是应该可以很快补足!”一位富士康副总乐观地指出，富士康以每天数千人的速度用人，只要是成年人，几乎没有人被拒于门外。
缺工问题成为台商致命危机
在排队的人潮外，来自湖南的韩海涛站着抽烟，脚边放着一个大行李，他前一天才刚从湖南坐了26小时的火车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已经28岁了，以前工厂是不要的，今年听说富士康缺人，年纪第一次放宽到35岁，一听到消息马上赶过来应聘!”他刚借钱在湖南孟楼的农村替家人盖了一间房子，为了还钱，不得不出来当农民工。
连全球最大的代工厂都缺人时，中小型台商更是深陷缺工潮的危机中。
在龙华东方50多公里的横岗工业区内，一位46岁的总经理正坐困愁城，不停地将上门的订单往外推，“不行，你的订单我只能接一半，我至少还缺800多名工人，想尽办法都招不到人，我只差没到门口跪着招工而已!”不停地在电话中协调着的他，就是全球圣诞灯最大生产商中裕电器总经理王武卿。
为了招工，他还每天打电话给在河南郑州坐镇的父亲王任生告急。王任生是河南连锁百货公司丹尼斯百货的董事长，在河南全省大小城市拥有30几家百货公司，是著名的河南百货大王，旗下拥有3万名员工，为了在农民工出口大省招工，“我请父亲动员全省3万名员工介绍工人，几个月下来才找到几百人而已，你相信吗?”王武卿无奈地说。
不只王武卿愁容满面，几乎所有的台商、本地企业都快乐不起来。在横岗这个如同台湾南部传统工业区的小镇上，四处都是传统业的小工厂，灰尘弥漫的道路两旁，几乎每家工厂大门都立着大大的“招工”招牌，而且都摆着一张桌子，派一位员工随时等候工人上门，但是都徒劳无功。从上海、昆山、东莞、深圳到广州等台商聚集的工厂大门，也都看到相同的触目惊心景象，缺工已成为深圳、东莞、上海等劳力密集产业台商最致命的危机。
大陆沿海到底缺多少工人?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叶春荣表示，依据台商协会的调查，东莞及深圳至少缺工300万人，广州地区普遍缺工率在3成以上，他估计整个珠江三角洲至少缺上千万名的劳工!
前一年还充斥在东南沿海城市工厂生产线的2.3亿农民工，为何消失了?那股推动“世界工厂”的动力，到底都去哪里了?
物价飞涨出外工作不见得划算
“深圳的物价太贵了，打工存不了钱。大家都不来了!”35岁、从湖南长沙农村出来打工已10年的出租车司机汤清明，一边猛按喇叭一边抱怨着。农民工离乡背井到沿海城市打工，每天加班，在恶劣的环境里工作，就是为了存钱回去盖房子、结婚及创业，但城市的物价飞涨，钱变薄了，民工也走了!
7年前，汤清明在深圳郊区租一间房子，每月只要人民币600元，现在同样的房子已涨到1600元；以前最平常的白菜一市斤只要8毛，现在却要价4块钱，物价飞涨3至5倍，薪水却没有相应的调整，“再过两个月合约到期，我也要回湖南了，不想再留在深圳。”他无奈地说。
正当富士康为不再回厂的女工全力补人之际，在1000公里外，21岁的前富士康笔记本电脑组装线女工吴徐珍，正从安徽省蚌埠市固镇的农村家里骑摩托车出门上班。去年她还在富士康工厂里日夜加班，虽然薪水每月可以领到人民币两千元以上，但是在外租屋就花掉400元，再加上喜欢出去消费，一个月下来只能存六七百元。今年春节过后，她决定不再跟随家乡的民工大军出门，她在镇上的新工业区内找到一份新工作，开始当起朝九晚五的轮胎厂工人。
“以前同事都要加班，回到宿舍里空荡荡的，心中总是很空虚，现在回到老家，每天都可以与父母见面，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她脸上绽放出快乐的笑容，更重要的是，每天住家里省下不少开销，虽然新工作一个月只有1500元，但是大部分可以存下来，她已开始相亲，准备在固镇成家，她决定再也不回富士康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