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曾经三次与台湾国民党当局进行秘密和谈。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三次和谈都成为历史的遗憾。尽管如此,它对于我们今后圆满解决台湾问题仍有借鉴意义。
第一次:蒋介石欲谈又止
20世纪50年代中期,台湾政局趋于稳定,台湾人民期望和平的呼声也日趋高涨。中国大陆也随着致力于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对台湾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放的方针转变为立足武力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方针。
此时,曾经在1949年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参加过"北平和谈"的章士钊,再次主动向周恩来请缨,准备去香港探望他的一位国民党故旧,并通过此人去做蒋介石的工作,以沟通与台湾的关系,争取实现国共谈判。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中国共产党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具体办法,即:由台湾人管理台湾岛。为台湾提供经济建设资金及延缓台湾社会改革问题。同时,在信的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1956年春,章士钊来到香港,会见了当时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并主持《香港时报》工作的许孝炎先生,并由许孝炎亲手将毛泽东的信转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打开信件,反复看了几遍,没有作任何表示。经过一年的考虑,蒋介石决定派其学生。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的宋宜山去北平,深入了解大陆的真实意图。
1957年4月,宋宜山取道香港,到达北京。周恩来会见了宋宜山。会见中,周恩来谈起了宋宜山的弟弟宋希濂,说宋希濂是抗日名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又说今年是宋希濂50岁生日,让宋宜山去看一看,这使宋宜山十分感动。随后,周恩来将话题转到了国共和谈上,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时,蒋先生就说,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具体的问题,李维汉先生跟你商谈。"不久,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就第三次国共合作以及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协商。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共合作的四项条件:一是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二是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三是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方面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四是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宋宜山带着中共的四项条件回到香港,并立即写出报告,由许孝炎转交给蒋介石。由于宋宜山赴大陆期间,亲身感受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陆所取得的令人惊叹的成就,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对此作了一定的反映,这使得蒋介石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第二次:和谈因"文革"而搁浅
1956年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香港著名学者曹聚仁。毛泽东对曹聚仁说:"你这次回来,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在谈到国共合作及蒋介石本人的问题时,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毛泽东的谈话,使曹聚仁对国共和谈的前景充满了希望,他热切希望能尽快促成这一历史性的谈判。
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将他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详细情况转告台湾方面。不久,台湾传来指令,让曹聚仁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蒋氏祖坟是否保存完好。
1957年5月,曹聚仁奉命第二次返回大陆,前往浙江奉化溪口镇,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事毕,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了他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然而�台湾国民党当局对国共重开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撒手�又不明确表态的态度,这样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夏,李宗仁回到大陆,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此举大大刺激了蒋介石父子,迫使他们也展开迅速行动。一天,曹聚仁得到消息,说蒋经国准备到香港找他商谈国共和谈之事。他喜出望外,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匆匆返回香港。三天后,蒋介石由蒋经国陪同,在官邸接见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同曹聚仁开始了谈话。他们针对中共提出的意见逐条讨论。商谈,很快达成六项条件,主要内容:一是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中共)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处所;二是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三是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四是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3个师驻台湾;五是厦门和金门合并为1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该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六是台湾现任文武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随后,曹聚仁将与蒋氏父子商谈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给了大陆。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第三次和谈:历史的遗憾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中日关系得到极大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形势十分有利。于是,中共中央又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7月病逝,已经90岁高龄的章士钊便再度请缨赴港,担当调解的和平专使。
1973年5月25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但不幸的是,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章士钊到香港未及一月,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后于7月1日与世长辞。
由于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蒋介石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又动了重开谈判的念头。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共中央尚未作出回应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关于国共和谈的文章。
然而,遗憾的是,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重开和谈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不久,蒋介石便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和谈也就此成为一个历史的遗憾。
(马洪岩荐自《军事博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