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讽是刘震云小说最引人注目的艺术特色。在他笔下，反讽不仅体现在语言技巧、叙述方式和情境设置中，而且形成作品的反讽――张力结构。 关键词：反讽 反语 情境设置 张力结构
德国文艺理论家弗・施莱格里认为，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反讽是“认识到一个事实：世界本质上是诡论式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体性”。对总强调文学要写“生活本身”、“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的刘震云来说，他的小说趋向于最能揭示生活“复杂共相”的反讽方式是很自然的，这样他才能在直觉体验的表达中，以“说不清”。的方式“抓住世界的矛盾整体性”。对现实和历史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是刘震云小说坚持不懈的追求，与此相应，小说运用反讽，由表相与实质的矛盾反差引起读者思索的兴趣，从而达到深层批判的目的。在这里，反讽不仅体现在语言、叙述、情境描写等层面，而且形成了作品的反讽――张力结构。
一、语言运用的反讽技巧
“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美国新批评文艺批评家布鲁克斯语)。在语言运用上，反讽常体现为词语表相和它的意义之间的不和谐、不一致。在刘震云小说中，常常出现某些词语的重复和近似重复，同一个词语不断出现，而语言环境不断改变，语义也随之变化，从这种扭曲中透射出使用人的不同心理，这样就在语言扭曲中达到了对人的讽刺。同时，这种不断的重复也因为异乎寻常而具有一种自我调侃色彩，带来了喜剧性效果。小说《头人》表现了“申村”这个中国乡村的政治制度演变，批判了农民的奴化蒙昧心态。改革开放后，村民贾祥成立了一个建筑队：
(贾祥的建筑队)跟甲方签合同，说“人家是甲方，咱就是乙方!”
村里人纷纷说：“贾祥成了乙方，贾祥成了乙方!”对他刮目相看。贾祥成了乙方，就有乙方的样子，街上走过，过去爱袖手，现在不袖了……两年乙方下来，贾祥……一拉溜盖了七间大瓦房……在村里大家仍叫乙方，到塘沽大家反喊他村长。
“乙方”的不断重复有词义和词性的变化，“两年乙方下来”中的“乙方”为名词动用。所谓“乙方”本来是贾祥在法律关系中的角色，村民们的感叹除暴露他们的孤陋寡闻外，还暗示出他们出于官本位文化心理把它当成了地位的象征。这种心理反过来影响了贾祥，“乙方”开始获得另一种意义。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贾祥终于当了村长，“乙方”成为实在的官。在“乙方”重复过程中，在词语意义的变更中巧妙地透露出对封建文化心理的挖掘和批判。
二、反讽在叙述方式上的体现
1.多用反语，正话反说，口是心非，造成叙事假相与真实内涵之间的矛盾，在反差中讽刺丑恶的事物。
刘震云喜欢用堂皇美丽的言辞表达实质上的鄙视和嘲弄。《官人》中写局长老袁每逢同学聚会，就坐公车去参加，会散了用他的“蓝鸟”车到处送人。所以，在同学们中间，他有个好名声，说他不忘本，“苟富贵，毋相忘”，像个共产党的干部。
老袁的言行明明是以公谋私或日假公济私，用反语更见讽刺的辛辣和对象的广泛性、大众心态的异化，言外有意。
《官人》中副局长“老张”为了得到“上头”照应，苦心巴结部长的小秘书，星期天特意派车陪小秘书一家去水库钓鱼：
小秘书看到老张一大把年纪，为他一家跑前跑后，临分别的时候，常常紧握一下老张的手，有这一紧拉，千言万语都不用说了，老张看着小秘书，也很感动，有时眼睛都想湿润，这才是真诚的友谊。
一种没有尊严、没有真情、充满交易色彩的关系，被用这样的反向表达叙述出来，讥刺了官人们自我欺骗的虚伪心杰。
2.运用一连串互相否定的陈述，在矛盾叙述中透出人物真实的心态。
《官人》里局长老袁在机关改革中为了保住位子，工作非常卖力：
当然，这里并没有别的什么企图和野心，想借干工作再升的意思。当然，部里还缺职二个副部长，如果自己工作干好了，部长真要提自已，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自己也可干到六十五岁。当然，这是下一步的事，当前的事只要变动不涉及自己，他就心胸开阔、心情开朗了。
三层意思，一层层逐次否定，作者剥茧抽丝般一层层剥析到老袁唯求保官的心态，镇定自若地暴露出他所谓一切为了工作的虚伪性。
三、情境设置的反讽意味
1.细节扩张式反讽情境
刘震云小说注意拓展小事和细节的内涵，扩展成一个心理容量相当大的叙事情境。表面上看这是小中见大式的夸张，其实不然，它突出了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反差，从而凸显出反讽意味。《单位》《一地鸡毛》《官人》都是以一件小事、一个细节开头，作者竭力把这件小事、小细节深深挖下去，挖掘的庞大工程、引发的复杂反应和事件的细小形成了强烈反差，有时甚至觉得作者在进行玩笑式的拼接。《一地鸡毛》第一句话是：“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被作者作为导火索，引爆了一连串地雷：小林的生活劳碌、小林老婆与保姆的矛盾、小林与老婆的摩擦，等等。《官人》这样开头：“二楼的厕所坏了”，而本来二楼的厕所是不会坏的，因为二楼办公的都是领导，打扫卫生的老头总是搞得特别仔细。此时出现了反常情况，小说一步步挖掘原因：
部长的儿媳妇传言这个单位要调整领导班子，于是人心大乱，领导们无心坚持日常工作，总务处长也掉以轻心，打扫厕所的老头趁机偷懒。厕所坏了与领导调整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却存在着因果关系，这种有悖常理的因果推导叙述嘲弄了背后的现实：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中权力的无边法力。
2.对立反差式反讽情境
这是《单位》中的一段描写：
一次在单位，老张上厕所，正好碰到老孙。厕所的隔板坏了，拆下去补修，两个茅坑成了一间。两人蹲到一间屋里，都感到别扭。老张语重心长地说：“老孙啊，我想对你说句话。”
老孙也不好一下掰了面子，说：“你说，你说。”
老张说：“你这个同志呀，各方面都好，就是缺少一个字，缺少一个‘熬’，熬过艰难时候，往后情况就好转了。”
……老孙心里骂道：“你他妈人面兽心，自己乱搞男女关系，还教训我缺这缺那。”
这段情境描写颇有些粗俗的调笑色彩，其反讽意味存在于：
(一)环境与事件的矛盾对立。对于心存芥蒂的老张、老孙二人来说，谈心应该成为二人关系的重要转机。然而促成谈心的契机却是生活中不登大雅之堂的环境，环境的粗陋与事件的庄严、认真形成滑稽的对比，作者把它们组合成一个别别扭扭而并非不可能的情境，令人可笑可叹。(二)行为动机与后果的反差。老张在经历一番起伏后，对老孙推心置腹，老孙却毫不领情，这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世界并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顺理成章，每个人都难以跳出个人经验的小圈子，只好对周围的世界误解下去。
四、反讽作为整体结构
除反讽在作品中技巧性的局部运用外，刘震云小说的整体艺术风格因为两种异质的组合也呈现出表象与实质的矛盾和反差，从而形成作品整体的反讽――张力结构。本文试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1.中国古典式文体与现代主义精神内蕴的组合与反差
刘震云说：“我特别推崇‘自然’二字，崇尚自然是我国的一个文学传统，自然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生活的本来面目，写作者的真情实感，二是指文字运行自然，要如行云流水。”在《故乡天下黄花》之前的作品中他一直坚持这种古典美学追求，小说都有一个完完整整的故事框架，故事脉络交代清晰，时间呈现单向流动的一维顺序，没有时空的错位、交叉，合乎生活的自然进程，语言干净简洁，去除了抒情色彩，也没有大段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人物由具体事件生发出来的思绪连绵不断，如水一样流动。
刘震云表现人自我的丧失和主体力量的衰退，这和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产生了契合。可是，对中国的“现代派”，他不屑一顾：“中国的现代派作品就不自然，是文字游戏，没什么价值。”其实，中国的现代派作家正是在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体模仿中，继承了其对人自我力量的怀疑。同时，刘震云对现代主义精神又是认可的：“其实我们所处的礼会就是一个真真假假的世界，真实地反映生活，才是真正体现了现代派的精神。”那么，事实上他只不过是出于美学追求的异趣，否定中国现代派那种花哨形式，而主张在对生活老老实实的再现中，在对“大家都这么活着”的生活方式的自然写照中表现人的扭曲和异化。他这样在传统的文体表相中浇铸现代主义精神，其外在包装与精神内蕴反差的张力作用让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悄悄进行着可怕的精神悲剧，让我们在悚然一惊中反观自身，寻求充满活力的自我的重建。
2.冷静客观的叙述风格与强烈深刻的批判锋芒的组合与反差
刘震云小说有着对现实、历史的强烈批判意图，这种浓烈的感情倾向却是隐含在冷静客观的表层叙述下面。他有意和表现对象拉开距离，感情故意克制。
《故乡天下黄花》写到孙毛旦被日本鬼子的狼狗撕破肚子，肠子流了出来：
“孙毛旦忙把肠子往肚子里塞，狼狗就往外拉，争了半天，孙毛旦终究还是争不过狼狗。”
这么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作者叙述得丝毫不动声色，所有的激愤和悲哀都隐匿起来，让场景和事件本身来激发读者。
3.喜剧性与悲剧性的组合与反差
刘震云的小说通过语言表达和对人物的调侃、嘲弄产生了常常使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效果，可是在喜剧的愉悦感中我们又深深地为人物的悲剧命运黯然神伤，喜剧性与悲剧性巧妙地扭结在一起，一张一弛，给人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况味。
英国作家华波尔指出：“在那些爱思索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喜剧；在那些重感情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悲剧。”确实，刘震云身上存在着理智与感情的矛盾和交战，对待笔下的芸芸众生，他一方面以睿智的双眸逼视出他们的孱弱、卑怯、自甘平庸并加以批判和嘲讽，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同情他们，为他们辩解。所以，作品悲喜交织的审美趋向实际上是创作者个体复杂情愫的外化，是一个感情节制的人以理抑情、以笑解痛的结果。
刘震云清楚地看到生活和世界的种种荒诞可笑之处，看到荒诞中人的悲剧。他把惨痛悲伤化为幽默、调侃和粗俗的笑话，自己也借此从难以承受的悲剧感中得到解脱，“我不得不老是狂笑着，怕的是笑声一停，我就会哭起来了”。如果说《单位》《一地鸡毛》等小说中的人物还不时流露出伤感、自怜和辛酸，那么《官人》《头人》《故乡天下黄花》则完全是以喜剧情态的人生包容悲剧性精神了。《头人》描写旧社会源于权力争夺的仇杀，宋家三掌柜被三姥爷引来的土匪打死：
宋家掌柜还弓着身子在那里倒气，三姥爷说：“保长，活不过来了!”
宋家掌柜想了想，是活不过来了，又倒了一口气，撅着屁股死去。
这样的调笑把事件的可怕、悲惨转换过去，笑中又令人发寒，感受着人性和社会环境的可悲。刘震云喜欢以调侃转换庄严的情感，严肃因此变得轻松，悲喜交织的调和就此形成。《故乡天下黄花》中，村长孙殿元被土匪杀死，其父孙老元满腔怒火，一心要寻找凶手：
想了半天，(他)突然拍了一下桌子，他一拍桌子不要紧，桌上的茶碗全翻了，茶汤流了一地。桌子上还卧着一个正在睡觉的老猫，老猫醒来，乍起毛要发怒，但看见孙老元也在发怒，它就不怒了，悄没声溜下桌子，跑了。
正当孙老元怒气勃发时，作者顾左右而言他，转换情感基调，把老猫和孙殿元相提并论，悄悄地对人的所谓尊严进行了一次嘲弄。
刘震云以旁观者姿态描写了具体社会和历史情境下人的种种拙劣可笑和荒诞，以此表现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悲剧，正如博马舍所说：“人们失望到不能再失望了，就咬着牙齿无端地狂笑，觉得天下什么事情都是好笑的。”在他的作品中，喜剧性和悲剧性“既同时并存又始终互相排斥；它们彼此突出了对方；它们彼此互相批判，互相否认。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对立关系，它们可以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张力。”由此，我们在啼笑皆非中深深感受着一种内在的冲击。
“在更高的意义上反讽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的具体的存在，而是指向某个时间或情状下的整个现实……它不是这个或那个现象，而是经验的整体。”反讽作为覆盖刘震云小说文本构成每一个层面的艺术手法，最大限度地实践了他以生活本身批判生活的艺术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