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是我国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著作，该书在出版后就引起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反响，围绕“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意识形态终结”论与后来出现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都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极大关注，但该书一直没有中译本，读者难以窥其全貌，今天中译本的推出应该说弥补了这个遗憾。
作为一部警世录，《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当时正发生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尤其是正发生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关于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前景所展开的一场观念论战的一部分。这场论战的一方是萨特、梅洛-庞蒂、布莱希特、卢卡奇，另一方是加缪、阿隆、乔治・奥威尔等。当时苏联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引起了世界各地舆论的密切关注，斯大林调动了群众的英雄崇拜的情绪，把自己塑造为“最伟大的天才”，大规模地使用恐怖手段来摧毁在党内和社会上抗拒和反对他的一切力量，无数共产党人以各种罪名被清洗出去，成为他追求个人至高无上权力的牺牲品。莫斯科大审判对几乎是整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可怕处决；数百万人被枪杀或送入劳动集中营；纳粹和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这些都动摇了一 部分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迷恋，乔治・奥威尔写下了《动物庄园》和《1984》，对极权国家及其人民的命运进行了反思。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作出的巨大抵抗和牺牲，对于由苏维埃政权带来的种种希望，又使人们重新萌发了对理想的渴望，甚至认为“已看到了未来”。萨特声称历史将选择苏联或美国作为通向未来的继承人，并且苏联比美国具有更多的优越性。这样，围绕着苏联和斯大林主义前景的争论成为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论战的重要方面。加缪最先使用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他认为，“意识形态走向了自我毁灭”，“是一种骗人的把戏”。这一论题在许多右翼知识分子那里得到 了发展。在他们看来，曾经是行动指南的旧的意识形态已经衰落了，丹尼尔・贝尔也是这些思想论战的积极参与者。
本书也是知识分子对冷战进行反思的产物。从20世纪50年代西欧进行战后恢复工作起，到70年代初，在大约20年时间内，美国经历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繁荣与经济增长的时期，一度在经济上占据从未有过的一种优势，与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巨人，拥有巨大的资源和军事力量，传统的大国在这两个超级大国面前都相形见绌。两国进入了令人不快的紧张关系之中，冷战开始了，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对峙。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优势也使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观念成为时髦。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以及世界格局的微妙变化，知识分子首先从观念上探讨了结束冷战状态的可能性，美国政府也开始松动， 50年代尼克松总统采取坚定的反共姿态，曾为自己树立起早期的相当的威望，但后来他们认识到，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应当以意识形态为根据，而应该以互相承认彼此的国家利益为基础，因此他们为了缓和而作出了受到普遍称道的努力，以减弱冷战的意识形态的紧张局势。
《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是在以上的背景下完成的，贝尔还在书中特别提到他本人的经历，他说：“我担惊受怕地度过了30年代和40年代。当时曾经有过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一种超乎所有文明人想象的野蛮；还有过苏联的集中营，它们使所有的乌托邦景象都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我由此产生了对集体行动的恐惧，对政治情感的恐惧，以及对关于激情和仇恨的政治学的恐惧，并且这种恐惧形成了贯穿于我一生的观点”。他的这种恐惧在他论述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论述布尔什维克运动等问题时得到了表达。
作者用了10多年的时间才完成这本书，他强调这不是一部统一的研究专著，而是一些共同线索连结起来的一个论文集。这些线索是：对从事观念论战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作一番社会学考察；考察知识分子在其历史语境中的意识形态观念，对它与宗教的早期角色，即在变更情感和信仰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比较；对美国社会做一些社会学研究；对下一代知识分子提出忠告。根据这些线索全书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虽然侧重点和论题各有不同，但都围绕着“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个核心思想展开，在考察了青年左派知识分子一再表现出来的对意识形态的渴望之后，丹尼尔・贝尔指出，新的启示、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认同将来自第三世界，他说：“正当19世纪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争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就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贝尔的这个预见非常具有洞察力，该书出版后，既有赞同的声音，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这种争论持续 了几十年。哈瓦德・布里克认为，“实际上，‘意识形态的终结’逐渐承载起了随后几年知识界热点问题的分量：什么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前景和局限；激进运动在美国何以必败无疑；知识分子应该对其国家和文化担负起什么责任；知识分子应该对现存的社会关系采取什么样的姿态――究竟是敌对姿态还是肯定姿态，在何种程度上知识分子在得势精英的唆使下共同犯了滥用权力的错误。”对该书的批评则来自5个层面：这是对现状的辩护；这是对专家制定的技术治国方略作辩护；它寻求用舆论代替道德话语；它是冷战的工具；激进主义在西方社会的高涨驳斥了该书的主题。
面对种种责难和攻击，贝尔在该书再版时专门写了跋，一 一作了澄清和驳斥，并认为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仍然是站得住脚的，他再次强调：“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史学解释已经丧失了其语境，存在的只是充满恶意和令人厌恶的遁词，而不是清晰的概念。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一个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的语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