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季起，土改运动在新解放区展开。为了让民主人士能直接看到基层情况，毛主席特别强调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前去参观和视察土改。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51年参加了北京土改工作�。北京有3600人参加，组成32个�，成员来自各行各业，都戴着政协的徽章。
出发之前我们在北京听了很多次报告，领导作报告时多次强调，派我们参加土改，不仅是去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也是去接受思想教育，在斗争中改造思想，不要抱着“镀金”的想法。那时我刚刚离开中学校园到人艺工作不久，就受中央委派参加这样轰轰烈烈的运动，觉得非常光荣。
下乡三个月没洗澡
我所在的二�分到陕西的汉中地区，那时交通不便利，我们坐了将近两天火车先到西安，再换车到宝鸡，一路都是硬座，很辛苦。人艺除了我，还有两个人在二�――话剧演员赵恕和昆曲演员侯永奎。
赵恕出身太湖县艺术世家，解放前一直在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加入人艺，很受重视，在火车上受特殊待遇，给他安排的是包厢单间，有软卧和沙发。我在土改�里算是最年轻的，赵恕很照顾我，白天到硬座车厢跟我换位置，让我去包厢休息。侯永奎本是知名昆曲演员，解放后昆曲没落了，政府安排他到人艺工作，专门教青年演员身段、舞蹈、昆曲表演。
到宝鸡后，我们坐敞篷卡车翻越秦岭到汉中城固县，大冬天的特别冷，幸好出发前人艺借了羊皮大衣发给我们三个。城固县看上去很富裕，并且文明程度很高，商店、照相馆一应俱全，我们都纳闷，这个西北县城怎么一点都不“土”啊?一了解才知道，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师范大学和几个中学内迁到城固县，极大提高了当地文化水平。
到城固以后，�里成员分散下去，一人一个村，参加村里的土改工作组，由乡干部来领人。我分到升仙村，老百姓俗称“神仙村”，乡长带我回村，帮我提行李，逢人便说“这是北京来的大学生”!
土改工作讲究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只跟农民同吃，没有同住同劳动。当时是11月了，农忙时节已经过去了，我们特别挑了这个时间来――农民没活干才愿意参加运动。农民的房子都太破了，也腾不出地方给我，村里把我安排在乡公所，那应该是逃亡地主的房子，宽敞坚固，只是闹耗子，晚上好几次耗子钻到我床上把我惊醒。
我在这村里呆了三个多月，没洗过一次澡，没理过一次发，村里没这条件。每次开大会时，农会干部来了，都坐在我床上，后来我就传染了虱子。我从小住在城里，没长过虱子，可真够难受。直到土改结束回西安，我才洗了澡，把贴身衣裤全都扔了。
启发贫农斗地主
在村里领导土改的是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我配合他们工作，还有一个当地的文书帮忙。他们先是宣传政策法令，调查了解情况，惩治不法地主。
哪些是不法地主呢?比如有的地主煽动闹事，搞破坏；有的拒交公粮，那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地主农民都要给国家交公粮；还有的地主知道要搞土改没收土地，他就提前把土地低价卖了，一些贫雇民上当了，一看地这么便宜就买下了，没过几天解放了，按政府规定，地主要把钱退还给农民，有的地主抗拒退钱。
接着是整顿农民队伍，建立农会，清理出那些钻进农会的地主狗腿子，对他们进行教育。
第三阶段是划阶级成分，查实土地，清理债务。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土地，分配土地。划成分是个仔细的工作，贫雇农好划，怎么确定谁是地主呢?按照政策规定，拥有一定土地或者出租土地，但是自己和家人也参加劳动的，算小土地经营者或小土地出租者；完全不劳动，拥有大量田产，雇农民干活的算地主。按这个标准，升仙村划出了10户地主。
10户地主基本都姓陈，属于一个大宗族。地主家的土地强制没收，富农和小土地经营者的土地算“征收”，即无偿收回，但是不开斗争大会批斗，这些人家想不通，他们说“我家这地都是刮牙齿儿省钱买下来的，我也跟雇工一块儿起早贪黑地干啊，怎么说收就收走了呢?”
我记得第一天开斗争大会时没开好，准备不充分，临时通知农民到地主家祠堂开大会，应该来300人，只来了150多人，人少，群众热情不高，要农民诉苦，发言也不踊跃，大家都没什么准备，地主一看这形势，也就不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
散会后，我们就把农会骨干集合起来，大家都作了检讨，决定下午“重新斗”，都表了态，保证积极揭发地主。到了晚上，效果果然不一样，农民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发言，批得台上的地主抬不起头来，没有插话的余地，民兵在旁边不时喊口号，群众情绪越来越高涨，有的农民激动地冲上去举起拳头，都被我们劝阻了，上面有政策不要武斗。
这次会后，我们赶紧又开了个表扬会，表扬踊跃发言的农民，农民受启发，在表扬会上又揭发了一些消极分子，说有些人不仅不参加运动，还说风凉话。听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挨家挨户做工作，了解那些人为什么不积极。
我遇到一位老雇工，在陈家干了一辈子，他觉得地主待他还不错，碍于情面，不愿参加大会打倒老雇主，他也不知道党以后的政策是怎样的，不敢发言。于是，我就发动别的贫农，一块儿给他做工作，有的农民说，你想想，过去地主婆为什么让你给她烧大烟，还把腿放在你腿上，这不是勾搭你吗，不是害你吗?就这么启发了一番，老雇农想通了，开始上大会批判地主。
挖浮财：干骨头也能榨出四两油
分土地之后还要挖“浮财”，所谓“浮财”，就是地主家的金钱、粮食、衣服、家具、农具等动产，这不像土地是明摆着的，很多地主都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藏了起来。
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对地主家庭成员进行“分化瓦解”，比如，我们跟一个地主的儿媳妇说，你还年轻，将来分了土地你还可以自己勤劳致富啊，你揭发了地主把财宝藏在哪儿r立了功，对你以后有好处。这儿媳妇便交代了藏钱的地方。
有一天，我们到一户姓石的地主家分浮财，农会成立了没收组、登记组、搬运组、保管组、检查组等等，150多人，浩浩荡荡，敲锣打鼓地就进了地主家大院，按照“先留后没收”的政策，农具家具中挑出一些留给地主，剩下的搬运出来，登记保管，检查组核实，程序很严格，不许乱拿。
有个青年农会干部在地主家院里摘了几个桔子吃，马上挨了批评。还有个妇女主任，分浮财时表现很积极，她分到手一个柜子，趁人不注意，把一个小箱子也塞进柜子里，打算一起带回家，结果被检查组揭发了，我们马上批评制止了她。出了石家，队伍又进了一个没落地主的家，这家子弟抽大烟把家产都败光了，屋里空空荡荡，土改进行到这个阶段，农民已经被充分发动起来了，积极性很高，他们喊口号：“大船破了三千钉，小船破了叮咣叮”“千骨头也能榨出四两油!”
有一户地主家抵抗激烈，一搬家具，家里老人、妇女又哭又闹，地主要去寻死。我一看，这可怎么办啊，万一自杀了，不就是我们没掌握好政策么?
我赶紧去找地委书记老李，老李在山西搞过土改，他有经验，带着手枪就来了，一进院，解开衣扣，露着手枪把地主训斥一通：“你要是自杀了，可不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你自绝于人民!”这地主当时就蔫了，也不寻死了。我们都说，到底是老干部有经验。老李回来告诉我们：“甭理他那一套，他舍不得死!”
罪大恶极的当场枪毙，“陪绑”的立刻交代多余财产
土改历时三个多月圆满结束，村里为我们这些工作组成员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仪式，之后，我们跟农民一起去乡里参加了庆祝大会。
大会是在一个干涸的河床上举行的，临时搭了一个主席台，上面挂着大红大绿的条幅，主席台前一排捆起来的地主，有的跪着有的蹲着，都是抗拒土改，由县法院批准逮捕的。
升仙村整体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我们只抓了一个拒退地价的地主押到乡里，那天，我发现他也在主席台前，他母亲也去了，给他带了烧饼。
地主面前堆着小山一样高的地契，都被点燃了，火焰熊熊，锣鼓齐鸣，口号震天。县里法院来了人宣判，有几个罪大恶极的，当场就拉到旁边河滩上枪毙了，动真格的，别的地主当时就吓得哆嗦了，很快就交代了在家里什么地方还藏了钱。
(摘自《文史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