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郭解是《史记·游侠列传》中一个具有斑斓光彩的人物，与其说郭解是一个单纯的人物形象，不如说他是司马迁卓越史学观的体现。因此，解读郭解形象对理解《史记·游侠列传》的文化价值和司马迁的史学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郭解形象；《游侠列传》；意义
【中图分类号】K209 【文献标识码】 A
《游侠列传》是《史记》的名篇，明代王世贞评价它：“其文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成功塑造了一系列的布衣之侠形象，汉武帝年间的郭解是其中着墨最多、寄予最深的人物，但历来颇多争议。本文试图通过对《游侠列传》中郭解形象的分析，解读司马迁笔下的郭解及《游侠列传》的深层意蕴。
一、郭解其人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 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第一，郭解的外貌短小，再联系后文的“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可知，司马迁是亲见过郭解的，司马迁以史笔来记述同时代的人物，由此可以推断他在《游侠列传》中关于郭解事迹生平的记述大多是可信的。第二，“精悍”，即精锐强勇（《现代汉语大词典》），是形容郭解的性格。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下文竟又出现了类似的描写：“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后世学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泷川曰：“《汉书》无‘郭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十四字。”；中井曰：“‘解为人短小不饮酒’是复出，误写耳。‘出未尝有骑’句，当在前文‘不敢乘‘上’。”（《会注考证》）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今人无从得知，但就目前的文本来分析，我认为，这十四个字意义非凡。
须知“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的描写是有背景和前提的，即“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司马迁并未写郭解如何与关中贤豪宴饮平生，快意恩仇，而是笔锋一转“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与前文的“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相比，此处只是去掉了“精悍”，而加入了“出未尝有骑”。如此重复的文笔出现在同一篇传记的同一个人物身上，难道真的是误笔吗？如果不是，那么司马迁的用意何在？我认为，这正是太史公的微言大义，妙绝之处。须知此时的郭解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意气恩仇，“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的少年郎了，现在的他可以让“卫将军为言”，皇帝亲自下令徙家，又“诸公送者出千余万”，现在的郭解已是名动天下。岁月的摧残，生活的磨砺，让他褪去了属于少年的青涩，将锋芒毕露的“精悍”转而沉淀成一种更智慧的沉稳。“出未尝有骑”，其“修行砥名”“廉絜退让”，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马迁正是通过这样的“曲笔”，将郭解的泱泱大侠之风展现在读者面前，千百年后，犹见其人。
二、郭解其德
关于郭解的品格，历来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他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他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明代胡广在《性理大全书》中谈道：“郭解以匹夫而夺人主死生之权，且圣人之作五刑，固有轻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杀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乱之风，解实为之魁。”他认为郭解的行为其实是在鼓励犯法，宣扬暴力，是对生命的漠视，其罪证就是“（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及“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着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这几句描写。纵观整个《郭解传》，无论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序中对游侠的直接赞颂，还是后文中记述的郭解处理姊子之死，对待独箕踞视之人，调解相仇者而不居功等几件事，都可以看出作者司马迁对郭解高尚品格的欣赏。那么司马迁为何要如此写？他为何要将郭解塑造成这样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与司马迁秉承的史家“实录”精神有关。司马迁著《史记》王侯将相皆录入笔下，他用孔子作《春秋》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因为这份历史责任感，故司马迁能做到“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在他笔下，极少有能称为完美的人物，郭解亦然。
其次，意在与下文“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做对比。至于年长之后“其阴贼着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确是说郭解“阴贼”的个性没错，但是他年长时的“卒发于睚眦如故云”与其少时的“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相比较，个性的改善一目了然。“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亦为下文写郭解之死埋下了伏笔。
第三，郭解少时的行为并不单纯是个性使然，还具有深层的社会原因。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清楚地指出：“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可见，出生闾巷的布衣之侠郭解，他的行为在当时社会是很普遍的，而由“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可知，这种行为在民间是被认可和原谅的，是具有深层社会原因的，与郭解的人格品性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不能单纯地以此作为评价郭解品德好坏的标准。司马迁记述郭解的这种行为也不是为了说明其道德品格的问题。
最后，应该明确一点，那就是司马迁从来没有否认游侠的行为是“不轨于正义”、“时扞当世之文罔”，他要赞扬的是游侠“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高尚品格。而且从下文“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的描写也可看出，郭解的不罪是侥天之幸，遇法之赦，无法苛责。这里涉及一个细节：“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如果说郭解少年时的行为，是出于年少轻狂，涉世未深，为了利益而做出的无意识的从众行为，那么，年长郭解的任侠则是目的明确的有意为之。在《游侠列传》中，郭解传之前，司马迁记载了一段史实：“及剧孟死，家无馀十金之财。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是时济南瞷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如果说前代游侠的下场还不足以使郭解改变为侠的初衷，那么“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父亲活生生的前车之鉴该足以使他“清醒”了吧？为何他在人生阅历日益丰富之后，更“自喜为侠益甚”？是什么样的原因，足以让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利？似乎不是，“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司马迁在定义游侠伊始就将豪暴之侠与郭解之列的布衣之侠做了区分，而后来郭解家迁徙茂陵一事，“解家贫，不中赀”，可得知郭解并未因行侠而致富。那么为名？后文写他调解相仇者，“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柰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间，乃听之。’”再次表明他“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的高尚品格。为名者断不会如此。贫弱时，“存亡死生，不爱其躯”；显达时，“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无论贫穷与显达，郭解都秉持义行，与人为善。这已远远高于儒家推崇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标准。 郭解的行为可能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家族任侠的传统会对他日后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为何“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的闾巷之侠，得到的却是“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的下场？再联系下文郭解的不得善终。我们真正要质疑的，是当时的社会和制度。当然，我们不能用今人的观点去苛责古人，更不能说这是司马迁的主观用意，但通过他的记述和文字，确实让几千年后的今人由此一思。
三、郭解之死
郭解之死，与两个儒生有关。一个是被郭解客所杀的轵之儒生，“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另一个则是当时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如果说儒生的死是导火索，那么后者的话则是催命符。
当逃亡中的郭解冒昧找到素不相识的籍少公，谋求出关避祸时，籍少公没有推脱，当郭解遁入太原，向他伸出援手的人也没有因为他是朝廷重犯而怯懦。当籍少公为了保护只有一面之缘的郭解而选择“自杀，口绝”。我认为，郭解的故事乃至整个《游侠列传》在此时达到了高潮。比起公卿间的尔虞我诈，平民的情谊格外叫人动容。籍少公的死代表了一种民心所向。“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可以说，籍少公的死是对郭解义行的回报，是当世人对游侠精神的最高敬礼。籍少公是《游侠列传》中的又一个侠者，从籍少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高尚的希望。
当现有的社会评价体系出现问题，人们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起新的评价标准。公道自在人心。道德无法代替法律，因为法律是道德所能容忍的最底线。“穷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吏奏解无罪”，此时法律已对郭解做出了无罪审判。大儒公孙弘却以“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的理由，“遂族郭解翁伯”。游侠杀人用刀，儒生用言语，刀剑有形，言语却杀人于无形，游侠伤人一刀止于一人，儒生的一句话就可移人一族。前有世人对郭解的仰慕，后有儒生与公孙弘对郭解的忌恨，两相对比，可见太史公对儒生的愤慨。“‘翁伯’二字衍，是处何必复表其字耶？”“王韦曰：‘必字之者，惜之也。’”所言甚是。当法律无法秉承公正，当法律不再相信良心，那么，良心也必将不再相信法律。这样的社会该何去何从？
四、《郭解传》中的儒生
杀侠者，儒也。
司马迁对儒家思想以及儒生的态度，一直让他饱受后世学者的批评。班固评价司马迁的《游侠列传》是“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他认为司马迁对游侠的肯定和赞颂是错误的，违背了“圣人”的是非标准，而且认为司马迁的思想主体倾向于道家，所以才“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事实上，司马迁的终极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思想上，他兼收并蓄众家之长，对在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及儒生，司马迁的态度是辩证的，有区别的：
一方面，司马迁对于儒家的圣人孔子孟子是极为推崇的。他不仅将孔子列入世家，称赞他“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还为孔子的弟子设立《仲尼弟子列传》，以表彰“孔子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在太史公自序中，言史必提《春秋》，对孔子《春秋》的评价“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不仅如此，“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他认为自己做《史记》的行为是秉承孔子春秋传统，是历史传承的责任感，义不容辞。司马迁将“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的孔门大儒孟子、荀子单独另立《孟子荀卿列传》。“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卫灵公问阵，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攻赵，孟子称太王去那。岂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将孟子列于与孔子并肩的位置，孔孟并提。他对孟子的生平事迹著墨不多，却反复强调孟子重义轻利，一再强调孟子的“何必曰利”。司马迁的义利观受孟子影响颇多。
另一方面，对汉代儒生的态度。他对孔孟充满钦敬之情，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和人品。所以，对像董仲舒、辕固生这类汉代真正的学者，司马迁是尊重的。司马迁反感的汉儒，主要是一些没有学问，而且人品低下的儒生。如《游侠列传》中的执法者公孙弘， 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司马迁通过辕固生之口，说出公孙弘是“曲学以阿世”的“谀儒”。公孙弘的人格学问由此可知。可笑的是，最后审判郭解的正是这位“大儒”。也就是这样的一位儒生，开启了汉代儒学的风气：“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天下学士响应的不是公孙弘的学问，而是他的位列三公，白衣封侯。汉代儒生学风之差，可知矣。讽刺的是，后世学者方苞认为：“由弘以前，儒之道虽郁滞而未尝亡，由弘以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所以，司马迁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不能一概而论，司马迁批判和反对的是公孙弘之流不学无术，谄媚人主的“学士”，而不是所有的儒生，儒家。司马迁用孔子也是儒家的重要理论“仁义”学说作为评价标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提到，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余年，“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惠景间侯者年表序》亦有“咸表终始，当世臼义成功之著者也”。他以“仁”为极高的赞辞评论人物，如“召公爽可谓仁矣!”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开宗明义：“救人于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 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司马迁用儒家的“仁义”来评价游侠的行为，这是对游侠极高的褒奖。并非班固所谓的“是非颇缪于圣人”。
班固所指责司马迁的“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则更容易理解了。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将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等儒家“隐士”相比较，认为两者“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其实，司马迁对季次原宪等儒家隐士是没有恶意的，他只是借季次、原宪等对当世没有任何功业，而死后四百余年，弟子仍志之不倦。来对比游侠的所为有胜过他们的地方，却不见称的窘境。“特其语厚而意深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