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性问题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在中国，现代性问题常常是被置换成了西方所提供的现代问题。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话语是在一种困境意识下形成的，经历了最初的盲目的崇拜，到后来的批判性重建，中国的现代性已不简单的是一种制度，或者是一种精神气质，也不是理性主义与主体性原则，它来自于西方，却又不同于西方。因此，在现代性条件下，中国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及其原因也应体现出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解决路径。
关键词：现代性 生存困境 以人为本
一、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话语
当现代性的话语出现在中国大地之时，我们或许会倍感到几分焦虑。首先，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现代性是如何走入我们视野的？在现实中，对现代性的关注始终伴随着一种困境意识而出现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始睁眼看世界，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西用”，再到后来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中国人的心态从自大，终于走向了平等，甚至于自愧。[2]但是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成了国人的最大的心愿。
其次，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精神？人们在决定向西方学习之前，其实，在思想中早已经有了一个前定的意识。西方人的民主，西方人的自由经济，西方人的文化理念比中国好，甚至西方的月亮可能都要比中国圆。但是，当老师们的生存也处于一种倍感煎熬的状态时，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时，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代性开始了一种既批判又重建的态度。这样，在此背景下，现代性已不简单的是一种制度，或者是一种精神气质，也不是理性主义与主体性原则，它来自于西方，却又不同于西方。
最后，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言说有着什么样的理论基础？它可以抛开西方文明的基础吗？其实，在中国，对现代性的解读始终与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是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现代性问题的独特视角可以使我们有信心来沟通古今中外。
二、中国人的现代性生存困境
中国人对现代性的关注始终是以国家命运与人自身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救亡图存是“五四”时期国人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境。如果不能改革，则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已越来越类似于西方，西方人在现代生活中遇到的困题在中国也逐渐出现：自我认同危机，生存环境的危机，生存意义的虚无化，等等。不过，由于历史文化制度等的不同，中国人的生存困境还是保留着自己的特色，这表现在一系列的二难选择上。一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要求具有独立个性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个人的自私自立，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那种追求无限利润的个人却又是公平的大敌；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一种关注社会的集体主义，但是当主体性发展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过于强调的集体力量，却可能导致对个人自由的剥夺。二是，“经济至上”与“天人合一”的矛盾。由于国情历史的原因，中国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难免会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需要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模式。在此，我们既会看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但更会看到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实用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同时在场。第三是，“世俗主义”与“内圣外王”的矛盾。一方面，我们需要祛除那种强加在个人身上的传统生存价值，尤其是“君臣父子”的价值观念；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拒斥强大的世俗主义所带来的价值虚无。如何将古代的内圣外王思想与现代的世俗主义结合起来，成为中国人定位生存意义的关键。
三、中国人现代性生存困境的原因
首先，是独特的历史环境。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的大转型期，其中的文化建设，制度建设，以及政治建设都处于一种摸索的过程，在此期间，生存时空的压缩是如此的剧烈，前现代的某些缺点还没有完全克服，后现代的元素已经出现；现代理念还没有确立，现代性的缺点已经暴露；并且常常是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共谋。
其次，是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最具特色的一点就是关系与整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君臣父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主张内圣外王，行知合一。因此，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上帝之国与世俗之国的对立，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的思维模式，这些在中国似乎并不显得特别的紧张。但也正因如此，中国人的生存所面临的困境是如此的复杂，前现代的生存困境同时可能是现代的。
三、中国人现代性生存困境的出路
首先，人不可能仅仅是精神的存在物，当然更不是被“架构”的机器零件；人需要理性，当然也离不开种种非理性。在构成西方现代性困境的地方，我们发现人是多么的高估自我，人凭借理性可以征服一切，而结果是人的精神性的一面被遗忘，陷入了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5]。其次，人也不可能是一个个原子式的个体存在，离开社会的人等于无；但是，人也不会是千面一孔，毫无个性受人控制的傀儡；最后，人不会如动物般的被动的适应自然，但也不能毫无顾忌的掠夺自然。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对马克思的“人是实践的社会存在物”[6]这一概念加以深深的体会。
构建和谐的生存观，是解决生存困境的理念归宿。和谐，是一个颇具中国味的词语，它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表征了中华文化强调关系整体的特色。现代性带给人们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人与自我的分离，人与社会的分离，人与自然的分离。为了避免这种分离，我们可以用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回归传统，从“天人合一”到“天人分离”再到“天人合一”，从“人的依赖”到“人对物的依赖”再到“人与社会的共存”[8]。因此，当以“和谐”来解决现代性生存困境时，它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即在坚持科学发展基础上的和谐；更是一种理想，即蕴含着国人对建设新型现代人生存方式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