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两代给周家做事 张淑珍，1921年生人。八道湾最早的住户。 “大先生在八道湾住时，我大姨给他家当保姆。大先生一家都喊我大姨‘李妈’。我大姨主要是照顾老夫人。解放初我才二十多岁。那时院儿里住了一些解放军。有一天我正在院儿里晾衣服，见三先生和许广平来了。许广乎跟解放军连长说，周恩来说了，八道湾以后或是鲁家祠堂，或是建鲁迅小学。这时，二先生出来了，周建人就跟他说，你每月到市文联领四百元钱生活费。
算上我，我家两代都给周家做事。二太太每月给我二十块钱，其中四块钱买月票。二先生绍兴口音，说话嘴里老跟含了个枣似的，我听不懂。他要买什么东西就写个纸条给我。那时我常上东安市场给他买紫菜卷儿。二太太糖尿病，我上医院给她取药。就这样，我一边做街道工作，一边给她家做保姆。
解放初我扫了盲。大先生在这院哪间屋写了哪篇文章我心里一本账。我热爱大先生。二先生当了汉奸，他对不起大先生。1984年我给邓颖超写信，请政府千万别拆这院儿。邓大姐把信转给了文物局。
八道湾直到‘文革’前变化都不大，四合院很气派，在这一带都属得上。‘文革’后，丁香、松树、槐树、海棠――都是大先生从老家带来的树种――全被砍了。池塘也给填了，上面盖了房。
我住的后院东屋有很多名人来过，有李大钊。二先生说，毛泽东是1920年4月7号来的。那时他是湖南的青年学生。1922年春天，蔡元培让大先生二先生接待乌克兰盲诗人爱罗先珂。爱罗先珂在我现在住的这屋儿住了一年多。他喜欢鸭子。在屋儿前的小水池里养蝌蚪养鸭子。大先生的《鸭的喜剧》就是写他。爱罗先珂瘦高个儿，门框低，进门儿老磕头；磕了头就发脾气。发了脾气就去摸鸭子。一摸鸭子又乐了。他弹琴，和周家的孩子们玩儿，跟小孩儿似的。还有李大钊，三十三岁就叫张作霖给绞了。地下党把他儿子李葆华送来，在这屋儿躲了一个多月，后来二先生把他给送到日本去了。
我老头原来在中学当门房， 1990年不在了。我女儿2003年也脑出血走了。现在我跟大白、二黄在一起。我有病起不来炕时它们特乖，用舌头舔我脑门儿。
前些年房管局给院儿里的居民提供材料，说可以换掉木刻的窗子，安玻璃窗。别家都换了，我可舍不得。木刻的窗子还是当年大先生在时的。每年快冬天时换窗户纸。
现在，有人说大先生不好，我听了就气得不行。我已经八十多了，可我有一个任务，就是向来八道湾的同志们介绍大先生；我也想通过他们多多宣传，大先生住过的地儿可不能拆呀。”
苍狗白云
1919年，鲁迅变卖了绍兴老家的旧宅。举家北迁，是他多年的夙愿。鲁迅看过了十多处房址，才以三千五百大洋，从一个姓罗的手里买下了八道湾11号一套标准的三进四合院。又花了六百元，修缮房屋及安装上下水道。鲁迅设计督修，亲力亲为，整整忙了九个月。
这一年的12月1日，为了接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一家，鲁迅在严寒中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看到了凋敝颓败的乡村，困顿寒苦的农民，还有儿时的伙伴章闰土。这使鲁迅丛生百感。一年后他在八道湾写下了《故乡》。
全家老少十二口在12月29日搬人八道湾。
八道湾是个安适的去处。“周的住宅……没有丝毫朱门大宅的气息，颇富野趣，特别是夏天，地处偏僻，远离市廛，庭院寂静，高树蝉鸣，天气员热，感觉清爽。”(谢兴尧《回忆知堂》)鲁迅在院中种了丁香、松树、枣树。三进院花影扶疏，安详宁静。春雨中，元宝脊、蝎子屋、花草砖向下淌水。池塘边的草地上，沙沙沙沙一片声响。
在八道湾的三年零九个月，是鲁迅享受天伦，且创造力高涨的时期。鲁迅住头进院，母亲和朱安住二进院，里院最好的一排正房给了周作人、周建人。生活是中国宗法大家庭式，三兄弟不分家。鲁迅除留炯钱和少量零用钱，把稿费和教育部的工资交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作全家的统一开销。
鲁迅当时没有孩子，他对几个侄儿尤为疼爱，当初相中了八道湾，一是因为这里古朴幽静，还有就是院中有池塘有宅地，侄儿们有玩耍的地方。
斜阳在池塘中闪动。鲁迅在盘旋拐绕的灰墙陋巷中漫步――多少年前，这里是一条河流在蜿蜒流淌。安泰宽舒的日子实在是太短了。1923年7月19日，八道湾11号院中有了一个悲楚的时刻，上午，周作人沿老屋夹道山后院来到前院，见到鲁迅后并不答话，往鲁迅桌上扔下一封信就走。信的内容是：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读毕，立刻叫役工找周作人过来，没多会儿，役工回周作人的话，他不见鲁迅。
1923年8月2日――也就是读完周作人信的十几天后，鲁迅带着母亲和朱安，还有书箱，落寞地搬出八道湾。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盂及其妻骂訾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嚣而出。”鲁迅在1924年 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搬出八道湾后与周作人的又一次冲突。当时，周作人竞举起一个一尺多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被客人接住。这以后，鲁迅再没有回过八道湾。
鲁迅在八道湾的三年，八道湾是京城文化人聚集的重镇，蔡元培、胡适、郑振钎、耿济之、许地山、陈大悲、钱玄同、熊佛西、许寿裳、孙伏园、张风举、萧友梅、刘半农、沈尹默、郁达夫、俄国诗人爱罗先珂……都曾造访。鲁迅迁出八道湾，周作人的“苦雨斋”仍是京派文人的重镇。不过座上宾有了变化，多是些远离左翼和激进文化的人，如徐志摩、俞平伯、废名。周作人以闲适为主的小品文写花草虫鱼，写美酒美食，写苍蝇臭豆腐，还写过攻击鲁迅的《破脚骨》、《老人的胡闹》、《阿Q的旧账》，在《中年》里，他讽刺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令大众冲锋……”就在鲁迅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写了责备鲁迅的《家之上下四旁》。
“九一八”后，信子把八道湾门上的“周宅”门牌换成“羽太寓”。1937年卢沟桥事变，在京的日本人从 4000人骤增至45000人。日本人还要在北平建立不与中国人混居的“日本人新市区”，这更加强了信子作为“大国公民”的得意。此时，周作人根本不听周建人、胡适诸人叫他速速南下的苦劝，而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1年3月，周建人的第三个男孩周丰三用周作人保镖的手枪自杀。以示对伯父汉奸行径的抗议。这件事对周作人没有震动，1941年4月，他率代表团赴日，到东京第一陆军医院和横须贺海军医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士兵。
鲁迅搬出八道湾后，周作人夫妇又在这里住了四十多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在日伪时期的“落水”，被判刑十四年。后改为十年。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虽不属于政治犯，也于1月26日被从南京老虎桥监狱放了出来。服刑期间，八道湾成了逆产，周宅有三分之一被国民党政府没收，成了北平西区宪兵队。北平解放，华北军区某连在这里短驻。这以后又搬进了许多住户，周作人只占有后院的一排房子。
晚年，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记叙了四十年前 (1920年)的往事：他得了肋膜炎，高烧昏沉。3月29日，是鲁迅把他送进山本医院。5月24日出院后，又在香山碧云寺般若堂，为他租下西厢房三间。那儿安静，空气好，最宜养病。当时去西山颇为不便，但鲁迅每周都去探望他。五个月的疗养期间，他的全部信件和琐事均由鲁迅代理。
三十年过去了，八道湾院内鲁迅手植的丁香、松树、枣树都已长高。4月，丁香吐蕊，沉默的周作人时常一个人长久地在树下漫步，陷入对往事的沉思。这种沉思并不是像许多位写者所说，“充满了悔恨和对鲁迅的愧疚”。他写鲁迅，也不过就是“写”，就像1949年到 1951年，为了贴补家用换取稿费，两年半的时间写了九百多篇千字文。他写了《吃酒》又写《吃酒的本领》、《绍兴酒的将来》；写了《盐与糖》，再反过来写《糖与盐》。
1962年4月8日，七十五岁的羽太信子病故。1967年 5月6日，周作人辞世。其子周风一一家仍在此居住至80年代中期。若干年后，周风一和周作人其他亲属全部移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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