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包容性增长主要强调经济过程的平等参与和经济结果的公平分配，而中等收入陷阱一般表现为经济发展模式粗放、产业结构升级艰难、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腐败频发等主要特征。包容性增长与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工业化、城市化及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两个学术热点和政策焦点，而且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机制改革背景下出现的两个重要理念。包容性增长与中等收入陷阱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即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用“包容性增长”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 收入分配 中等收入陷阱
问题的提出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于2007年首先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且期间被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相关政策机构的系统研究而理论化，经胡锦涛同志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致辞中强调后，成为国内学界、政界、思想界及相关政策机构分析的焦点和争论的热点，且广泛见诸于旨在减少不平等、贫困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研究领域。包容性增长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及社会体制转型的内在要求，更是一种实现公正性、公平性、合理性增长的全新价值理念。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于2006年被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后，逐渐引起国内学界、政界及相关政策机构的关注，目前这一问题已成为研究的热点甚至焦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模式并不能推动其向高收入阶段攀升，增长机制和发展路径被低端锁定，进而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处于停滞不前的一种状态，一般表现为经济发展模式粗放、产业结构升级艰难、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腐败频发等主要特征。在经过30余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快速发展后，中国于2010年就已突破世界银行当时最新调整的中上等收入的标准，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此发展阶段上，中国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将经受更多的风险挑战，而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便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
包容性增长与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工业化、城市化及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两个学术热点和政策焦点，而且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机制改革背景下出现的两个重要理念。包容性增长与中等收入陷阱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即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用“包容性增长”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涉及到统一、系统分析这两大重要理念的问题。
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内涵及本质特征
（一）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内涵
包容性增长是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增长理念，虽受到普遍关注、认可甚至接受，但目前为止并无一个统一和公认的概念，即人们对包容性增长内涵的认识和定位存在显著不同，这是因为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维度、观察现实的角度不同所致。但一般皆认为包容性增长是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及其从事这两者活动所应需的“机会平等”的一种探索，因此“参与”、“分享”及“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要义。
包容性增长本质上是公平与效率两者互促机制的高度概括和深度归纳，是对两者“质”的内在统一性的充分肯定。基于治理贫困的角度出发，包容性增长强调机会平等，公平获得和参与增长的机会，合理共享增长成果，拒斥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包容性”意味着“质”的公平，而包容性增长中的“增长”则意味着“质”的效率。显然，包容性增长是对公平与效率之间相互依存和良性互动关系的内在包容性。若无“质”的公平，单单依靠形式上的公平难以包容、整合及协调经济社会中的各种发展力量，更不可能实现效率的“质”的提高。只有包容性的“质”的公平才可以彻底调动经济社会中的各种发展潜力，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适度、稳定增长。同样，若无经济的持续、有效、优质增长，社会公众将被锁定于共同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难以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的“质”的公平，因此只有效率的“质”的增长，才真正可能为“质”的公平提供支持（张峰，2011）。
（二）包容性增长的本质特征
一般而言，包容性增长的本质特征是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成果被人们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和“共享”：
一是增长强调的是效率和效益，其是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和内在前提。包容性增长之所以区别于以往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其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环境友善的增长、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充分就业的增长以及公平、均衡、广泛的增长于一体。
二是包容不仅是包容性增长的本质特征，也是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核心，其强调的是公平、平等、合理、和谐。包容性增长的“包容性”有最广泛的容纳和吸收之意，即在考虑过去经济增长所排斥、忽略因素的基础上，最大范围、最大程度、最大可能地照顾各方发展愿望、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增长利益诉求、保护社会公众的福利不被侵犯，其不仅重视公民权利、社会排斥问题，即认为贫困群体不应因其个人背景、地位、收入的差异而被歧视和排除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之外，而且意味着在通过帮助提升最广大人民参与能力的基础上消除其参与经济发展及分享其成果方面的羁绊，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长成果，促进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三是机会平等则强调受贫个体或群体应享有与他人一致的社会、政治、文化权利，在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方面不受能力缺失、体制障碍及社会歧视的阻碍。从这种意义上讲，包容性增长也是强调实现公平、正义的增长、机会平等的增长、实现全体人民利益的增长、解决好民生的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成因
（一）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初级要素驱动阶段，难以向高级要素驱动阶段转变
经济增长长期处于依靠劳动、土地、资源、能源等初级要素驱动阶段，难以实现向技术、知识、品牌等高级要素驱动阶段转变。根据国际经验，一国及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简单劳动力、土地、资源及资本来推动，此时增加资本和劳动力投资可以使一国及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进而实现人均国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但在进入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和工业化中后期，一国及地区若仍依靠劳动、资源及资本等初级要素的驱动来实现经济增长，将会面临一系列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限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甚至稳定性，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地区的巴西、阿根廷和北美地区的墨西哥在1950-1980年间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土地等初级要素驱动，GDP实现年均增速分别为6.8%、3.4%和6.5%，而在1981-2000年间由于经济增长动力无法实现向技术、知识、品牌等高级要素驱动的阶段转变，GDP实现年均增速分别只有2.2%、1.7%和2.7%（马晓河，2011）。 （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且中低阶层收入水平低，造成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经济增长过程中对公平性重视不够，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财富日益向富人集中，致使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水平较低，购买能力难以提高，导致产业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甚至抑制，进而造成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根据经济发展理论，中低收入层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高收入层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便是在社会总收入水平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这一规律同样成立。因此，一国及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着重增加中低层次居民的收入，以刺激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地区普遍不太重视收入的公平分配，长期忽略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性分享和公正性获得，经济发展成果难以惠及普通大众，收入水平差距居于世界前列。拉美地区从1970-1995年间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59下降到1982年的0.54，然后上升到1995年的0.58。其中，巴西占城市5%的最富有者的收入在收入分配总额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30.3%上升到1980年的34.7%，而占城市50%以上的贫困人口的收入比重由1970年的16%下降到1980年的13.1%；巴西占农村人口5%的贫困人口收入在收入分配总额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22.4%下降到1980年的14.7%，而最富有者收入比重从1970年的23.7%上升到1980年的44.2%（马晓河，2011）；巴西1960年与1995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和0.6，1999年占总人口1%的富者占有社会财富总额的53%，而20%的贫困家庭只具有2.5%的社会财富。
（三）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流动性不足甚至停滞，致使社会阶层严重固化
社会流动性不仅是保证资源平等竞争、公平分享进而调动普通大众主动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积极创新、创造及创业的基础，而且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备条件，但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而政府政策也缺乏长期性甚至稳定性，部分精英阶层利用制度和政策漏洞垄断经济增长成果，且通过各种途径限制、阻碍普通大众所要求的在社会结构、价值理念、传统习俗及权利分配等方面进行改革，甚至利用所掌控的权利出台法律、法规及政策把某些具有过渡色彩的体制固定化，限制社会流动性和锁定利益结构，进而致使动态的不平等，以从中牟利（蔡洪滨，2011）。这最终必将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甚至导致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巴西的代际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指数为0.59，这说明社会垂直流动的机会严重缺乏，而发达国家这一指数一般为0.40以下，而秘鲁、智利及印度尼西亚的代际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指数分别为0.66、0.60及0.55（孔泾源，2011）。
（四）既得利益集团强化利益结构和锁定既得利益格局，阻碍政治、社会体制变革
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凭借不合理的制度或社会整合错位而产生的较稳定的合法或不合法的特殊利益群体。既得利益集团曾经是旧制度的改革者，却是现有过渡色彩体制的捍卫者，其一般会通过各种途径在资源配置、行政垄断、规则制定等方面强化既得利益结构和锁定既得利益格局。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特殊”地位谋取巨额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资源，甚至影响、控制制度的设计、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舆论的导向（杜传忠，2011），更为严重的是，既得利益集团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形成“同盟”，实现权利与资本的结合，常常对触及自身利益改革的措施和公共政策，尤其是对包括消除垄断在内的事关公众福利和国家利益的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有意或无意的抵触甚至阻碍其出台。
用“包容性增长”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经济增长问题，最典型的表现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在普通大众及社会阶层之间难以得到公正、公平及合理的分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便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入为指导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可能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视角。
包容性增长的思想基础是平衡发展观、公平发展观及全面发展观：就平衡发展观的理念而言，包容性增长要求在完全放弃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汲取平衡发展的理念，进而陆续限制甚至缩小贫富、区域、城乡等一系列客观存在的差距，以视平衡增长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主题。就公平发展观的思想来讲，包容性增长是对中国以往30余年竞争体制、竞争机会、竞争机制上不公平的纠正。包容性增长所涉及的核心是公平与合理之间的问题，即如何公平合理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及分享其成果。就平衡发展观而言，包容性增长要求一国或地区的改革与发展应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众多因素于一体，而不能顾此失彼（赵海均，2010）。显然，包容性增长是对中国30余年单纯重视经济增长数量而忽略政治、文化、生态及社会建设的失衡发展战略的纠偏，其理念的起点与终点就是推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这恰好与解决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问题在逻辑上一脉相承。
目前，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诸如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消费需求严重缺乏、社会流动性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持续加大、资源能源与环境约束、体制机制政策变革滞后等各种风险，这些风险若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和及时解决将有可能致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笔者从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机会与权力平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及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性三个方面对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某些因素进行研究。
（一）包容性增长要求机会与权力平等
包容性增长要求机会与权力平等，这对于解决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城乡、地区之间在收入分配、财产分布和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差异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长期以来，中国过于注重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及其相关制度建设，导致政府将主要财政资源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非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进而造成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分别在国民收入和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收入差距扩大及消费与可持续增长的缓慢、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和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凸显，从而阻碍机会、权力、规则及分配等社会公平系统的构建和完善。机会与权力不等引致的阶层“路径依赖”效应正不断侵蚀弱势群体的微薄收入，使其日益被边缘化。 包容性增长的本质是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核心便是机会与权力的公平与平等，即发展权的公平与平等， 给予社会成员更多、更公平、更均衡的发展机会。作为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反映，机会平等原则涵盖竞争权利、拥有条件、机会实现过程等方面的平等，而机会不公则是对人类天赋的浪费和社会和谐的侵蚀，这不仅导致经济资源的低效甚至是无效配置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失，而且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协调发展的理念相悖。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对权利同质、机会均等及公平竞争特别是对中低收入者的共享权利有更高要求。包容性增长认为产生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是个人的背景差异和个人的努力与勤奋程度不同。包容性增长倡导机会平等，就是要通过减小由个人背景不同而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在此理念下，包容性增长强调要建立相关保证公平获得发展机会的包容性制度，提供更为广泛的机会，实现平等的增长。
另外，实现包容性增长除要求机会平等外，还要求把机会公平与权力公平、规则公平及分配公平紧密结合起来，这需破除既得利益者的羁绊，加速社会公正改革的进程。包容性增长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均等；既要通过保持经济高速、稳定、长期增长，也要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及权力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包容性。
（二）包容性增长要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包容性增长要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对于解决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思想对中国资本的迅速积累和部分底层群众的快速脱贫致富起过重要作用。但目前，中国人均收入已达到世界中等国家水平，此时需“先富带后富”，“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理念，以便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全面小康社会过渡。但因基础条件的不同、政策支持力度的迥异，我国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陆续加大。尤其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逐渐凸显，东部及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呈现的区域差异问题日益显著，且此种系统的整体性不平衡、不均衡、不协调现象正从单一的经济领域扩展为社会的其他领域，甚至加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包容性增长要求实现经济社会更全面、更协调、更均衡地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增长互相协调、和谐增长、可持续增长及科学增长，其在内容上注重经济包容和社会包容两个基本理论层面。包容性增长能够最大限度地弱化甚至克服制约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瓶颈因素：其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地区及产业和行业的包容分别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弥平地区发展差距、创造就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发展，并进而降低因过度依赖单一产业增长所导致的资源与环境成本过高。据此，实现包容性增长与“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执政要求一脉相承，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和建立和谐社会的内在本质要求。
（三）包容性增长要求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性
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在于共享性，其重点是倡导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即社会所有成员或各阶层能根据适合自身的方式参与经济建设，也能从中公平、公正、平等、合理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即“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或“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或经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具体而言，包容性增长要努力在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劳资合作和民生发展，让全体国民皆能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就劳资合作而言，应以劳资合作为抓手，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社会伙伴关系。劳资关系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且密切相连，而劳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存在。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应健全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三方协调机制，调整三者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加强垄断行业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的双重调控管理，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寻求劳资合作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形成共存共荣的劳资伙伴关系，确保人们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就民生发展而言，应以民生建设为重点，努力让全体公民皆有公平享有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政府要加大对民生事业的投入，充分供应包括教育、电力、交通基础设施等在内的公共产品，在加强社会保险、救助、福利之间彼此协调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地使社会公众平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进而保证群众获得基本的经济、社会福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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