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拟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和崔曙海小说《出走记》中出现的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研究，比较在相似的主题下，两位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差异及原因。
【关键词】《狂人日记》；《出走记》抗争；知识分子；差异；思想
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这种思潮对中韩两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批接受新思想的文人作家开始从无产阶级的视角出发思考国家的命运。这其中，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无疑是鲁迅。在韩国，崔曙海成为带有无产阶级文学色彩的新倾向派文学代表作家。
相似的时代背景，使两个人的小说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更多视线投注到知识分子身上。如鲁迅的小说中，有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孔乙己（《孔乙己》）等，崔曙海的小说中有《乡愁》、《出走记》、《走上新道路》里的“我”等。本文拟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和崔曙海小说《出走记》中出现的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研究，比较在相似的主题下，两位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差异及原因。
一、鲁迅和《狂人日记》
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鲁迅一直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为此，他远渡重洋留学日本。但是，在仙台时代医学专科求学的经历，以及日本社会的生体验，使鲁迅最终做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在《呐喊·自序》里，鲁迅这样写道：“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从上可知，鲁迅认识到中国人当时最需要的并不是身体上的强壮，而是精神上的觉醒，于是毅然弃医从文，以期用文学的感召力量来唤醒民众的觉醒，激发他们寻找出路的意识和奋起抗争的勇气。他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特殊性和悲剧性。而这其中，又尤其以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并营造出几缕幽幽的伤感和几分莫名的怨恨。这也正应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狂人日记》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
二、崔曙海和《出走记》
崔曙海是朝鲜“新倾向派”文学的一位主要代表作家。早在1925年，崔曙海就曾在《朝鲜文坛》上发表文章开宗明义地宣称：“我写文章，真正地是在写，将来也要努力写……但我只写无愧于良心之作，对我个人的感情不想作无谓之谈。”他创作倾向的主要方面，是揭露强暴，把人民处于无权地位的惨状公诸于世，召唤人们迅速觉醒，为砸烂旧世界而奋起斗争。
《出走记》是朴君写给友人金君的回信组成。五年前，他带着母亲、妻子流浪到中国边境，满以为开辟一片荒地，就可养家糊口，还能读书、教农民文化。可是，那里没有荒地，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劳作一年连吃的都不够。为了生活，全家人拼命干活，受尽屈辱，生活依然很苦。他认识到社会欺骗、拒绝了他们的忠实，并且还要虐待他们。他觉得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毅然离家投入社会，加入抗争的潮流。作品巧用书信体的形式，夹叙夹议表露真情，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相似的文学创作
相似的时代背景，相同的历史使命，使得两位作家的创作自然而然的拥有了相似的主题：反对封建制度，歌颂抗争精神，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自然的代表了觉醒的时代先驱者。不管是“狂人”，还是“我”，无一不是带有强烈的反抗意识的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的审查，最终看清了造成苦难的原因是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唯有起来反抗，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狂人站在批判者的位子，把自己作为“食人民族”的一分子，进行清醒的自审，发出了“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的深沉自责。
在《出走记》里，“我想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活下去，然而社会辜负了我们……我们活到今天并不是自由的，而成为某种险恶的社会制度的牺牲品”。
这里的“某种险恶的社会制度”指的便是剥削人、压迫人的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作者认识到了这种不合理，便毅然决然的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我要打倒给我施行催眠术的人群，打垮造成这个险恶环境的潮流……这个思想使我脱离家庭，使我加入XX团，使我不分昼夜，不管风雨，前往比绝壁更加险恶的X线阵地去。”
四、鲜明的作品特色
由于中韩两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差别，以及两位作家人生经历的差异，使得在相同主题下创作的两部作品，带有鲜明的特色。
1、表现手法不同。《狂人日记》采取了夸张和变形的手法，用隐晦的语言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对。如用“吃人”来比喻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把企图改变这种现状的人称为“狂人”；而《出走记》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他们的小说创作，本着忠于生活原貌的态度，如实摹写现实生活中的世态人情。小说对当时的韩国社会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阶级压迫进行了比较真实的描绘。鲁迅的小说中主观议论的东西很少，更具有理性思辨色彩。崔曙海小说中主观议论抒情的地方非常多，更具感性色彩。
2、作品表现的反抗主题不一样。虽然针对的都是封建制度，但是在鲁迅小说里，重点描述的是国民的愚昧，知识分子反抗的是封建思想的腐朽和落后，痛斥封建礼教对民众的摧残。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里的“吃人”影射的正是这一点。而在崔曙海的小说里，重点描述的是生存的艰辛，知识分子反抗的是封建剥削和压迫。小说里的“我”是在生存的压力下出走谋生，受尽剥削和压迫，最后觉悟到社会的不公进而走上反抗的道路。 鲁迅将矛头指向了文化层面，更多突出的是造成悲剧的传统文化的根源，而崔曙海的斗争更多是源于现实生活，突出的是造成悲剧的不合理的、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
3、走上反抗道路的原因和方式不同。《狂人日记》里的“我”，从一出场就把目标定在了反对社会制度上，是在个人成长中产生出来的对封建制度的怀疑和批判。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而《出走记》里的“我”，起初只是为了谋生，为了养活家里人，直到无法生存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并把目标定在了反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我”甚至产生了“拿起寒光闪闪的利刃把家小一个个杀死”的念头，还说道：
“金君！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要先活下去……我认为这是生的冲动，生的扩大……” （下转第5页）
（上接第3页） 4、主人公反抗的方式不同。《狂人日记》里的我始终是一个人在孤独的对抗，周围的人，包括自己的哥哥和母亲在他看来都是自己的敌人。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吃人”的人，甚至最后开始怀疑自己：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
《出走记》里的我，则是通过加入抵抗组织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抗，如加入“XX团”。
出现这些不同特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的中国，虽然新思想开始传播，但是接受的人仍然相对较少，封建统治力量依然顽固，广大的知识分子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普通民众的思想依然愚昧。鲁迅敏锐的察觉到了导致民众愚昧的根源——封建思想和礼教，并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创作，意图以此来鼓舞民众，打破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束缚，宣传新思想，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崔曙海早年曾在中国东北谋生，苦难的经历，使他对封建剥削和压迫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在《血痕》中进一步明确地宣布：
“我努力写作，为的是把久久凝结在内心的痛苦、辛酸倾泻出来，以求满足而已” ①。
可见，作者主要想通过痛苦感受的抒写，揭示在黑暗社会里下层人民的从屈辱到反抗的心灵历程。他的作品内容正如他在《热日苦语》所说的那样：“紧紧抓住反抗的心理，向他们展示有意义的人生和崭新的世界，表现反抗的巨大力量。”因此，崔曙海小说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将矛头直至黑暗的社会现实并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
五、结论
鲁迅和崔曙海，是两个不同国家但有着同样阶级意识和思想的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可以说引领了当时中韩两国20世纪20年代各自的文坛。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很多的相同点。他们把文学作为武器，通过文学创作宣传反封建意识，启蒙人们的思想，为大众的自由和解放而大声疾呼，极大地推动了两国阶级文学的发展。他们在小说中描写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反动的，有消极的，但更多的是开始觉醒的。他们在作品中对下层人民报以了深切的同情，深刻揭露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剥削人压迫人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呼吁广大民众奋起反抗，推翻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自由和解放而不懈斗争。他们的创作对于两国阶级意识的启蒙和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李圭海译：《崔曙海小说集·血痕》，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小说名篇[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2]. 崔曙海著.崔曙海小说选[M].李圭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 崔曙海著.崔曙海选集（朝鲜文）[M].延边人民出版社，1980.
[4]. 鲁迅著，李宏主编.鲁迅经典全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
[5]. 北京大学等九院校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M].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