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别人看来他是敌人，但在我眼里，他是朋友…… 那是1945年，英国又重新占领了新加坡，我的老师和其他的日本人一样作为战犯被关进了监狱。当时的新加坡从一种殖民统治转到另一种殖民统治，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感到空前的惶恐和困惑。
有一天，老师给我写来一封信，告诉我他没有被遣返回国，在狱中也没有受到虐待，这让我很高兴。老师在信中还提到了他送给我的一双鞋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到他家里时他送给我的，当时他说：“送你这双鞋，尽管它显得太大了，但你正在长身体，总有一天你能穿的，我在监狱里穿旧鞋没关系，”老师在信中还说，没有人到监狱去看望他，他与朋友们失去了联系，希望我能去看看他，并想要回那双鞋子，因为他的旧鞋子已经脱底了。 我的老师是一个宽容善良的人。在日本统治新加坡的时期，他应征来到这里教日语。我们很快就发现，他不同于那些傲慢而野蛮的日本士兵。他非常友好地教我们应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并教我们唱日本歌曲，从中告诉我们真正的日本精神。同时他还发动他的新加坡学生争取珍贵的食物配给，给他们找工作，他甚至冒生命危险为那些冒犯了日本军队的学生和他们的亲人求情。一次，我的同班同学方的父亲因为醉酒践踏了日本国旗而被捕，在老师的帮助下终于获释，尽管被打折了一条腿。从那以后，老师成了我心中的英雄。
然而，我现在读着这封信，心中却充满了矛盾。这封信看起来像是被人打开过的――我收到了从“敌人”那里公开邮寄来的信件，这可能已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他们可能正在暗中监视我。我应该还他鞋子，因为它的确太大了，我甚至想过要卖掉它。但我会因此而上黑名单吗?去探视犯人要登记的，将来他们会不会利用探视记录干什么呢?现在看来，我的这些担心是多余的，但是对当时10多岁的我来说。这种担心却是非常有道理的。当时人们正在声讨日本人在新加坡的罪行，任何与日本人“勾结”的行为都会遭到报复。
“为什么冒这个险去看他?”我最好的朋友问我，“想想日本人所干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吧!”
但他是一个宽容善良的日本人，一个曾经真正善待我的人――内心深处一个微弱的声音提醒我。但我又很快抛弃了这些想法，继而给老师写了一封谎话连篇的回信，我告诉他：他的鞋子已经卖掉了，我正在紧张学习准备考试，因而没有时间也弄不到通行证去看他。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深深的忏悔中煎熬，直到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个拖着一条残腿的陌生人，他使我想起了方的父亲，也想起了善良的老师，也许他正光着脚，等着我给他送去鞋子。也许在别人看来他是敌人，但在我眼中，他是英雄，是朋友。
我辗转来到关押老师的监狱，在会见本上写下探视的详细情况时，我紧张得全身颤抖。为了鼓足勇气，我紧紧地抱着老师的那双鞋。当终于见到老师时，我差点哭出声来。老师已经瘦弱不堪，他孤苦沮丧的表情让我心痛。但他讲话时却显得礼貌而冷漠，眼睛始终不曾正视我。我将鞋子放在桌子上，向他表白我因为胆小怯懦而没有真诚对他，在给他的回信中撒了谎，请他原谅，但他却始终沉默着。
我意识到那封信已严重伤害了他。尽管我不断道歉，却依然不能打动他。眼看探视时间已过，我只好绝望地说：“老师，我知道不该写那封信，可怎么样才能弥补呢?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面了。难道就不能作为朋友而分别吗?”
老师一直沉默不语。一股暖流从我心头升起，在探视室里，在其他的犯人和探视者面前，我站起来，唱了一首老师教给我的日本学生毕业时唱给老师的再见歌：
“一切应归功于老师，应归功于他们……”
人群中出现一阵沉默。接着，也许是被我对老师的依依惜别所感染，也许是为了表达他们内心深处对朋友的留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齐声唱道：
“时光流逝，多么匆忙，多么短暂……”
然后，我听到了老师的声音，虽很小，但我仍然真切地听到了：
“我将怀念在这里度过的日子，我将怀念这里的生活……”
“现在是我们分别的时候了，”我的老师引用了歌词的最后一句：“我们作为朋友而分别。”他看着我，眼中泪光闪闪。
他带着微笑交还我那双鞋子，“留着它吧，他们给我发了一双新鞋。”
我拿回了那双鞋。我不会再想到卖它们，它们将陪伴我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