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中，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不容小视。当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具有相当规模的评级机构体系，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评级机构的影响，而当前国际评级机构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评级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中国金融主权安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我国必须尽快建立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体系，从而实现对内不受任何利益组织所控制，对外不为任何国际势力所左右。
关键词：国际评级机构；信用评级；中国特色信用评级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2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62-03
2003年11月27日，《华尔街日报》评述说作为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巨头之一的标准普尔将“中国大陆银行全部定为垃圾等级”，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条消息以及相关的信息引起中国国内乃至国际界的舆论一片哗然，中国国内的银行界纷纷感到不平。其实，作为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另外一家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早在1988年就开始对中国银行业进行评级，并且针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调整。而2003年的这次评级之所以引起震动原因是：一是标准普尔和穆迪这两大评级机构同时对中国银行业进行评级，且这个两大评级机构的评级存在较大差异；二是第一次在境内公开发表。
不只是标准普尔和穆迪，作为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第三家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也频频对中国的银行业进行评级，从2010年到现在，惠誉对唱空中国经济和银行业颇为热衷。2010年6月，惠誉曾将中国银行业风险评价下调至“最易受到系统性风险”类；2011年4月，惠誉又把中国人民币债信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9月8日，惠誉公司再次发出警告，称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在未来出现实质性严重恶化的概率很大。
由于这些国际评级机构不断在市场上唱空中国银行业和中国经济，导致市场预期混乱，外资银行及主权基金纷纷减持中资银行股，中国银行业在香港募资也受到影响。
一、银行信用评级的重要性
为什么国际评级机构的评价如此重要，对中国银行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非常大的影响？首先，我们要来看看为什么要对银行进行信用评级。
银行是一种高风险企业，它在经营过程中随时存在由于各种因素而导致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随时存在银行的资产和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一般按照风险原因，银行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以及声誉风险。为了防范银行的诸多风险，当今市场上存在诸多的对策，而利用信用评级是其中的一种有效手段。
信用评级又被称为资信评级，是一种社会中介服务，将为社会提供资信信息或为单位自身提供决策参考。信用评级最初产生于20世纪的美国，后来延伸到各种金融产品以及各种评估对象。它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受评对象违约风险的大小，它所评价的目标是经济主体按照合同约定如期履行债务或履行其他义务的能力和信用。并且信用评级是独立的第三方利用其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专业经验就各个经济主体和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大小来发表的一种专家意见，它并不能代替资本市场投资者做出投资选择。对商业银行进行信用评级，就是多方面分析银行风险，对商业银行的信用质量做出综合评价，从而进一步能为银行存款人、投资者、交易对手提供较为准确的风险信息，作为他们存款、投资和交易的重要参考。
银行评级有助于存款人了解银行的资信水平和经营能力，保证其资产的安全性、收益性，防止由于银行经营不善和倒闭引起的挤兑和恐慌。同时，银行评级还可促进银行加强自律管理，提高银行体系的抗风险能力。获得符合国际惯例并具有客观公正性的银行信用等级，已经成为商业银行树立稳健形象、拓展业务、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一种重要策略和手段。
进一步来说，对银行业进行信用评级已经成为辅助金融监管的有力工具。银行要提高资本充足率，改善资产质量，离不开信用评级的支持。
二、国际评级存在的局限性
（一）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存在差异
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是当前世界上三大鼎鼎有名的国际评级机构。除了惠誉在纽约和伦敦都设有总部、并有着欧资背景外，其余两家皆为纯粹的美国公司。
三大评级机构的收入主要来源是他所评级的客户缴纳的年费及单个评级项目的收费。也就是说，评级机构一方面向客户收取评级费用，另一方面又把对这些客户的信用评估提供给投资者作参考。因此，一定意义上来说，评级机构和评级对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评级机构有时为了留住大客户，在评级上予以优惠的事情也就时有发生；而一些投资银行为了拿到好的评级，经常去挑选能给自己最高评级的机构。评级机构和被评级对象之间的这种矛盾的关系，很大程序上影响了评级标准，从而进一步影响了评级结果。虽然从表面上看，三大评级机构通常依赖公司的信用评级模型来评估风险，信用评级模型的建立的依赖因素很多，其中就包括了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对外贸易、国际收支情况、外汇储备、外债总量和结构、财政收支、政治因素，以及相关可能的金融体制改革等所造成的财政负担等等。但在具体的过程中，三大评级机构都极具操作空间。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评级机构可以根据发行人的需要及时间安排，灵活地进行相应调整，以“配合”更紧凑的融资时间表及其他要求。这意味着，被评级的对象可以在其想要的时间内得到想要的评级，从而更好地融资。这样的情况下，由于评级机构并未揭示其真正的风险，往往最终的受害者就是投资者。
并且，作为得到国际公认的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尔和惠誉业经常会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不同国家的信用等级。比如，对于中国，标普尔给出的主权信用评级曾经10年不变地停留在“适宜投资”的最低限，而针对已经倒下一些的华尔街投行到是一直保持高级别信用等级。这种现象来源于评级机构自身的利益立场，与评级机构和被评级对象之间的利益关联有着直接的关系。评级机构对有益者对象的评级偏高，而对警惕者对象的评级偏低。而近几年来评级机构所做出的一些评级，特别是主权信用评级，让某一些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希腊、葡萄牙等国政府均纷纷表示，评级机构对其主权信用评级做出了不负责任的判断，误导了投资者，从而进一步严重影响了本国经济。 （二）评级机构对国家主权评级存在差异
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是指评级机构依照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对主权机构（通常是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同时用一定的符号来表示评级结果。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实质就是对中央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一种判断。
就目前的一些主权评级事实表明，三大评级机构对国家主权评级与实际情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大的表现在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主权评级落后于中国实际情况，中国各项评级指标总体上优于主权评级较高的国家。单就评级指标而言，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外债水平在安全线以内，偿债率、债务率、负债率等指标都优于加拿大、韩国等多数国家。但标普对韩国、加拿大的主权评级分别为A-级和AAA级，而中国10年来基本维持不变的BBB级别。 公平与歧视差别由此产生。
（三）评级程序存在欠妥的地方
从评级程序上看，银行信用评级的过程与对其他发债人的信用评级过程基本相同。对一个发债人的完整的评级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最初评级（一般由发债方确定时间）和评级审议及变更（通常由评级机构主动发起）。最初评级一般会先由评级公司职员与申请评级公司的管理层和政府官员举行会谈，由评级公司收集进行信用评级所需的公共和独有信息，并了解公司的经营战略及当局的政策。分析员依据这些信息为评级委员会准备一份报告，由评级委员会来确定评级。在初步评级后，会进行第二阶段评级审议及变更，这时评级机构需要继续并持续对发债方的经济和财务状况进行观察。当评级公司的分析员认为发债人的经济状况有了重大改变，或由于事态发展要求不得不变更评级时才对外宣布开始对某个发债人的信用评级进行审议。此后，评级机构通常接最初评级的程序对被审议的发债人进行审议，并根据审议结果决定是否调整发债人的信用等级。一般被审议发债人的信用等级多会被调整。
从一般的评级程序上来看，评级的过程比较反复，会根据评级对象的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进行调整。也就是说，评级机构在公开做出评级结论之前，肯定会与评级对象进行沟通。当然，通常情况下，评级对象肯定会愿意与评级机构接触，并愿意支付费用以求得好的评级结果。而标普在公布受评的中国商业银行的信息之前并没有依照行业惯例，与受评的银行进行沟通。对于公开信息评级，美国另两家评级机构——达夫与菲尔普斯不发表未经发行者要求的评级结果。这也是各家评级机构处理问题的不同之处。
三、中国评级现状堪危
目前就我国来说，虽然信用评级是事关金融产品定价的高端产品，但多数人不了解信用评级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性。这种状况使得信用评级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没有得到各方面足够的认识。迄今，评级机构归口多头，有关部门仅依据其业务需要选择用谁的评级结果，是选中资还是外资也无法规和政策依据。
正是因为我国信用评价管理方面的薄弱，穆迪、标普、惠誉这三大国际巨头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进入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 2006年，穆迪收购中诚信信用评级公司49%股权并接管了经营权，同时约定7年后持股51%，实现绝对控股。同年，美国控制的新华财经公司收购上海远东信用评级公司62%的股权。2007年，惠誉收购了联合资信信用评级公司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标普也与上海新世纪信用评级公司开始战略合作，商谈合资事宜。三大评级公司还都曾与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洽谈合资，提出对大公控股或控制经营权，但遭到拒绝。至此，我国5家全国性的信用评级机构除大公仍坚持本国品牌国际化发展外，其余已经或正在被美国控制。
在被美国收购的评级机构中，中诚信、联合在全国各省均设有分公司，他们可以从事国内的所有评级业务。由外资参股的评级机构已逐步占据了中国债券评级业务的大半壁江山，中国评级的话语权危在旦夕。
四、中国银行业评级应加快改革步伐
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以及在中国评级市场上的渗透，不能不使我们提高警惕，从而让我们引起重视。但是，从中国的企业自身发展到海外融资脱离不开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如何减轻国际评级的负面影响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问题，这需要中国政府、金融界以及本土资信评估机构的共同努力。
中国构建评级体系原则之一，就是解放思想，破除对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的迷信，把社会信用风险管理纳入国家管理职能，走出一条国家统筹管理、市场专业化运作的中国信用评级体系发展之路。
首先，要重视本土评级机构在中国信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通过一系列扶持政策促进本土自主品牌评级机构强大，从而让本土的自主品牌能在行业结构中处于支柱和骨干的地位。同时，要坚持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在我国以20年发展起来的民族评级机构为主体，构建非国有控股、多元资本结构、市场化的本土评级机构。
其次，我国需要形成超越部门利益的统一信用评级监管体系。要完成对中国信用评级界的改革，必须要形成统一的评级监管体系，完成以本土自主品牌评级机构为市场主导的“两个层级”行业架构的构建与运营，同时扶持一家有能力进军国际评级市场的本土非国有控股自主品牌评级机构；完成信用研究会、专家团队、科研团队三个不同研究方向和层次的中国信用科研体系建设；全面整合使用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等社会信用信息资源，建立中国信用风险和全球信用风险数据库，形成信用数据支持体系等。
再次，要建立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体系，必须打破目前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对资本市场话语权的垄断与控制，中国信用评级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中国信用评级是由小做大，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三大评级机构不能完全排斥，外国的东西可以拿来积极使用。
最后，要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或政策来规范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比如，外资机构可以参与不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业务，但绝不能允许其主导我国评级市场，明确限制外资评级机构不得涉及国家安全的经济领域，如大型国有企业与主要金融机构，以及国防工业等。同时，信用评级市场的对外开放必须坚持对等原则，以捍卫我国的金融主权和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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