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香港被英国人占去以后,这个脱胎于珠三角的岛屿从此便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路。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两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然而,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政治铁幕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值得注意的是,偷渡甚至一度成为珠三角一带人们释放政治高压,获取物质需要的重要途径。
二十九年“偷渡潮”
由于地缘和文化上的亲密关系,粤港之间本不存在偷渡问题。在没有设立身份证制度之前,两地人民的进出往来,基本上不受限制,边境界限也十分模糊,内地人到香港工作经商,或者香港居民逢年过节返乡省亲,都是很平常的事。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两年,香港的大门也没有对广东设限,内地人照例去香港谋生,汇钱回家供养家庭,海外之人也取道香港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香港加入西方国家的贸易禁运,粤港交通被人为地封闭,大陆居民往来香港开始受到严格的出入境申请限制。至此,大陆非法移民问题得以在香港产生。同样,广东也出现了“逃港”――这一特殊的社会治安问题。
在1951年到1980年的29年中,大量的大陆非法移民和政治难民以偷渡的形式从广东进入香港,这个数字有多大?尚没有准确的统计,仅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这个数字明显是偏低的,因为,对视偷渡为常事的边界居民来说,很多日常性的“逃港”,根本是无法统计进去的。总而言之,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偷渡成了广东民间的一种风气。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人,各色的群众以不同的方式向粤港边境靠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着香港奔去。曾有老人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的“逃港”中用得上。不少人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29年的偷渡风潮中,前后掀起两个高潮:其一是1962年,1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试图偷渡者汇集到深圳,分水陆两路涌入香港,最终有近6万人偷渡成功;其二是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年至1980年,前后四年,约有30-40万人非法从珠三角各地奔香港而去。
“五月大逃亡”
1962年的“逃港”高潮,主要发生在那年的5月份以后,因此,当时的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冠之。据记载,单是在5月16日那天,便有5000多人,由新界边界地区剪破铁丝网涌入香港。
进入60年代以后,“大跃进”的恶果全面迸发。当时,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然而,国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偷渡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港英政府从1961年3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给予那些可以成功抵达市区而又有亲戚朋友接济,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士签发香港身份证。这样的做法,是港英政府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所提出来的,但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新政策的实施,成为非法入境者的“大赦令”,以至于粤港边境谣言四起,说什么“英国女皇诞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群众认为,只有“逃港”才是唯一的生机。
1962年初,农历新年刚过,成群的大陆非法入境者开始大批大批越过陆路边境,进入香港,每天人数都在数百人上下。当时,在宝安县由东至西长达150公里的公路上,外流群众一波接一波,如同浩浩荡荡的“南下大军”一般,奔向边境线。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们,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惠阳、东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从外省闻风跟来的,籍贯遍及12个省区。宝安与新界交界的梧桐山,是“逃港”的必经之路,因此在那段时间里,这里差不多每天都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偷渡者。同时,公安边防也在这里重兵布防。面对封锁,这些偷渡者自发组织起来,常常是青壮年手执木棍在前面,妇女和老人在后面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以示威的姿态强行冲关。
除了陆路,还有不少人选择海路。偷渡的地点一般是距离香港4公里的蛇口,这里的海边有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边防人员换岗的间隙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两国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黑夜之中,他们以气垫作船,球拍为浆,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孑然一身,就投入了惊涛骇浪的深圳湾。十多年间,不知有多少前仆后继的偷渡者被海浪所吞没,以至于后来在蛇口搞开发时,挖掘机掘开土地,人们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
此次的“逃港”风潮越闹越大,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港英当局的高度关注。5月22日,周恩来总理专门就“逃港”一事作出重要批示。高层震惊,广东省委赶紧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到宝安,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而与此同时,由于香港的大街小巷“偷渡客”陡然增加,给当地治安带来诸多问题,使得港英当局也不得不严阵以待。警方出动大量警力,24小时巡逻,刻意加强了对无证人员的盘查,并将大量偷渡者遣返。一时间,被抓的偷渡者们“男人光着上身,满身污秽;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到7月初,双方总共遣返了偷渡或试图偷渡者近5万多人,大规模的“逃港”活动也暂时被压制下去了。
“逃港”催生经济特区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人民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在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再一次来临。从1976年开始,“逃港”的恶性事件和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比如,在1978年,共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到1979年上半年,仅1至5月间,同样的数字便达到11.9万多人(次)和2.9万多人。
较之以前,这几年的“逃港”事件来得更广泛,来得更嚣张,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逃港”群体越来越广泛,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个队伍。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成为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由于“逃港”人员动辄数十人上百人一伙,因此,在偷渡遭遇阻碍或是无望之时,急红了眼的偷渡者,往往便会强行组织闯关,有的还掠夺边防人员枪支,攻击任何阻止他们偷渡的人。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当时的广东省主要领导向他汇报情况,“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提了出来。越演越烈的“逃港”事件,以深圳目前的边防能力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看来,这位后来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早已敏锐地认识到,“逃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群众觉悟不高,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的诱惑,而在于“左倾”错误路线所导致的国民经济凋敝,以及由这种凋敝所带来的艰难民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差距如此之大,人心能不向外吗?广东的“逃港”事件,加速了经济特区建设的步伐。不久之后,经济特区在“逃港”最猖獗的深圳最先建立,由此揭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与此同时,由于香港的工业化高潮接近尾声,劳动力需求开始回落,加上大量的人口进来以后,产生诸多新问题,无论是住房、教育、医疗,都已承受不下这些源源不断的非法移民了。因此,港英政府不得不开始积极筹划全面阻止和堵截非法入境者的方法了。
1980年10月3日,港督麦理浩与访港的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交换了相关意见。10月19日,麦理浩回访广东省,与广东省主要领导再就此问题深入探讨,并达成协议。10月23日,香港立法院通过《1980年人民入境(修订)(第2号)条例》,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新政策规定:从1980年10月23日起,所有由中国内地抵达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将被遣返中国;市民必须在本港任何地方携带身份证备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业,否则雇主将被严惩。1979年5月6日,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还出动了直升飞机7架,军舰2艘,军警4000人,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
内地和香港两地双管齐下,最终将为时近30年的“逃港潮”打压下去。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20多年,大陆经济突飞猛进,粤港偷渡现象虽然还存在,但是,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上来看,都已大大减少。
香港经济腾飞的“助力器”
“文革”期间大陆人偷渡香港,无非出于两种目的:寻求“政治避难”或向往彼岸的资产阶级生活。前者主要以“阶级异己分子”或者政治上受迫害的人士为主,后者则主要是珠三角一带的城乡居民。
在这几十年中,究竟有多少人由于政治原因偷渡到香港?内地和香港两地政府一直讳莫如深,权威数据始终没有公布。但是,就前港英政府政治部的相关人士回忆,过去港英政府政治部所处理的很多情报,绝大部分来自偷渡客之口,因此这个数据肯定不在少数。除此以外,一些被“造反派”迫害的知名文化人士也是以偷渡的方式“逃出生天”的。例如,1967年1月,当时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就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舍弃北京的优越生活,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布满标语和口号的小艇偷渡到达香港的。又如,陈独秀的女儿,著名医生陈子美,在十年浩劫中被打成“牛鬼蛇神”,天天被批斗,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竟不顾60岁的高龄,一个人逃到深圳大鹏湾,请人将自己捆绑在一个锈迹斑斑的汽油桶上,冒着生命危险,在海上漂流了十个多小时,偷渡到香港。
值得一提的是,“逃港潮”所产生的效应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对于香港而言,它甚至是不可或缺的。30年间,数十万的大陆非法移民进入香港以后,成为一支重要的“廉价劳力军”,及时缓解了香港在经济腾飞时期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本土工业崭露头角,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以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大批的大陆非法移民来得正当其时。在60年代初,只要有机器和订单,工厂就会24小时不停生产,工人三班倒,每班8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而工人拿的,则只有仅足糊口的工资。任何一家工厂,如果不用非法移民,立马就会遇到两个难题:要么就是人手不够,要么就是成本太高,无法维系生产。不少偷渡者在香港立足之后,从社会最底层做起,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主流社会,而且成就了很多“财富神话”。有人曾统计,在排名前100的香港富豪中,有多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大陆移民过去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非法移民。曾宪梓、黎智英等人的财富之路,就是从那个时代到香港开始的。
(选自《检察风云》200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