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加林和李娅梅这两个人物形象分别出自路遥的《人生》和阎连科的《最后一名女知青》，他们都以土地为起点，试图逃离土地奔向城市，经过不断地抗争和挫折，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土地，他们的命运呈圆形轨迹，对于他们命运的书写寄托了作家对于逃离土地的人们该何去何从的困惑与思索。
关键词：抗争者；圆形命运；人生；最后一名女知青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2
一、作家浓厚的家园意识
（一）生于斯 长于斯
路遥1949年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家乡那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不仅是他的故土也是他的根，儿时因为家境贫寒的他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他不但没有父母的疼爱，而且饥饿和贫困时常伴随着他，儿时的苦难记忆愈加让路遥形成面对苦难的顽强的反抗意识，虽然他后来有短暂的县城生活，他内心里渴望能够通过从政、权利来摆脱自己的贫困状态，包括进城后的一系列经历，这同时也造成了路遥极大的城乡文化心理落差，在这种交织落差的矛盾心理中，路遥始终存有这片广袤的黄土给予他的坚韧、抗争、不屈的文化精神。生于斯、长于斯的路遥不曾忘记自己的故土，他日后的创作题材也主要集中在农村阵地。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的一个农民家庭，贫穷和饥饿占据了他童年的记忆，“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一直拉着母亲的手，拉着母亲的衣襟叫饿啊！饿啊！总是向母亲要吃的东西。”少年时代的他正值“文化大革命”，“记忆的童年不是革命，不是田园牧歌，不是安徒生的童话，不是唱着‘小呀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的歌谣走在田野的稻梗上，而是生存与饥饿，土地与现实的困窘”。那时候“生存就是一切。因为生存，导致我对权利的崇拜，对城市的崇拜，对健康的崇拜，对生命的崇拜。可以说，生存，在我的记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曾当了28年兵的阎连科，在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利的机制里，他逐渐对权利产生了厌恶感，在三十岁的时候，放弃了做官的念头，他的感情之线依旧是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那些童年的记忆是他文学创作的不竭素材和丰富宝库，因而他对土地、权利的理解和感情是及其复杂的。
路遥与土地有着无法斩断的情思，“故乡的一切和作家的心灵凝结成了血肉般难以分割的整体，又在稳定的空间里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润，从而在心灵深处郁结为极其深厚的情感沉淀”。在作品中他对家乡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思考寄予了深刻的思考。作家守望着这片故土，同时也书写着这片故土。阎连科说“我也经常觉得这特别神秘，觉得我家乡那片土地养育了我，他把我培育成一个作家，它要求的回报就是要我去表达它，叙述它。当我写作懒惰的时候，只要一只脚踏进那块土地，那块土地就迅速地展现出许多急于要表达的东西在催促我的写作。”对于阎连科来说，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对这一片乡土的表达。
二、抗争者的圆形命运
（一）坎坷的自救之途∕困惑茫然
路遥的人生经历也投射在作品《人生》中，对于土地上的人们试图逃离土地进行的抗争命运赋予自己的理性思考。主人公高加林是个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与他的父辈不同，他不愿过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一心想要逃离土地，想要开辟一条自己的自救之路。他十几年的拼命读书，在区报上发表文章，为的就是摆脱土地、摆脱农民身份，但是命运给他开了一个玩笑，高考落第给他了当头一棒，之后他想要做个民办教师，可是他的职位却被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三星给顶替了，他被挤为一个农民，这无疑对高加林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梦想和愿望似乎全都破碎了，但这时刘立本的女儿刘巧珍给了高加林予以心灵和感情的慰藉，这些抚平了他内心的伤痛，可是他不曾忘记自己要离开这片土地，去往自己梦寐以求的省城。一次偶然的机会，凭借关系，使高加林再次踏入省城，繁华的都市生活让高加林那颗躁动的心不再安分，在人生十字路口处，面对城里人黄亚平的身份和工作，高加林放弃了巧珍对她的纯真的爱情，选择了黄亚平，试图彻底离开土地，能够留在省城。但上天没有再次眷顾他，黄亚平的男友张克南为了报复高加林，利用她的母亲揭发了他，从而使高加林再次回到了土地。他的自救的抗争之路失败了，带给他的只有困惑、茫然。
《最后一名女知青》中的李娅梅是一名未能返城的知青，她留在了贫穷落后的张家营子，李娅梅不得不继续留在张家营子，她陷入了和狐狸、张天元的爱情纠葛中，她回城的无望和对张天元的倾慕，使她决定嫁给张天元并永远留在张家营子，之后她们有了儿子强强，并把所有的经历投入到了小说《欢乐家园》的创作中，但是所有的希望都在打麦场的一场火中烧掉了，这不仅烧掉了他们一年的劳作，也烧掉了挂在那里的《欢乐家园》，这使娅梅倍受打击，她的心血全都付诸东流了，她和张天元离婚后离开张家营子，前往省城，试图在那里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她从开个小馄饨馆子开始做起，并结识了唐豹，但是唐豹却有着自己的打算，在李娅梅的生意逐渐壮大时他却离开了，并挖走了娅梅的得力店员，开起了自己的商城，娅梅如日中天的生意也遭受了挫折，至此，她才看清了唐豹的真面目。打拼到如今的成就，四十几岁的她在这都市中犹如一根稻草，没有情感的依托，繁华都市的物欲横流使娅梅早已封闭了自己的内心，她彻底陷入了无助和茫然：都市就真的好吗？她这个抗争者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她从命运场上败下阵来，“她首先想到的是张家营子，想到的是曾与她相依为命的天元和当初在老虎梁那些同乡土社会唇齿相依的人生岁月，还有她早夭的孩子及如母一样的婆婆。”接着命运又再次給娅梅一次打击，她产下了一名死婴，她最后的情感寄托坍塌了， 而天元此时正要和刘城的女人离开乡土，去往省城，李娅梅最后的精神家园彻底塴塌了。这个为了逃离土地不断进行命运抗争的人几经命运的打击和人生的坎坷，几次搏击之后，她已遍体鳞伤，在精神上一无所有。
（二）精神的皈依之所∕怀念回归
《人生》中的高加林在经过与黄亚平的感情后，随之而来的被揭发导致他又回到了土地，这些命运波折和他的抗争未果，使得他回归的这片土地，成为了他精神的皈依和生命体验后的出路。当他再次卷起铺盖回到那片土地时，他内心积淀的感情被触动了：“他抬头望着满川厚实的庄稼，望着浓绿笼罩的村庄，对这单纯而又丰富的故乡天地，心中涌起了一种深厚的感情，就像他离开它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现在才回来……”村民对他要回便回的行为没有指责，而是温情的安慰，尤其是德顺老汉的教导：“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咱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这番话使得“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的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至此，高加林的身心都回到了土地，他不再为都市的繁华和物质所诱，真正让他难以忘怀和牵挂的依旧是土地，在这里他能够放下一切，他不再困惑和茫然，他真正的出路正是脚下的这片土地。他的命运之途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这也正是具有浓厚家园意识的路遥的思索和困惑——土地才是根、才是命运之本。 李娅梅也是这样的知识青年，不甘心留在落后的张家营子，返城的一次次希望被击碎，直至回到城里的打拼和现实让她身心疲惫，城里让娅梅没有归属感，阎连科曾说：“虽然我在北京呆了很久了，像北京这样的地方我也逐渐熟悉了，但是在内心知道你自己完全不是这个城市的人，有一种特别想回家的感觉。”娅梅的最终归属也是作者经历和思考的反映，她最终回到了精神的皈依之处——乡土。当娅梅看清了这都市背后的物欲和人的虚伪时，她想到了一本试论都市的书籍：“书上说都市不过是一个操着卖笑生涯的妓女……只有乡村，远离都市的乡村才是纯洁的少女，永远保护着她珍贵的贞操。在那乡村里，一声鸟叫，一抹夕阳，一支雁队，一缕炊烟，一群牛羊，一句乡村人粗野原始的笑骂，无不显示着乡村贞操的圣洁。”此时的娅梅对乡村充满了深深的怀念，她期待着再次回到乡村，当她回到张家营子决心再也不走时，这里已经没有了昔日天元对她的淳朴真挚的爱情，天元却要和一个刘城女人离开这里，去往城市，面对着昔日丈夫的离开，娅梅“本欲再往前面送上一程，最少送到梁上的道路，其结果却是不由自主地朝后退了几步，瘦肩坚坚实实地倚凝在了将倒未到的那知青屋地土墙上。”娅梅最终的根还是牢固的扎在了这片土地上。经过了一个圆形的抗争轨迹，娅梅回到了起点——土地，开始了她新的生命旅程，只有这片热土才能让她远离都市喧哗，保持内心的平静，这里才是她精神的皈依之所。作为一个命运抗争者，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属——土地。
三 小结
《人生》和《最后一名女知青》分别书写了路遥和阎连科在浓厚的家园意识制约之下所塑造的文学形象高加林、李娅梅，他们作为逃离土地的抗争者，在经历了抗争的圆形轨迹之后，最终又都回到了真正的精神皈依之所——土地，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寄托了作家的困惑和思考：真正的命运之路不是逃离，而是面对和回归。作家把乡村视为精神的皈依之所，以悲悯的情怀书写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关注着他们在命运中的沉浮和挣扎，思考着他们生命的归途。这对当今物欲横流、人性失衡的社会来说，无疑具有一种积极的意义。
当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乡村也不再是净土。这些人物回到乡村之后的命运又将如何？虽然作家在作品中给了读者一个温情的交待，但他们的命运还有待作家在今后的作品中继续思考和关注。
参考文献：
[1]阎连科，张学昕. 写作，是对土地和民间的信仰[J]. 西部华语文学.2007（ 4） .
[2]李建南《论路遥创作的乡土特色》，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2）.P22.
[3]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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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路遥.《人生》.《中篇小说集》（下）.《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1982）》，中国文联出版公司，P511、512.
[6]张英，伍静.阎连科拒绝“进城” [N]. 南方周末，2004.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