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居住地浙江之外，广西是我去过最多的一个省份。第一次�是在六七年前，对广西完全陌生，只知道桂林、阳朔。在南宁期间罗传洲先生提议去看看位于大新县的德天瀑布，并说找人开车陪同，这个人就是刘峰。可以说是通过罗认识了刘峰，当时他任广西一家专业报纸总编，虽是初见，却很是盛情。后来就一起去了德天瀑布。一路上相当愉快。刘峰替我拍摄的一幅图片，�用做了我的一本散文集的封面。如果没有刘峰的此番好意，也许我至今�未能见识这驰名世界的跨国大瀑布，且尤其因了那一趟来回近三百公里的游程，他显然成了我在广西相处时间最长的文友。
所谓相处时间最长，其实这六七年来我们总共也只见过两三面。德天瀑布之行是一整天，动态的，�有一次是静态的。那是好久以后我再去广西，住南宁民族大道的新华酒店，没有找什么人，却正巧他打我手机，知道了，就过来在大堂边的咖啡吧坐着喝茶，聊了半个下午。如果说�有一次的话，那就是离桂前他又过来送了送我。
和刘峰在一起的时候，他说话不多，话题也不怎么宽泛，时断时续，很沉郁的样子，这和我读他小说的感觉恰好相反。刘峰的小说语言锋利，表达的意愿强烈，虽然也不怎么宽泛，倒像是主旨更为集中之所需，不沉郁，却沉重，是那种让编辑在选稿和编稿中格外斟酌的作品。
刘峰写小说，但我们之间的小说往来却并不多。我只编发过他的一个中篇《大崩塌》，后来又读过两篇原稿，交换过一些意见。做编辑的容易站在自家刊物的角度说话，我有时也会这样，但刘峰通常是不迁就的。也许他觉得一切都已经在作品中充分表达了，无须再多加解释，因此在电话中我由着自己说，能感觉出他在仔细地听着，所得反馈却多半是不置可否。这样我倒也自在，像是在谈一篇具体的小说稿，又好像不是。
所以好多年了，手机里一直存着刘峰的号码，偶尔拨一个过去，也能说点与小说不相干的事，譬如问问广西的房价，南宁的怎么样，桂林的又怎么样，刘峰便也不嫌其烦地给我做参谋。购房不是件小事，尤其外地房，我也许�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但刘峰却像办自己的事一样认真。以至于我有时候突然会想，刘峰在写小说的时候是不是也太过于认真了，影响到了自由洒脱。
我这想法很可能不靠谱，不过读刘峰小说，其个性的专注与执拗在文字中是显而易见的。从我前些年编发的《大崩塌》，到新近《北京文学》所推荐的《自我非我》，写的都是煤矿故事，而且都与生命有关，与良知有关，更与社会责任有关。刘峰是矿工出身，做过矿务局的干部，煤矿工人报的社长、总编，不是说有过矿区工作经历，办过―份给煤矿工人看的报纸，就一定得写、能写，或写好煤矿故事，但刘峰却是一定要写、相信自己能写，而且可以写得好，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专注于此，执拗其间。
刘峰应该不是一个只喜欢听人说好话的作家，我的这个判断来自他对自己作品的清醒认识。《大崩塌》发表之后，我注意过社会反响，似乎动静不大，但在南宁新华酒店聊天的那个午后，我�是提到了我们省里一位也是写煤矿小说的作家对刘峰作品的评价，说写得好。《江南》也刊发过几则对《大崩塌》的评论，中心�是说刘峰为文的社会良知与社会责任。这是实话，刘峰却很快把话头扯开了，似乎不愿深入谈及。刘峰倒是不止一次地说他作品不多，影响也不大，作品多少与一个作家影响之大小没有直接关系，这个道理他肯定明白。之所以会这么说，想是另有其因。
这一点我是最近才感悟到的，此前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读到过刘峰的小说了，前阵子偶然在网上搜索到一篇《自我非我》，发表在《北京文学》的今年第四期上，看介绍时我吃了一惊，居然�是以矿难开篇，这么些年过去了，刘峰难道就没一点变化?小说的介绍文字是这样的：东山煤矿前任矿长梁光涛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和生产进度，没有听从郭诚成的劝告，结果发生瓦斯爆炸，32名矿工丧命，最终被判刑。在没有人愿意当矿长时，郭诚成挺身而出，接过了矿长的职务。他将怎样解决生产进度和安全生产的矛盾?怎样在法庭上面对梁光涛?梁光涛的妻子和孩子命运如何?――说实在的，这样的介绍太过局限，缺乏对小说本身具有哪些重要元素的信息传递。
然而读完这部小说后，我想说的竟不在作品本身了。刘峰这篇新作无疑是《北京文学》所重视的，不仅上了封面要目，�在其官方博客中作了推荐。不过在我看来，最值得注意的，�在于它列入了“精彩阅读”版的“好看小说”栏。我想刘峰本人对此也一定很欣慰，而我的感悟则得之于他的欣慰。这些年来，刘峰小说写作的变化不在数量，不求改弦易辙，只设法写得精彩，写得好看，写得能被刊物与读者认可的精彩和好看，这才是他一直想要的。
刘峰出道很早，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就出过一本由广西作家协会编的评论集《太阳石的光与热――论刘峰和他的文学创作》，其时刘峰已有包括小说、电影文学剧本和报告文学等各种体裁的作品60万字。也就是说，在我和刘峰相识的好多年前，他已经是广西的知名作家了，但当时他既没有对我谈他的作品，也没有送他的书给我，场面上没有，私下里也没有。刘峰的不事张扬，除去性格，是不是也�会有别的因素呢?
《太阳石的光与热》一书中有蒋登科和杨长勋就刘峰作品的通信，我不认识蒋、杨二人，但他们的信启发了我对刘峰的推想。杨说他在刘峰尚未出版《第三人间》和《脑瓜问题》时就说过刘是在“试挖一口井”，有了这两本书，他认为刘峰已从“试挖”进入“深挖”了。蒋则认为刘峰以后的作品“应该有一种用煤矿题材去覆盖人生与现实的其他题材的构想，―种辐射性的思维结构”。我估计蒋、杨二人的这两段话，对刘峰具有相当的激励性。
我的推想是，从评论集出版后到我认识刘峰前，他对自己的创作有过一个为时不算短的思考期，他固守着一些东西，譬如挖掘已久的那口“井”，也重新审视了一些东西，譬如他一向看做是最大财富的“原生活”，同时�调整了一些东西，譬如个体审美趋向与整体创作意识等。在我最近读了那本评论集后再回想当年所编发的那篇《大崩塌》，其时的刘峰显然已完成了这一过程。与之相辅相成的作品，我所读到的，除了上文提及的《自我非我》，�有2009年11期《北京文学》上的《双龟岛纪事》。
现在谈一个作家，常有“好玩”或者“不好玩”一说，我和刘峰有过一趟游山玩水，也有过一次喝茶闲聊，相处不多，但感觉轻松自在。我以为能让人轻松自在的人就是“好玩”的，所以刘峰是“好玩”的，尽管他很可能并不喜欢这样的评价。对刘峰的印象，一时能想起来的，也许就只有这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