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张宝全的自嘲，或者是自负——这个定义下有他对自己的清醒认识：世俗层面，他是个成功的商人；生命层面，他有着艺术家外衣下“谁都拿不走”的自我感知和真切快乐。思想与世俗，艺术家与商人，张宝全真能合二而一吗？
京城商业繁华的国贸和双井之间，向东，每次都要经历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弯。前半程还是都市快节奏的车水马龙、CBD的精英人群；转过来狭窄的路边遍布地方小吃，让人有探寻这个城市的“边边角角”的渴望。走到这条小街尽头，将会遭遇一组当代艺术雕塑，出自著名艺术家岳敏君之手。雕像的身后，坐落着一组建筑，这个似乎穿越到了工业革命时代的建筑，就是张宝全的“今日美术馆”。
这个美术馆有点儿像张宝全。在喧嚣的商业区建一个安静的美术馆，像张宝全一面做繁忙的企业家，一面追求艺术的高度。因为这个美术馆和周边的二十二院街，苹果社区的房价被迅速拉升，从这个角度看，张宝全仍是一个“处心积虑”的商人。
如果想真正认清这个身份重叠的张宝全，还要从他的“天命”开始。
企业家的“天命”
张宝全在某一个时刻丢失了自己。
这个时刻可能发生在年少做木匠时，他用了一年就做到了五级工班长；或者做战地记者时，扛着大录音机，在前线只身闯过生死的战壕；再后来，他的“金典集团”成功在1993年海南金融调控中突围；当然，这个时刻也可能发生在他带领研发中国第一款数字电影放映机，打开中国数字电影放映新纪元时；或许，是在他成功运作的“今日美术馆”、红树林度假世界、和筹备的中国第一，全世界第二个七星级酒店之间的某个时间。
被包裹在“本分木匠”、“无畏战士”和“成功企业家”的外衣之下，他像极了几年前自己创作的一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从沙漠里走出的小男孩，经历重重险阻，最后因为忠于内心的呼唤，在他的起点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从迷茫中回归，他给小说起名叫《天命》。
每个人生来就有自己的“天命”，在岁月的侵蚀下，“天命”面目全非。一些人找回了自我，一些人跟它渐行渐远。
或许，张宝全从未丢失过自我。即使是在商业最为繁忙的时刻，他每天例行早、晚课“速写”；创作剧本、小说；在他的柿子林会所“面朝黄土”地耕作；即使在高尔夫球场上，他也同样把打高尔夫看做参禅以自醒的“修行”。活在真切的快乐和感知中，张宝全始终在寻找最本真的自我——那就是他时而缺席，但从未走远的“天命”。
似乎，张宝全和他同时代的企业家们，都在努力证明着一个事实：
他们可以取得商业上的所谓的“成功”，但最重要的成就绝不在商业上。
“宝哥”的商业预言
夜幕在三亚的这个夜晚被聚光灯打热，盛装攒动的人群上空笼罩着推杯换盏的玻璃声。站在一袭洁白洋装的王秋杨身边，张宝全嫩绿的花衬衫反而成了这场“盛典”的焦点。如果是在酒店度假，他的这身装扮至少是个家境殷实的老板；可在三亚湾红树林群星云集的开业Party上，作为主角打扮得如此随性的，也肯定是艺术家的放浪形骸“大爆发”。
所有人叫他“宝哥”，这原来是夫人王秋杨的专利。
宝哥的三亚湾红树林酒店规模全中国最大，即便只开业四分之一，也能吸引到一线明星和艺术家来助阵。明星们为新开张的红树林创作了一幅“波洛克式”的抽象绘画作品，这仿佛昭示：一种“时代精神”通过艺术的形式，已经从美国转到了中国。而这个能够把艺术嫁接在度假地产上的老板，也不只是个艺术家。
作为时代的受益人，地产企业家首当其冲。或许十几年前，住宅地产起家的张宝全，和那些五大三粗的地产莽夫没有多大的差别。直到如今国家对地产的屡次调控，能够站在房地产市场一倒一大片的瓦砾边坐看风云的，也只剩下为数不多较早转型的度假地产商。他们中间，张宝全则是领军人物。
张宝全把城市形容成“欲望”，“所有的房子都是人造的，也都是为人造的。城市让人自我膨胀。”这种膨胀让他急于希望“脱离现实”，于是他重新拿起了画笔，弹起了吉他，也写起了剧本；他还在自己的柿子林会所种上的庄家，建造了小型电影院；甚至在办公室养了一窝“流浪鸟”，还坚持每周至少去打一场高尔夫。
不光是他，夫人王秋杨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脱离现实”，除了背包玩户外，王秋杨还以最大勇气征服了“7+2”（七大洲高峰加南北两极），在登山的女性华人里排名第一。
张宝全知道，在财富丰沛后急于“脱离现实”的不只是他和王秋杨，他预言这是中国大部分人脱离物质贫困阶段后的需求，而这个庞大的需求就是他下一步需要征战的“市场”。于是，他把触角伸入自己的专业——电影产业；自己的爱好——艺术产业；甚至让自己的生意——“金典集团”整体由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向度假地产转型。
在高尔夫球场上，十五码以上的推杆入洞，张宝全每场最少能推进两个。因此，他被朋友戏称为“推哥”。他说这和早年做木匠有关：吊线时，最需要沉稳。其实，他没说的是，除了沉稳，“划线”和“推杆”的下一步走向，需要敏锐和预见性，而这些，不论是作为艺术家还是成功商人，都需要具备的关键素质。
“分裂症患者”的幸运
影院放映厅里，观众的思绪还停留在甄子丹的打斗和片中的抗日情绪里，银幕上打了出品人张宝全的名字。《叶问》，这部当年张宝全投资了1100万的影片，最后票房收入1.5亿元，还摘得了第二十八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的桂冠。
《画皮》也在最初找到了张宝全，那时候张宝全把所有精力放在了电影渠道上，并没有接。但他的一个建议成了《画皮》取胜的关键，“不能拍成以往的‘鬼怪加武打’，要做就要做成‘魔幻加动作’。”张宝全的这个想法，在《画皮2》中被“贯彻”得更加淋漓尽致。
无论做投资，还是审核剧本，在中国的投资商中，找不到第二个张宝全。因为二十年前，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材生。张宝全觉得最难忘的日子，一是在前线，另一个就在电影学院。“它们看上去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它们都为你设定了一个特殊的环境，让你脱离现实。”
脱离了现实的张宝全也并非如梦如幻。电影学院花销大，经常举办影展，需要掏腰包。画画好的张宝全每次都画电影票入场。有一次下雨，后面一个同学雨伞上滴下来的水正好滴在了他的票上，被检票的工作人员一下子逮了个正着。那时他最发愁表演课，等到全班同学都表演完了，他不得不走上台，贴着墙围着舞台绕了一圈。老师说，你演的这是什么？张宝全回答：我演的是黄花鱼。全班笑成一团，老师告诉大家，这个表演有创意。
那个时候这位老师一定没有想到，二十几年后，这个小品只能演着黄花鱼的学生，带领团队研发出了中国第一款数字电影放映机，一年之内，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院线，让哪怕是一个最不起眼的三线城市，也可以跟北京同时上映一部好莱坞大片，挽回了中国电影院线长期流失的那近三分之一的观众。
二十年前，刚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宝全，拿出自己所有积蓄，满腔热血地拍完了第一部电影《四儿》，拍摄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走进机房准备剪片子。打开机器，他惊呆了，这些长期堆在地方电视台不用的老带子全部消磁了，所有的努力功亏一篑。
为了能筹到50万元继续拍电影，张宝全下海做了商人，用世俗的眼光看，他很成功。可张宝全认为，自己身体里藏着两个人，一个是用生命做艺术的艺术家，另一个，是经验老练的企业家。他常常说自己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以“精神病人思路广，弱智儿童欢乐多”，能用企业家的执行力最大化地实现艺术家的天马行空。这显然是一种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