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阿姆斯特朗本人来说，在退役并摆脱兴奋剂事件的纠缠后，他再也无需忍受那种一度成就了他的、需要控制的人生。 那个愿意承受最多痛苦的人放弃了 你可以像所有平常人那样，将兰斯·阿姆斯特朗先生形容为传奇人物、战胜癌症的励志榜样或是兴奋剂丑闻主角。但在关于他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和书籍背后，其实只有一个事实让人真正对这名自行车手印象深刻：他总是在最该放弃的时候坚持，又在最该坚持的时候放弃。
关于他被睾丸癌宣判死刑之后战胜命运、进而获得自行车史上最传奇的成功的故事已经快被讲烂了，但这仍然是他性格中倔犟强硬那一面的最佳示例。反面的例子同样著名：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23日，他宣布无法忍受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无休止的调查，放弃对USADA的指控进行抗诉。
也就是说，他决定以沉默的方式面对掷向他荣誉的长矛——许多人一直坚信他的荣誉是拜服用禁药所赐。他的拥趸包括国际自行车联盟，原本希望他能继续为清白辩护，而他这一决定让他丧失了之前获得的几乎所有重大奖项，也让怀疑者确信这只是一种委婉认罪的手段。
阿姆斯特朗大笑时常露出一嘴不整齐的牙齿，他对命运的态度几乎与他牙齿的排列一样随意。不止一个熟悉他的人用任性形容他。作为一名顶级自行车手，他的优势是精准地控制自己的体力和速度（他身上每一点肌肉、骨骼和脂肪都要被定期测量记录）。但这个优势丝毫没有体现在他的人生进程里。
拥有比常人大1/3的心脏、完美的大腿骨以及低到人类极限的乳酸生成量，美国得克萨斯州人阿姆斯特朗生而为一种需要可怕承受力的运动做准备。他在历时23天、路途3600公里的环法自行车比赛中拿过7次冠军，这既是这个赛事的纪录，也是让他成为世界最著名运动员的原因。
不过，让他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山路上所向披靡的并不只是完美身体，而是严苛到近乎病态的控制。他每周待在自行车上的时间被精确到秒，每次训练必须达到某个数量的心跳速度（如2002年4月30日，骑行两小时，每分钟心跳135下）。
早在1987年他16岁的时候（那年他第一次获得自行车比赛的冠军），他就已经参与到对运动员身体的研究项目中。在美国库珀研究院，他肺部的最大耗氧量被记录下来，并成为当时有据可查的历史最高值。从此，他的人生就离不开数据。
有时候，这个人需要用电子秤测量自己吃下的每一份食物，并且每天将自己肌肉、脂肪的检测结果上报给团队以供分析。通往他奇迹的秘密说出来琐碎无比，任何人都可以从他的个人网站上找到定期公布的静息心率、最高心率、乳酸值等。相比而言，一般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这些数据。
他是自行车运动这个需要绝对控制的领域最有控制力的人，善于忍耐与后发制人。一个例子是，每次比赛前，阿姆斯特朗都会在线路上勘察，并且计算在不同路段如何分配体能。根据这种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如此精准，他可以在大多数赛程中落后别人并夺得冠军，有一次，他以总成绩第一名骑完3000多公里。但累计下来，只比第二名快了几十秒。
队友和对手都为他“钢铁一样的坚强意志和非比寻常的耐心”感到惊讶，他自己则将这种感觉称为痛苦。对这种痛苦的肤浅理解显然来自他骑车时五官几乎拧成一团的面孔；而另一种外人无法直观了解的痛苦则是一个率性而为的人要过一种严苛控制的生活。
某种意义上，自行车手阿姆斯特朗的人生是在无趣乏味的测量中度过的。这个人的饮食由3个人专门负责配给，他在吃得很饱的情况下也得吃下两大盘意大利面，外加一根能量棒。但这并不是纵欲的享受，而是能量分配的手段，事实上，他从本质上理解大多数食物，称它们是“碳水化合物”。他有几年时间连一杯啤酒都不敢喝，据说直到2005年退役后才痛快地喝了一顿。
甚至，人们可以在某个办公室的抽屉里查阅到他某次排尿的成分。全世界最有名的自行车手也是有史以来接受药检次数最多的人。接近100瓶尿液样本被封存和仔细比对，以勘察蛛丝马迹；在法国比赛时，狗仔队跟踪他，检查他住过的房间；只要在比赛中以前三的成绩冲过终点，他就会受到药检。
即使没有比赛的时候，反兴奋剂机构的工作人员也会时不时地出现在他位于奥斯丁的家里，拿出瓶瓶罐罐索取尿液。
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美国反兴奋剂中心、美国食品和药品监察局、FBI、法国资深媒体《队报》都试图发现他使用禁药的证明，13年来他们从未成功，但秘密调查也仍然继续。“针对我的调查就好像是在搜寻女巫一般”，他曾这样抱怨道。
“好吧，我已经受够了，决定结束这一切没有意义的纠缠。”8月23日，他宣布停止抗争，后果是1998年8月1日后的所有比赛成绩被取消，并终身不得再参加自行车赛。
在退役7年后，他精心经营过的有控制的运动生涯彻底崩塌。考虑到他为此付出的努力，这个决定被很多人称为轻率是可以理解的。
除了繁琐的计算和测量，高强度的训练，他毕竟是在地狱门口转过一圈之后才拼命取得这些成绩的。当25岁那年被自行车手职业病睾丸癌袭击时，据医生宣称他甚至失去了活过一年的机会。
癌细胞占据了他的小腹、肺和大脑。药物和化疗损害了他的肌肉组织和肾，在接受人体所能接受的最频繁的化疗时，他皮肤上留下了穿透性的烧伤。就连刚刚签约的法国自行车队也准备放弃他了，但他最终反抗命运的安排，重新骑到了自行车上。
“我可不想死。”他对自己的主治医生尼克尔斯说。当时，他刚刚成为环法历史上最年轻的赛段冠军，获得了超过百万美元的年薪，安了新家，还买了一辆保时捷。他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与他后来所轻易放弃的事情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两种特质始终并存于他的性格里。
患上癌症的阿姆斯特朗还远没有成为后来的控制大师。他与生俱来的气质是率性和鲁莽。这一点儿他年轻时的教练查理斯·卡麦尔非常清楚。卡麦尔第一次给他打电话，就对这个优秀但不专业的运动员自以为是的态度印象深刻。那时候，两人总是花很多时间争吵——让阿姆斯特朗按照指示做事很困难，他偶尔能坚持几个月，然后就开始自行其是。卡麦尔要求他掌控节奏，等到比赛接近尾声时再拉开距离，但他总是到最后把力气耗尽。他还不喜欢计划，经常在重大比赛开始前才打电话来：天哪，我必须开始训练，你们最好给我安排一些计划。 即便是在他治愈癌症决定重返赛场的过程中，他身上也表现出了那种伴随他一生的对命运的草率态度。起初，他垂头丧气。后来，他自己决定再努力一次，但仍然充满恐惧。尽管他到了欧洲训练，还在西班牙的一次著名比赛中获得了第四的名次（这比他患上癌症之前的成绩都要好了），结果他告诉卡麦尔：我要退出。
“我的整个教练团队全都抓狂了。”卡麦尔回忆说。这只是阿姆斯特朗轻率举动的一个小例子。平心而论，阿姆斯特朗并不适合过一种过于精准的人生。1971年出生于毫无生气的小城市普莱诺，他向来以不听取别人建议著称（而后来他是靠着一个强大的专家团队才获得成功），过着一种充满冒险的生活，“总想突破极限”。他第一次学习骑自行车，想的也是逃离那个麻烦而不幸的生活。
这理想部分成功了，他的收入超过了1亿美元，有5个孩子和甜蜜的家庭生活。他的成功得益于他的改变，在后来的比赛中，阿姆斯特朗将自己变成了一个连每天什么时候睡觉都严格遵守规则的人，但这次对兴奋剂事件的回应，足以证明他仍然是那个任性的人。他在出席某次活动时穿着牛仔裤、趿着拖鞋的样子同样泄露了这一秘密。
在赛场之外，阿姆斯特朗一直未曾离开那不受控制的生活。他曾在谈论自己的生父时，将他称作“DNA捐献者”，“关于我的童年，你需要了解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从未拥有过一个真正的父亲”。同样，他曾用极其热烈美好的句子形容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将她称为精神源泉。但在那之后不久他们就离婚了。
在USADA提出对阿姆斯特朗的控告之后，曾将其视为“英雄中的英雄”的《福布斯》专栏作家Rich Karlgaard通过专业数据论证阿姆斯特朗服药的可能性——在数学意义上，他违规的概率是高得惊人的——清白的骑手不可能击败拥有5%的内在爬坡优势的服药骑手（权威性网站“体育科学”的数据显示，与1996～2006年环法顶级骑手相比，2010年环法自行车赛顶级骑手的爬坡成绩表现出了稳定而奇特的5%的落后差距），谁能解释为什么兰斯·阿姆斯特朗能击败服用禁药的意大利的马克·潘塔尼、德国的简·乌尔里奇等车手而获得环法七连冠？这怎么可能？兰斯很可能认为自己唯有服药才能与其他服药骑手对抗。正因如此，兰斯高薪聘请的顾问才会是那位血液学家、促红细胞生成素的捍卫者迈克尔·法拉利。
由是，Rich Karlgaard得出结论，“在一个彼此都服药的（多少有些）公平的环法自行车赛场上，兰斯证明了自己是最棒的。”
过去这些年里，怀有阴谋论的人一直试图从他的生活中找到禁药存在的证据，但始终失败。1996～2006年的环法冠军全都要么亲口承认服药、要么于赛后被检测出使用违禁药物，只有一个著名的例外，那就是兰斯·阿姆斯特朗。
最终，他自己亲手达成了这个目的。将阿姆斯特朗视作一个传奇运动员还是兴奋剂使用者，取决于你如何看待正义。但这是留给阿姆斯特朗之外的人考虑的。对他本人来说，在退役并摆脱兴奋剂事件的纠缠后，他再也无需忍受那种一度成就了他的、需要控制的人生。
（王严彬荐自《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