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历史，与恶劣的人性 需要凝视的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一九四二》，还有作为历史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上的“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年，在国内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虽不是正面战争发生的时节，但却是华北日占区百姓被蹂躏最惨重的时期。正面战场虽然少见大举动，但日军对华北地带的扫荡却是最疯狂的，大批死伤的中国百姓，用血流成河来形容是最恰当的。如果将眼光放至全世界，一九四二年也常被称作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一年，此年同盟国开始对轴心国展开反守为攻。二战三次重要转折点中两次最重要、最有意义的，都发生在一九四二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时的德军从此转攻为守，中途岛海战使得日军从此转攻为守，世界格局即将发生新的裂变。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尽管我们看不到更多的关于宏大历史的叙述，但透过蒋介石被阻止去参加四国会议等片段，也能看出来举国上下当时的动荡，以及处于世界新格局的不安中。
而大的环境动荡，不但带动国内小环境的颠沛，同时也在一点点荼毒这里的百姓。日军飞机扫荡平民，国民党军队抢夺百姓粮食，百姓之间自己的恶斗和争抢，在一九四二夏季发生了罕见干旱之后的日子里，显得格外逼真，人性上的坏与恶，正在因为大环境的催化和培养，一点点流露，直至光天化日暴露无遗。电影《一九四二》对此不遗余力地展示，同时也意在再次戳穿民族的劣根性。
电影《一九四二》试图通过四条线索来展示这个过于繁杂和斑驳的年月。范家少东家在接连触碰到被抢、烧宅、丧子、逃难、炮轰、丢粮、丧妻、弃女、死孙之后，不但从地主沦为灾民，身边亲人也都相继离去，有死在莽撞村民手中的，也有被饥饿折磨致死的，还有不得不离他而去自寻活路的。少东家最后只能从路边捡到一个死去双亲的女孩，就此老少搀扶着继续走在回乡的路上。这条线索是故事的主要脉络，意在展示旱灾给苍生带来的疼痛，吃树皮甚至吃人肉，以及发生的一系列偷盗贩卖行为，都成了宏大历史下的卑微细节。
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线索是国民党最高领导蒋介石和河南省主席的会面，以及未能展开的国际动态和当时的官僚腐败。蒋介石慨叹，最喜欢的日子还是北伐之时，不用顾全大局，还有民众的万般支持，而此时自己要顾及的难民、国际形象、战区等等环节，它们之间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孰轻孰重，这自然又是一道历史出给政治家的难题。
《时代周刊》白修德作为一条线索，显得过于敷衍，但他代表的国外媒体观察视角也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他流露出来的不解，跟今日年轻观众在电影院里看《一九四二》的不解颇有相似之处，比如悲惨的局面最高领导了解吗？为什么国家对灾情不作为？而作为战地记者，白修德用与生俱来的普世价值承担了采访和洞察真相的历史人物，以此换回来了自己的普利策新闻奖。虽然对于历史格局，他不是改变局点的那个环节，但作为人类善意的价值观，他也有着自己存在的理由。
受到质疑的线索是张涵予扮演的传教士，他一路与灾民相伴，到最后虔诚受到质疑，他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影片在这里不但显得生硬，还刻意耍滑头般地嘲弄了宗教给予人类的力量。如此唐突地直指上帝对民众灾难的不作为，简直令异教徒都快看不下去了。
关于历史太多细节无法、也根本不可能在一部电影中全部展开，在这短短的一年里所发生的值得记载和改变历史的瞬间就已无数。还有只在电影背景里一笔带过的中国远征军参加的抗日战争滇缅路战役，其惨痛和悲壮也值几部电影来叙述。但电影作为艺术作品却可以承担起了解历史，进而唤醒人温故历史的义务，《一九四二》不是历史教材，却直接而悲观地亮出了这个复杂的历史图标。
作为历史题材的电影，《一九四二》甚至无意去呈现上面提过的那些过于宏大的历史，而所谓转折点也非这部电影要给予观众的，它将摄影机对准了民族人性的深处，甚至不惜放大，将其恶劣的极致逼真再现，这种民族的劣根也成了现代人最深恶痛疾的败坏疮口，它的危害之处在于我们不乏警觉者和揭发者，但却都对它陷入绝望，人性中的贪婪、自私、冷漠、恶意、攻击性等等，某种意义上是不可“治愈”的，它们伴随人类历史同生同息。
抢地主
电影 张国立饰演的东家，被暴动的灾民掠夺，产业被毁、长子被杀，被迫走上举家逃亡的逆旅。
历史 又称“吃大户”、“抢大户”，在旧社会时（从东汉到民国不绝如缕），地主富豪兼并过多土地，生活生产资料往往盈余。遇着荒年，各种名目的土匪、流寇、饥民，都可能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或暴力胁迫的手段，到地主富豪家吃饭或夺取粮食，一般认为是农民一种自发的生存方式，而大户人家要么听之任之，则很可能破家，比如《一九四二》。要么主动准备好，比如赈灾、开粥棚，或许能渡过难关，比如《白鹿原》。
点评 开篇便是强烈的戏剧冲突，只可惜来得太快，交代得太敷衍，尚未入戏便已经走过了场，缺乏认同感。
吃的问题
电影 逃荒伊始，地主食物比较富足，有小米粥喝，而佃户瞎鹿则已经开始把柴禾砍碎了磨成粉当做主食。在艰难的时候，地主女儿的猫也被分食。
历史 高建国在《自然灾害基本参数研究》中整理了历史上饥民的代食品资料，共计82种，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野枣、野生绿豆、黄花等可入口食物，大部分都是平时难以下咽的，如木头，草根树皮，甚至还有燕粪马矢牛粪。另一种是大众比较熟悉的“观音土”，在咸丰6年（1856年） 7月，因为镇江大旱出现了，但实际上观音土是土石类物质，过量食用会死亡。此外，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石印本《汜灾简报》也记载了1942年河南汜水灾民吃的食物，包括棉花叶、棉籽、谷杆尖、麦秆尖、皮绳皮块等。
点评 关于吃的窘迫，电影有多处特写且层层递进，但其中杀猫片段用镜头特写了剥皮后的猫的惨状，这样不留白做法惊心动魄却让人生理不适。
逃荒物品
电影 地主一家躲灾时家当齐全，除了锅碗瓢盆、棉被粮食，还有马车坐，地主还将银元褡裢缝制在身上，而佃户瞎鹿一家老小则坐着两轮轱辘车上路。
历史 在中国灾民逃荒路上，有几样必备工具，一是两头挑箩筐的扁担，一是木制轱辘车。据说赵匡胤和赵匡义的母亲杜太后为避兵祸，就是用扁担挑着两人上路。而《大公报》记录1928年秋天的逃难实况，便有说难民们用牛车搬运家当，将炕席蒙在车顶做车棚以避风雨，所有家具难全携带，就只带着匙箸盆碗等饭具，男人肩挑子女，妻子跟于后者。 点评 即便很短，但表现得很细致，基本还原了历史。
征军粮
电影 国军第一战区蒋鼎文部，在大灾之年，按照既定计划向河南省征收军粮，省主席李培基求情，蒋鼎文不减分毫，并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的。军人饿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历史 抗日战争期间，不仅国民革命军需要就地征收军粮，所有成建制的武装力量，包括并不限于共产党游击队以及南京汪精卫伪政权皇协军、日军都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在占领区、沦陷区征收军粮。长江中下游传统粮仓苏浙皖地区，甚至因为日军征收过度（部分为压价强制收买），民间需要从海外进口粮食，可见日军、皇协军横征暴敛之严重。
点评 从刘震云原著到冯小刚电影，对于征军粮的描写，似乎不够全面，可能导致部分读者和观众对于国民政府产生不很客观的评价。至于日军最后发放军粮给难民，很明显本身就是中国粮食。
基督教
电影 张涵予扮演的安西满是村里的基督教神父，在饥荒发生后，他立刻察觉可以利用这次饥荒传教，但无法掌控的残酷现实将他的投机和信仰统统压垮，最终在梅甘神父面前吐露他对信仰的困惑。
历史 基督教在中国乡间的传播基本与电影吻合，1922年，意大利人刚恒毅被罗马教宗任命为宗座首任驻华代表，随即在中国基督教界开展了所谓“本色化”运动，从礼仪、节日上肯定了中国教民祭拜祖先的传统，“只要外在形式不利于中国传教，都可以变通。”在他的带领下，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乡间迅速发展，电影中安西满为村民出殡时，按照中国传统穿素戴孝，又照西方仪式祷告读经，其实有迹可寻，刚恒毅自己就说佛教礼仪也可以借鉴：“大慈大悲菩萨救我脱免尘世劫数……假若以基督之名代替，我们也可以颂念。”至于影片中出现的梅甘神父，其实也可找到对应人物，当时洛阳天主教会主教就叫做梅根，但剧中的梅甘神父更像当时大量在华传教士的集体缩影。
点评 张涵予在影片中不是主线，但他不多的出场营造出巨大的黑色幽默，并提出了生存权与信仰之间孰轻孰重的追问。
临时法庭
电影 《1942》对于临时法庭的描写短暂而脆弱，只是通过临时法庭中的几个所谓审判者的台词，来交代临时法庭的概念。不过临时法庭的审判者的命运却贯穿到片尾，从审判者、维护持者，变为日军的走狗。
历史 在历史资料上并没有明确记载或是确定“临时法庭”的概念，在法律的概念中，临时法庭在近代的官方审判中也不存在 ，但在民间，临时法庭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具有一定决策权的权利组织，即使是个例，也有存在的理由。尤其是在民国时期的大逃荒时期中，灾民出于动乱饥饿之中，在生命面前终究人人平等，但人类的秩序已经习惯了有领导者和制约者，临时法庭正是因此而出现。
点评 轰轰烈烈而来，却半途消失，导演的取舍显然有问题。
白修德
电影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深入灾区报道，又经过努力把河南的灾情亲自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担心造成国际上的恶劣舆论，决心赈灾。
历史 与影片不同的是，白修德并不是在1942，而是在1943年初才进入河南采访，而蒋介石政府在1942年秋冬已经开始了效率极其低下的赈灾。此外，也很难说白修德的报道给蒋介石多大赈灾决心，因为宋美龄看到报道后的第一反应是要《时代周刊》解雇白修德，而白修德对国民政府高层的态度也没有影片中那样彬彬有礼，他回重庆后同何应钦激烈争吵，但他自己也说，即使见到了中国最高领袖，也“只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把人枪毙”。另外，白修德哈佛毕业，是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的得意弟子，而他事业的高峰是在肯尼迪遇刺后，第一时间专访了肯尼迪遗孀杰奎琳。
点评 布罗迪这次的表演非常打酱油，似乎把苦逼的钢琴师带了进来。
狗吃人
电影 逃荒途中，有些人无力掩埋，导致大量尸体曝尸荒野，被同样饥饿的野狗分食。
历史 中国历史上每逢灾年，史书都会出现类似的词语：“是岁大饥，赤地千里，饿殍遍野。”1942年也不例外，白修德拍到的狗吃人的照片，也被蒋介石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所记录。时任河南省建设厅长张仲鲁回忆，他在下乡巡查时有人检举邻居家发现了小孩骸骨，另有许多人易子而食，或者有父母实在不能忍受吃人，只好把孩子活埋。而白修德除拍到狗吃人的照片，也探访了弥漫着无法忍受的臭味的孤儿院，4个婴儿挤在一张床上，身上堆满粪便和呕吐物，大人或死或将他们遗弃，道德、亲情不复存在。
点评 狗吃人的背后是社会崩溃，但影片表现非常隐忍。
溃兵抢劫
电影 《一九四二》和《白鹿原》中都描写了溃兵对于乡村社会的无敌破坏，太平时、战争时都对张国立、张丰毅们的生产、生活、生存造成极大的困扰，张国立的家当便被瞬间洗劫一空。
历史 传统社会里，溃兵手里有枪，“秋毫无犯”往往不过是军队的宣传，常规状态下的军队况且要抢夺豪取，何况溃散之后更是失去指挥，变成了“忘八”，丘八们的不义，往往是大饥荒时代最令民间难以承受。民国时期，绝大多数国军部队是杂牌军，甚至之前属于土匪招安，可想而知他们成为溃兵之后的行为举止。
点评 老百姓和大户人家对于溃兵的态度，无疑是惹不起、躲不起，根据陈寅恪的考证，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实就是为了逃避战乱的滋扰，而在山间打造的堡垒。
逃荒路线
电影 电影的主线老东家，是河南延津人（徐帆与儿女分别时吼的一嗓子），他们一路向西逃荒到洛阳，在洛阳城下受阻，然后上了火车过潼关，随后被拦。
历史 1942年的蝗灾起于豫东，随后像河南中部扩散，延津位于河南中北部，受灾并不是最重的，《延津县志》载：民国31年（1942），旱灾，减收十分之六。延津向西到洛阳，沿途新乡、修武、孟县、巩县都是重灾区，不过电影中的一个重大失误是，延津早在1938年春就被日军攻占，他们后来的惨状，也不能完全算在国民政府头上。
点评 有意虚构与史实参照让人泄气，怕就怕还原历史时加入个人的偏见。 重庆轰炸
电影 为了迎接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宣传部门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不料在排练时，日本飞机突然飞临重庆上空。
历史 重庆大轰炸指的是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间，日军对作为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进行的战略轰炸。大小轰炸共计218次，日军出动飞机9000多架次，造成上万中国平民死亡。不过，威尔基访问重庆是1942年10月初，这一年，据《重庆大轰炸日志》载，“是年日机只飞临重庆1次，未投弹。”值得一提的是，经过5年战争洗礼，大后方对轰炸已经不似影片中那样慌乱，汪曾祺后来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他在昆明经历日本轰炸，表示到后来也习以为常。
点评 为了复原40年代的重庆，剧组斥7000万复原了一条街道，街边商铺的牌匾也精心考察了历史照片。
人口贩子
电影 电影里多次出现人口贩子的角色，有普通老百姓买老婆、也有真正的人口贩子贩卖妇女给老百姓，还有官商勾结，挑选妇女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关于大饥荒中贩卖人口的行为，电影处理得十分人性化和温和，不像是一场贩卖行为，倒是很像各自谋出路的亡命天涯。
历史 在1942年的饥荒逃难中，据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记载，沿路上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因为买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最抢手，多半是豫东、周家口、界首这些市场的人贩在操作。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在这次大饥荒中得以重现，买一口人，换不回4斗粮食。
点评 电影着实通过人口贩子这个关键元素，为整个大家族、几个家庭的逃亡建立了一条泪腺。
赈灾义演
电影 在蒋介石安排赈灾救济的同时，电影用旁白交代宣传机构也在大力宣传各地民间救助各界义演筹款的热火朝天。
历史 根据“台湾中央大学”孙玫考证，最早有史料可查的提及义演的情况是在光绪二年，当时申报主笔认为义演之法“可谓良亦”，发表题为《论演戏救灾事》的社论，三个月后，上海久乐园顺天班助赈义演。而在晚清末年，由于天灾人祸众多，还有用彩票进行赈灾的方式，光绪五年八月初八（1879年9月23日），上海义赈组织仿照吕宋票之法，制作彩票2000张，向社会公开销售。在上海的启发下，扬州的义赈人士如法炮制，在同年十一月也成功处理了一批助赈物品。
点评 电影中赈灾义演采用旁白的方式交待，且出现在蒋介石政府要求宣传机构大肆宣扬政府救灾的力度一幕，显得有些讽刺。
分灾款
电影 电影里关于分灾款的呈现基本处于纸上谈兵状态，就是一群人围在那讨论该怎么分，感叹增多粥少，并没有出现粮食如何分到灾民手中的景观，有一场戏是灾民们到了某地边界，却被告知此地不属于被划分的灾区，这是唯一一场大面积的灾民和政府讨粮食的戏。
历史 吃树皮的人民，还要纳粮，很符合中国人纳税人最光荣的口号传统，据1942年间的报纸记载，政府举行征购兵役粮食运输会议，制定了各方政府救灾办法12条，条条是道，各机构公务员每人每日结余面粉二两，全月折缉小麦五市斤，或纳带金5元，但灾民未得到半两。各县救灾金只能募到自己的开销。
点评 灾民们对于分粮的渴望并没有用又吵又闹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是沉默式表达，更有感染力。
贪灾款
电影 关于腐败，电影里讲得很隐晦，不论是官官相护还是官商勾结，都是一笔带过，用台词带过，怎么贪，贪得怎么狠，也没有和闹饥荒死了几百人的灾民做明确对比。关于贪，似乎没什么可说的，特色文化，之是在每天都惊人数量的灾民死去的大饥荒时期，哪怕是一丁点的表现官员和奸商们的作威作福，都足以制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气氛。
历史 贪污的官员从古至今屡见不鲜，在历史上，不论是富裕时期还是饥荒的死人时期，贪污的力度并不会因为环境的贫瘠而减弱。当然有贪官也就有廉政的官，历史上被处决的贪官也不少。
点评 贪灾款这块儿表述感觉像是硬加上去的，浅谈辄止。
日本人
电影 冈村宁次提出发放粮食瓦解民心。有人为了粮食投降了，也有人不屈而死。
历史 1944年初，日军再次向河南用兵，汤恩伯、蒋鼎文大败。战后国民党方面检讨战役失败原因写道：“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枝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于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又，敌自龙门突破后，即窜大屯，当时民众竟尔持旗欢迎。”而反对刘震云的学者也承认，日军在黄河以北确实对居民进行接济，分化抗日意愿，但他们认为民众缴了国民党军的枪械在于汤、蒋部队军纪败坏。影片中和了两种观点，对败兵军纪弛废也有多次描述。
点评 在生存面前，活下去最重要。不过这一观点太过敏感，只能点到为止。
禁止入城
电影 灾民、难民，终于挣扎着来到洛阳，然而守城军队拒绝他们进入。这些灾民在逃荒路上已经死去很多，洛阳城内外买卖人口、投机倒把盛行。
历史 几乎所有灾荒的加剧，都是由于统治者造成，首先是信息不通畅，灾民处于有效信息空值状态，逃荒往往是凭借经验集体无意识的蠕动。其次便是当权者的各种禁止、限制，对于资源、空间的悍然保护，往往最严重的便是对城乡的切割、禁锢。历史上的惨象，罄竹难书。
点评 两处进城受阻都显示出上流社会对灾民的漠视与推卸，说的是灾民的事，反映的却是官场以此为筹码的角逐。
扒火车
电影 无数难民冲上从洛阳火车站开往陕西的火车，在天寒地冻中，火车的每个角度，包括车顶都塞满了人。
历史 在当时记者笔下，陇海路就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只要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火车站边的土堆上到处挖有比野兽洞穴还小的“家屋”，有的就干脆用树枝和泥浆圈起一个屋子。尽管政府开设了免费的列车运送灾民，但很难挤上去，而挤上去也并不意味着生存，白修德写道：父亲拉着孩子像行李一样悬挂在车外，寒冷的夜里，他们冻僵的手指无法抓紧边沿。白修德看到有坠落的灾民断了腿，被列车碾过的地方白骨露出来……后来统计，陇海铁路当时每天运力在1500人左右，而每天沿陇海路步行西逃的难民有4000至5000人，到1943年，增长到1万人。
点评 视觉上有一种沉默和千篇一律造成的巨大压迫感。
速效救命丸
电影 有小官向李培基贿赂简易救饥丸试图调离河南的是非之地，被李培基斥责：“如果这有用，中国自秦以来就不该有饥荒。”
历史 这段情节脱胎于刘震云转载的《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2月14日文章：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刘在书中即表达了不屑，不过《巩县文史资料》载：当时有人将旧书中记载的“救灾不饥丸”一方，撕下函至救灾会。其方用大豆、芝麻、红糖、大枣等研磨混制为丸，如核桃大，吃一丸可保一日不饥。经试制服用，有效，但因当时够料困难而未推广。
点评 救命丸本来是巨大灾难中的一处细节，不过影片中李雪健的这一句反问倒很有意思，很像白修德文章里的一句话：中国历史如何在循环不休的战乱、水灾和饥荒中反复痛苦地呈现？如果把这个问题再进一步，也就直接戳到了旧有官僚体系的制度性腐败和低效。
官方统计
电影 李培基汇报灾情，蒋介石问死了多少人，李答政府统计1062人，蒋便转过头来问，“实际呢”？
历史 关于灾情的官方统计，中国古已有之。秦朝把上报农作物生长期的雨泽及受灾程度作为一项法令，要求各地严格执行，而汉朝则建有“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的制度，到了宋代建立起较完善的报汛制度。而我国开始建立较完善的灾情报告统计制度是从明朝开始的，有黄河飞马报汛制度，明太祖时规定，各地发生灾情必须如实陈报，明永乐五年五月，“上闻河南饥，有司匿不上闻，命刑部悉置于法”。清朝则是历史上对灾情统计规定最严格的，《清朝文献通考》（卷46）载，关于上报灾情时限，州县官逾期一个月内者罚俸六个月，一个月外者降一级，二个月外者降两级，三个月外者革职。抚道府各官以州县报告日期限，逾期也按州县官例处罚。灾害发生地的督抚除了要报告情况，还要组织勘灾小组，亲赴受灾地视察灾情，为灾情造册。
点评 用政府统计和实际数字做对比，对官场的讽刺极为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