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 春雨江南三七度，如花溅泪发新枝。 上面这首诗是抗日战争后期，时局低迷之际，几位苦斗在陪都重庆的文化工作者为戏剧家于伶三七初小度宴后，郭沫若赠于伶的一首七绝。诗中嵌进于伶的几部剧作《大明英烈传》、《长夜行》、《杏花春雨江南》和《花溅泪》的剧名，虽然说多少有点即兴的游戏之作，却也体现了进步戏剧作以至整个进步文化艺术界在当时长夜漫漫、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气氛中的艰危处境和奋斗进取精神。此诗当时在重庆和大后方传开后，不仅被赞扬的于伶衷心感动，战斗在多条战线的进步文化艺术工作者也都受到鼓舞。去年7月，上海文艺界于伶先生百年诞辰举行的纪念活动中，人们又看到并且传诵郭老这首诗，上海有一家报纸还用“长夜行人路不迷”作纪念活动新闻报道的标题。六十余年后重读到这首诗，缅忆已经去世十年的于伶先生，不禁增添许多感慨。
就在郭老写这首诗以后两三年。我有幸拜识于伶先生。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刚从重庆回到上海，准备恢复上海剧艺社，在舞台上同分别四年多的上海观众见面，我作为一家报纸的记者。在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光华大剧院后台找到他。他兴奋地介绍了即将上演的陈白尘新作《升官图》的精彩内容，还向我特别介绍主要演员蓝马，在大后方已经红极一时，而上海观众对他还很生疏。于伶先生作为剧社主持人，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年青记者，不拘形迹，侃侃而谈，有如一位长者对待后辈朋友那样亲切。他也估计《升官图》这出揭露鱼肉黎民、为害地方的贪宫污吏的戏会受到上海观众的欢迎，也会受到一些别有用心，不怀好意的人反对以至捣乱。他坦然地说：我们并不担心。“孤岛”时期日伪特务我们都对付过来了，现在还怕什么!
这句铿锵有声的话，引起我一段几年前的回忆：我第一次知道上海剧艺社的名字，正是在“孤岛”时期。日本侵略者盘踞在上海四周，被敌伪势力包围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块狂涛汹涌中的“孤岛”上，爱国人士仍然以各种形式作为武器，新闻、出版、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等抗日救亡的宣传，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如鲁迅说的，“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在这些特殊的战斗中，于伶先生领军的上海剧艺社。便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璇宫戏院和辣斐花园剧场，便是他们的阵地。作为一名初中学生，以前很少看过话剧的我，在辣斐花园剧场观赏了上海剧艺社演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和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有一次在剧场外，我忽然听到前面一个青年指着剧场门口对他的同伴说：“喏，那人就是于伶。”朦胧灯光下，我只看到一个瘦瘦的侧影，穿着旧西装，戴近视眼镜。那时于伶才三十岁出头，在我们初中学生心目中已是了不起的著名作家了。我那时只知道他已经写了许多剧本，却一点不了解他作为一个文艺战线上的革命家，为了守卫沦陷区千千万万人的心防，在一片污浊腥膻中保持一点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正在进行一场复杂尖锐的特殊战斗。
在光华大戏院后台，我初次结识于伶先生。从此就成为他的一个年青朋友。在上海剧艺社不演出的日子，也常去拜访。1948年黄梅雨季，上海的政治气候跟天气一样阴湿暗淡，好像又到了长夜漫漫的时节，我到于伶蛰居的同孚路大中里去看望他。他正患着严重的肝病，拥被卧床。一间不大的前楼，堆满书籍和什物，没有多少容身之地。柏李女士在门外小煤炉上煎中药，楼道上弥漫着药味和霉味。窗外淅淅沥沥的雨使人心烦意躁。于伶十分憔悴，身体虚弱，不复有前两年那种生龙活虎的精神。但心情却很好，讲话声音很轻，却滔滔不绝，不像被病魔折磨多时的人。那时上海剧艺社已经结束，为了保护已被列入国民党特务黑名单的进步戏剧工作者，他采取了一些分散和隐蔽的措施。他斜倚在病榻上，低声地对我讲到上海文坛虽然寂寞，但那是暂时的，是黎明前的黑夜。又讲到香港的进步文艺运动很热闹。以充满怀念和向往的心情说到在香港的郭老、茅盾、夏衍、冯乃超、邵荃麟、叶以群等一批老朋友。他那乐观的神态，使我当时的抑郁情绪为之一振。临别时我终于忍不住冒问一句：“你大概会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吧?”他眯起深度近视的双眼，微微一笑：“很快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二
再见到于伶先生，他已是一身军装、神采奕奕的接管干部，尽管佩戴红底黑字“上海军管会”臂章，担任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文艺处副处长。又兼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和上海电影厂厂长，在上海文艺界人士眼中，仍是一位热情如火，赤心待人的好朋友，毫无架子。戏曲界艺人仍然称他为“于先生”，我作为他的后辈朋友去见他，也不习惯立即改口称“于伶同志”，那时并无尊称“于处长”或“于局长”的习惯，就如同当时见到夏衍，也仍然尊称为“夏公”，并未改称“夏部长”一样。有一次我进入他办公室，半开玩笑地问：“是不是应该改称你于局长?”他立刻摆摆手。用上海话回答：“不要不要，啥局长不局长，贼腔。伐?”
其实，这类闲话也并不多。多数时候见到他总是在什么会议上或是文艺活动的场所。他一天忙到晚，席不暇暖，日以继夜，为上海的新文艺事业呕心沥血，多年的肝病一直没有彻底治好。就像他常说的：工作开展得顺心，大家齐心协力，什么病都无所谓了。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看上去似乎晴空万里的时候，一阵狂飙从天而落。1951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前一年制作并且广泛放映的电影《武训传》作了批评。一部电影由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用社论的形式发表批评是从来没有过的大事，何况那社论的提法和口气是那样的严肃和凌厉，问题提得那么高，那么重：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方，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我们所应该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四十年后，于伶先生对我谈到那场对《武训传》大批判的时候，回忆当时情景，似乎余悸犹存。他说读到那几个沉甸甸的“?”时，简直像重 锤一下一下敲在心上，敲得头晕眼花，几乎窒息得喘不过气来。他简直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一部《武训传》电影竟然惹了那么大的乱子，背上那么重的罪名!但是。不容他多想，摆在面前的一大堆事都急待他一两天内完成：社论一发表，上海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立刻如同蓦然遭遇七八级地震，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他作为文化局局长又兼电影厂厂长，《武训传》也是他批准拍摄的。自然责无旁贷，赶紧写出检查，给自己戴上几顶帽子，不管想得通想不通，完成市委交下的紧急任务。
批判《武训传》这场白天而降的狂飚，并不是指一阵就完事。从此在中国知识分子头顶上，也在他们的心灵上开始了晴转多云、多云转阴，变幻莫测的气候。根据全国所统一布署，上海开始进行文艺整风，整风的重点，是文艺部门的党员干部，检查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和作风。由于我当时在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文教组负责，得以列席整风会议，听到夏衍、于伶等文艺各部门各党内负责干部的检查。上海那一次文艺整风，虽然有个别人对检查者的批评发言中，偶尔也能闻到火药味和并不符合实际的指责，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注意实事求是原则和与人为善、和风细雨精神的。那种无限上纲、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以至人身攻击的丑恶现象。当时还不曾出现。所以，于伶虽然有过几次紧张，几次委屈，却并未在精神上造成什么严重创伤。他认真自我检查，认为自己在地下入党，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没有很好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对党的路线方针领会不深，世界观和思想感情也远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必然会在工作中犯错误。想到这些，心情就很沉重，感到有愧职守。后来，他曾对我私下说过。曾经不止一次想到自己本不是当领导的材料，就曾浮起请求辞职的念头，但立刻自己就否定了它。辞职，那是逃避责任，也是党性不强的表现。只是这种突如其来的风暴。有点招架不住，而且打乱了工作部署。他同文艺界许多人一样，总是预感到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突然来一场什么批判，又会从什么地方突然射来一阵冷枪。
两三年后，一件使于伶受到更大刺激并且从此陷入十年困境的事突然发生，那就是50年代前期震惊全国的潘汉年冤案。那几年，我没有机会出差去上海，同于伶先生晤面不多，只是听说他已不担任文化局局长和电影厂厂长的职务，却不知详情。直到1959年5月有个陪同外宾去上海的差事，住锦江饭店，晚上抽时间去造访于伶先生，才得知原委，原来1955年5月他正因病住院时，接到通知去参加市委一个重要会议，传达了一份党内通知，宣布“潘汉年是隐藏在党内的内奸，已于4月3日被捕，关押审查。每人回去写揭发检举材料，越具体、越详细、越快越好，两天内交给组织。”听了传达，他如梦如昏，木然地回到医院病房，潘汉年是内奸?怎么可能!明知道是一桩冤案，却无处申说，连好朋友也不敢议论。更使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竟无辜地受到株连，被不明不白地撤掉一切职务，“靠边站”了十年之久，一直到十年动乱，遭遇到更大的劫难，戴上种种帽子，甚至羁冈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才出狱回上海。这二十年的辛酸苦辣，百味俱陈，一言难尽，每个过来人也都可以想见那不堪回首的噩梦般岁月。
三
浩劫后重见于伶先生，是在四凶翦除后一年，我奉报社领导之命，去上海邀请文学艺术界人士座谈江青一伙破坏文艺事业、迫害文艺界的罪行，彻底批判那个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黑旗压在文艺界头上十年之久的所谓“座谈会纪要”。我们住在东湖宾馆，尚未到开会时间，我和两位同事刚走进会议室，进门就看见于伶、赵丹两位已经端坐在沙发上。劫后重逢，都还健在，彼此都很高兴。于伶问我今天这座谈会怎么开，大家想谈的很多很多，总要有个中心，我说没有什么中心，中心就是揭发“四人帮”罪行。大家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谈过去文艺界历史，谈“30年代”……谈犹未了，赵丹忽然插问：“30年代也能谈?”“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十年来已经被“文艺黑线专政”论列为禁区，谁都不敢碰。不料于伶先生立刻回答他一句：“为什么不能谈?30年代我们都是战斗过来的，包括你阿丹!”
就这一句话，使我立即感到：于伶还是于伶!并没有在十年动乱中被江青之类凶焰压倒，并没有丧失当年排除万难勇敢直前的锐气。果然，以后几年去上海，或是他到北京来开会，接触中，给我感受最深的，仍然是他那颗为国为民、为文艺事业的振兴献出余力而一直熊熊燃烧的红心!
80年代后期，应《文汇月刊》主编、老友梅朵之约写了一篇介绍于伶先生以祝贺他八十诞辰的文章，接着又应上海电影厂导演凌之浩先生之约。为他拍摄于伶先生纪录片撰写说明词。写这两篇文字的过程中，我有机会对于伶先生为革命文艺事业奋斗的事迹和遭遇有更多了解，也深受教育，因而萌发了写一本传记的念头，我没有尝试过传记文学，对戏剧事业也不熟悉，未免有点不自量力，幸得夏公首肯。夏公说：“于伶与其说是一位剧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戏剧运动的组织家更合适。他做了许多工作。却常常是一位幕后人物，无名英雄。他的工作，人们不一定能看得到，却是不能缺少的。”本着夏公的提示，我开始读有关的书籍、剧本和资料，看许多同时代人的论著和回忆文章。又趁于伶先生每年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去当面请教，断断续续，时写时辍，沿着他大半生的足迹和心迹，勾画出一个粗略的轮廓，我并无大志，只是想帮助读者认识一位革命的文学家、戏剧家艰辛的人生历程和一个现代文人的坎坷命运。正像夏公所言。于伶是一个代表。他同他们那一代一样，在民族危亡、风雨飘摇的年代，在烽火连天、哀鸿遍地的年月，拿起文学艺术的武器，奔走天涯，大声疾呼。唤起人民大众，反抗压迫，抵御侵略，为乌烟瘴气的社会开拓一片净土。为了这个信念，他们含辛茹苦，不屈不挠，忍受贫穷、劳累、歧视、嘲笑甚至打击和迫害，不怕苦，不怕死，相互安慰，相互支持，认定目标，义无反顾。几十年中，有的人贫病交加，有的人屡遭蹉跌。有的人颠沛流离，有的人身陷囹圄，有的人赍志而殁。他们之中虽然也有过落荒者，沉沦者，但绝大多数人都是矢志不渝，无悔无怨，在逆境中相濡以沫，在顺境中相互激励。终于开创了一片绚烂辉煌、生机勃勃的春光。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上所作祝词中说：“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的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仅从写这一本传记所接触的戏剧运动史实，仅从于伶先生这一位文艺家的经历，我确实又一次感受到这个评价的正确性和深刻性。郭老当年在重庆时书赠于伶的那句诗：“长夜行人路不迷”。如果赠给整个中国现代文艺界人士，也是很恰切的。谈到此事的时候。于伶先生总要回忆起许多故人的名字，深情地娓娓叙述当年轶事，情不自禁地又回到那难 忘年代的喜怒哀乐。
由于写他的传记和其他有关文字，鱼雁常通。他的信常常要谈好几件事，因而写得比较长。不过最让他心烦的，是不时为疾病所扰，耽误他安心去做计划中的事。且看下面所摘1989年11月12日信中的几段话：
恨的是病!!!肝病(非近年流行的甲肝乙肝类!)害误了几十年光阴!接着是“肺气肿”拖成“肺炎”随时发作!!近是慢性白内障的急性发作!!!(已配了两副临时眼镜，已定了第三副眼镜，或可暂用一时期，(待所谓“长成熟了”才能开刀治!)
前年(1987)一年四次住医院(伤风不当一回事，成肺炎)，去年(1988)，三次住医院都是伤风而肺炎。今年“识相”了，少出去，尽可能少参加市里的活动。早晨买了月票到小公园散散步，居然只在8月下旬被门诊扣住了八天医院。(突发目疾前后。)病夺去的长长年月，“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已经到了“老年体衰”了!更奈何之?!
多少题材、构思、回忆……啊!说一句：后半生被病害了的。心神能平?能自慰得了?!
这封信曾引起我一阵伤感。于老的那些病症都不是什么重病，也都不会有什么并发症后遗症。“英雄只怕病来磨”，何况已登耄耋之年的老人。信上那一个接一个的惊叹号，看了使人不免心惊肉跳，老人焦虑急切的心情和无可奈何的感慨，跃然纸上。是啊，他还有那么多题材要写，其中包括写“五卅”惨案工人领袖刘华烈士事迹的《五月榴花》，写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三月春潮》，写“孤岛”时期女共产党员丽瑛烈士事迹的《七月流火》……除了《七月流火》写成却又被柯庆施、张春桥一伙横加阻挠不得上演以外，其余都未能实现。他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还有那么多未了心愿要完成，怎禁得一次接一次的病呢?“肝病害误了几十年光阴!”这句话里含有多少辛酸，多少愤慨!
此后，一直到去世，他终于没有再写剧本，满腹计划都付与行云流水。但他并没有放下诗笔。就在收到上面这封信的同时，我在上海报纸上读到他祝贺上海文化教育界许杰、吴文祺、陈子展、伍蠡甫等五位老先生寿辰的《寿五老》七绝以后，又陆续读到祝贺夏衍九十华诞，祝贺陈荒煤文艺生涯六十周年和怀念田汉的诗篇，都洋溢着对老战友的深情，《重阳怀夏衍同志》长句(载《解放日报》1996年10月29日)更是文情并藏的佳作，末句“年年今日诗一笺，今日诗成寄哪方?”情深意挚。催人泪落。谁料一年以后，于公竟追随夏公远去了。不久，我收到柏李大姊惠寄刚出版的《于伶诗钞》，内收诗词一百首，展诵之际，不禁百感交集。于公戏剧电影著作等身，生前生后却未能出版全集，最后出版的一本竟是诗集。刘厚生兄在序言中说得好：“于伶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首波涛壮阔、情深似海的诗。”他去到那个没有长夜也不会迷路的世界，同许多久别重逢的老人相晤，把臂话旧，回首沧桑，还会再写许多诗篇，再写几卷吟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