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赵望云旅行印象画展”在南京举办，引起轰动。展后，徐悲鸿赞其作品“笔法生动，无八股气”。赵望云因此获得“三千画家之唯一”的盛誉。
赵望云是20世纪中国画革新的先行者，新中国画之巨擘，卓越的艺术教育家，新中国西北地区文物事业之父，长安画派奠基者和创始人。他对民族文化的贡献具有历史性、开拓性和划时代特征。他不仅开宗立派，更重要的是开辟了一条道路，一条民族的文化之路。历史证明，这条大道之上人才辈出，而这条路的本质就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心怀天下，执笔为民
赵望云擅长山水、人物。创作面向生活，画风于质朴厚重中蕴含秀雅，尤长于表现西北山水和各族人民的劳动生活。他说：“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看来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我要以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之寄托。”他的早期作品很重视捕捉人物的神态感情，所绘形象生动，韵味无穷。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笔墨趋于成熟，不论随意挥洒，还是精求工致，都能形神兼备。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作品，笔墨技巧已达到老辣的程度，线条刚柔相济，墨色柔和滋润。他认为“一切快乐都是劳苦换得，风景的优美，亦多因为人的活动”。农民、工人、少数民族的劳动生活、农村的田园风光、塞外的辽阔草原、终年积雪的祁连山、风沙弥漫的戈壁滩、广袤的西北高原……凡是他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反映祖国风貌的佳作。
赵望云是中国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早期阶段独树一帜的“先锋画家”，他所表现的题材，前人鲜有触及。他曾在著名思想家、画家王森然的影响下，广泛地学习国内外先进文艺理论，并深受艺术为民众服务思想的启发。他认为，中国画倘若囿于花花草草、山山水水，是没有前途的。他扎根乡下民间，形成“直面人生，切入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的鲜明创作主题，开一派风气之先河。在弥漫着战火与硝烟的1938年1月，在冯玉祥资助下，赵望云在武汉创办《抗战画刊》，成为文化抗战的主战场。他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下饱经战乱摧残的社会现状和民众凄苦的生活。他说：“我们不能拿枪，‘纸弹’如能在抗战宣传中发生点功效，就算尽了我们一些职责。”《抗战画刊》历时3年多，出版30多期，两度改版，四易办刊地。刊物刊印数量超过5000册，以图文的形式，通俗易懂地向大众宣传抗战，鼓励民众团结起来，救亡图存，在抗日战场的前后方广泛传播，获得极好的社会反响。“为生民立命”的艺术抉择，成为赵望云日后贯穿一生的创作理念。
从1933年2月至6月，整整5个月期间，赵望云从最熟悉的河北农村开始，徒步行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写生，再现农民的疾苦、呻吟以及不愿做亡国奴的挣扎、呐喊，笔触苍凉而苦涩，足迹遍布冀中15个县的乡村。《大公报》开设了“赵望云农村旅行写生”专栏，共连载130幅作品，赵望云由此获得“平民画家”称号。
赵望云定居于西北时，西北艺术相对处于“荒漠化”状态。赵望云此间赴西北写生影响了一批艺术青年，使他们走上了面向民间、面向大众的艺术新途。当年一心考美术学校而无经济保证的方济众从老师那里得到了这样的启示：从生活中去找出路，真正的艺术家，不是产生在“象牙之塔”，而是产生在“十字街头”。赵望云是当之无愧的西北新美术的导师和拓荒者，他不仅直接培养了黄胄等一批名家，也以自身的主张和实践为长安画派奠定了坚若磐石的基础。
伴随着学养的积累和对艺术理解的深入，赵望云在实录写生的基础上，强化了意境情趣的追求而使作品更具田园诗情。祁连山壮观的暴风雨和豪迈粗犷的牧民点燃了他灵感的火花。他的情感既化入农村田园，也随山河之奇幻汇进了《风雨归牧》《青海湖》《走马乌鞘岭》等作品，境界开阔、心胸博大。
赵望云早年作品泼辣、质朴，中年则呈现出诗化的音乐性，晚年更是生命个体的情意抒写，将本色、理想、情怀化入朴拙之笔墨，缓缓流淌，而这其中不变的是赵望云对社会与人民的拳拳之心。他的绘画贯穿着他的意志，他的意志承载着他的生命，他的作品掷地有声。生命的最后几年，赵望云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只要精力许可，总会拿起画笔作画。疾病的折磨并没有影响他的创作，只要拿起画笔，就会运用自如。他拖着孱弱的身体在病榻旁的小画桌前凝神运笔，耕耘出百幅系列作品。1977年，赵望云病危，弥留之际大声对儿子说：“拿纸来，我要画画，我要画大画！”
他的一生踏遍三秦大地、河西走廊、祁连山域。他的画作饱含着人道的义勇和热力。他一手创办的“长安画派”大师云集，璨若星辰。他对西北黄土地苍茫、质朴、粗犷、豪迈的歌颂，已成为这片土地在绘画乃至文学、音乐等诸多领域的精神基调。
开宗立派，别创新格
1961年10月，发生了一件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
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李梓盛、康师尧、方济众六人以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的名义，在北京新落成不久的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国画习作展”。画展立即在首都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经中国美术家协会推荐，又到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巡回展出，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长安新画》的评论;《美术》杂志以这次画展为题，就其对中国画界所面临的继承与革新等命题的启示意义，展开了持续两年多的热烈讨论。起初，人们对西安画家的艺术探索毁誉不一，赞扬者谓之“独树一帜”“异军突起”，批评者谓之“野怪乱黑”。后来，肯定的意见占了上风。权威批评家王朝闻说：“这个展览会集中表现了一种新气象，在我国绘画创作中有种看来不太普遍但却很重要的特色……这种特点已逐渐成为广泛的主导地位的力量了。”中国美协副主席叶浅予认为，西安画家为山水画开辟了又一个新天地。傅抱石先生对西安画家的探索给予充分肯定与鼓励，他对赵望云说：“你们在新的道路上跑，成绩颇大，跑得很好。从你们的展品中可以看出都是从生活中来，勤于尝试，别创新格，确是直师造化的，不容易啊！”美术界普遍评价展出作品面貌新颖，具有新鲜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西北风格。时任中国美术协会秘书长的华君武率先把这一支国画新军称作“关中画派”，也有称“西北画派”“窑洞画派”的，后来诸论归一，采用郭沫若之称，叫“长安画派”。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北方诞生的第一个画派。古都长安，又一次引起中外文化眼光的关注。赵望云作为新文化运动以后立志革新中国画的精英，至此，实现了他青年时代所立下的宏愿，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