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 我知道你首先是一位诗人，你的诗歌有种向内收缩的力，紧而张，丰满又不张扬，我非常喜欢你的诗。你的散文题材庞杂、不拘一格，很难把你的散文写作归为哪一类型作家，你由诗歌而散文，散文又是最讲究自由的文体，你觉得你散文创作的难度在哪里？
【杜爱民】愈自由，内在的制约和要求就愈严格。
的确，存在着这样的散文写作：与心和身体贴得更近。在汉语写作的范畴中，也形成了非常好的类似的传统和经典。就像中国画的笔墨，到了最高境界只是一种气息。那种味道弥足珍贵。画什么，怎么画，都不重要了。所有的限制对创造本身无碍了。
在这样的语境里，可以讲心力的健旺，精神的洁净和情怀的淳朴。也可以举出周作人、汪曾祺的例子来。
经典的意义除了不可重复之外，还导引出了不同的路向，而不是穷尽了所有的写作之路。
回到你的关于难度的问题。如果单一的理解散文问题，将它看成单数，即使要达到如上所说的经典的高度，都是困难的。
散文文体本身也在变化。它的开放性提供了变动，互逆、杂糅、交叉的文体本身的美和可能。它可以不再是“点”，而有可能是网状的“面”，是无尽的空间。它的魅力正在于此;在一次次靠近中打破界限，而新的界限最终又会外在于每一次具体的靠近。从这个意义上讲，散文也是复数。没有人能预知结局。能够面对的是都已经说过的，除了已说的，再无别的。作者什么都不该说。该说的是空无。
自由便是你发现它没有限制，却处处充满了限制；随处都是限制，却最终都不成其为限制。
从文体的角度看，对散真正有意义的是:“它借由什么运作，它与什么联结以通过其强度，它在哪种多样性中引进或转变本身的多样性”（德勒兹语）文体还呈现出了写作的“时间”概念。
在时间轴线上，每一个写作者要解决的是自身写作当代性的问题。这是另一种难度。
归类是用能够辨认出来的东西实施的区分。是根本的暴力。是经验层和常识层面的东西。写作是对分类最好的抗拒。能够思“未思”。能够写出相对于知识与经验，面目全非的东西，令其无法辨识，就逃出了再现的体制。
如果一个人的写作，逃出了再现体制，就写作而言，是值得庆幸的事。这是写作本身的又一难度。
福柯曾经叫别人不要问他是谁，也不要问他要朝向哪里。作者为抹去面孔而写作。作家为伸张面孔而写作。
对我而言，作者的写作更具挑战性。
福柯的担忧在汉语散文写作中被不幸言中了。许多人已经习惯于被分类成地点和资格的囚徒，正式进入知识和地位等级领域里，坐稳铁椅。曲解、歧视、高出人一筹等写作所拒斥的东西，最终又被重新换回来，成为权力虚假的反面，真正的共谋。
从这个角度看，人人都是作者，对散文来讲也确实很难。
【黄海】好散文是千姿百态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你在散文写作中考虑过这些吗？如果没有，我想问，你在散文写作中想到最多的是什么（或者说你遇到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有人说到散文的“当下”和“日常”，依我理解，当下――更是现代社会精神层面的；日常――是指社会生活层面的；也可能它们是交叉的。你是如何看待的？
【杜爱民】 似乎在没有写之前，有一双手已经为散文预设好了一个点，朝着它行进，就可万事大吉。这之后，形成的“千姿百态”，有什么意义。
写作是对无数未知的背诵。“写什么”和“怎么写”并不重要，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什么迫使我们写，又使我们这样去写，而不那样去写。
是作者的立场与态度决定了“写什么”和“怎么写”。我们总是与某些事物相遇才有了写作。相遇是偶然的，被迫的。因此，立场和态度非常重要，它包括：
1）个人性:不管是创造性的还是毁灭性的，我们都不得不转化为个人意义。
2）偶然性:骰子在投掷之前点数无法确定。放手一搏，就有了偶然变化成必然的机会。
3）本质性:散文既是单数，又是复数。它的本质是流变。
4）回到自身:经由写作不断重新确立与自我的新型关系。让无法阐明，无法抵达，无法掌控的我的那一部分，进一步敞开。
5）站在权力的对立面，站在人的根本基础之上，拒绝超人，拒绝因写作而造成的身份政治效应，拒绝与一切匿名的权力构型之间的暧昧关系。
6）人人都是作者。我们并不一定比别人强或差，只是不同罢了。差异必须平等。不同需要尊重。不要指望作品在时间当中的不朽与永恒。它们都像是壕沟上空的硝烟，是稍纵即逝的相对性之间的嬉戏。
7）基于以上，文体之内的平实、淡定、淳朴才有可能变成具体、实在的东西。
8）无资格代言。应该属于讲话者的尊严和伦理。
“当下”和“日常”必须放在作者立场和态度交错的视野中，才能使看似矛盾的关系，对写作产生刺激力。
是否存在着与生命的力量关系同质同构的话语实践；经由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语言才能完全去除幻象，纯然闪光，不相信内在性，也不受主体所设限陷阱的诱惑。同时，话语实践也必将展露追求真理的种种危险。当我们发现所有的追求终与形形色色的权力构形之间有着暧昧的关系，以散文写作展开的实践，究竟又该如何。作者究竟又是谁呢？又该作何。
我们又回到了起点。作者和写作，都成为了尚未到来的一个思想的诸事件。是谜。
【黄海】我们强调散文的原创性和自由度，这是散文文本的意义和本质所决定的，这也是作家观察力和想像力的具体体现。莫言说，中国当代文学最缺想像力。你认为我们散文写作中最缺的是什么？
【杜爱民】想像力不是凭空的东西。它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意遨游，不是修辞意义上的东西。
作者的想像力需要面对空无而仍然有勇气的支撑。语言因为生命的体温与热力才更加显得可贵。求真的意志，有时候对作者更重要，就像麦尔维尔说的那样:只是你可能无法避免地成为引诱它之饵，永远葬身于深海。你要确悉鲸鱼究竟是什么，就得不断地前往，去猎捕。要有勇气到源头体验。
西绪福斯的神话，考验的绝不是想像力，讲的是作者应当具有的厚道和本分。中国作家靠想像力成为全能全知者，已经为数不少；以此所产生的高高在上的自我感，导致的暴力，也并不鲜见。这会走到写作本身的反面。这会为目的论者，意义的操控者寻找到“合理”性的借口。在想像力和观察力上，低人一筹胜过高人一等。这是当下写作的智慧所在。
写作并不是目的本身。经由写作将自己的生命打理成一件美的艺术品，形成新的生命风格与美，造成包括写作行为在内的对经验极限的体验，或许更有意义。
倘能如此，界限之内地一切意义就会断裂、失效，那些区分、等级，和作家自恃的高下，都成了微不足道的东西。
“在一本书想述说之物与它所被产生的方式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图理解一本书的所指或能指只是徒劳之举”（德勒兹语），向上之路必然朝下去走。我们偶然被迫的与某些事物在写作中相遇。想像力和观察力，也没法对它预测和评估。在相遇之前的偶然性与之后的必然性之间，才是文学思考的空间。
【黄海】散文写作需要最大的真诚，它不可能是作家生活的写照，它最多是被模仿的生活，高于生活，或低于生活都是可能的。当虚构在散文写作中还成为“问题”时，你是怎么看的？
【杜爱民】写被模仿的生活，跟在生活之后。作者在写作中有指望的是改变他自己。要改变自己，就得让自己的生活来模仿写作。让生活紧随于写作。
这的确有趣。无论谁先谁后，大家都不会拒绝真诚。
对散文的虚构，还不至于变得十分可怕。可怕的是借助散文，虚构出的作家自身：身处于生活和语言的幻象之中，竟全然不知。
作家是一个要认真反对的术语。
【黄海】我读过你写梭罗《瓦尔登湖》的随笔，我也非常喜欢这本书，它在我看来是一部自然的书籍，是作家的个人史和心灵史。在你看来，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在更为年轻的一拨散文作家中，你平常关注过他们的散文吗？你觉得他们与上辈作家有什么不同？
【杜爱民】我写关于《瓦尔登湖》的随笔时，并没有见过这本书，这大约是十年前的事了吧。我看于坚的一篇文章，有对《瓦尔登湖》的引述，我感到梭罗与我所见的美国作家有所不同。他只写自己拿在手中的东西。没有障碍和负担，更不担心写这些会被别人忘掉。于坚转引梭罗的那段话，让感到了一种与身体的生命感知距离最近的话语。我对《瓦尔登湖》就有了一种期待，于是就有了那篇随笔。
美国有两个作者。另一个是赛林格。他们比同时代的美国作家都要伟大。
他们真正是做了他们所写的人。不仅提供了话语的实践，也展开了一种新颖别样的生活。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人的生活，而不是“明星”生活：避免陷入幻觉，绝少受到摆布，愈来愈不易于控制和统治，无法让既有知识系统辨认清楚。
我在网上读过一些更年轻的人写的散文，主要在“天涯社区”，即使在“天涯”里我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因此，我无法讲清楚更年轻一拨人的情况，但我有一个印象，完全出自个人好恶，觉得有些人更直接、坦率。
我比较注意看叶耳、老渔、塞壬的东西，他们除了上述的特点之外，作品本身还透散着一种非常强大的生活重力。有不为所动的定力。这也纯是个人的好恶，不是好坏判断，只是喜欢读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