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相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殒落了。 ――孙犁 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吞噬的作家，一个未及完成却因意外打击而几近碎裂的作家，一个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奋斗的作家。――林贤治
丁玲的一生太不平凡，以上两段文字，我觉得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她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是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他自己也为身受的种种遭遇唏嘘不已。七十年代末，丁玲仍谪居山西长治嶂头村时，日记里这样记述过；“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怅然。”
但是丁玲也曾辉煌过。二十世纪的中国，大约没有哪一位作家，像丁玲这样在荣辱毁誉间，经历如此巨大的跌宕起伏。所以有人说：“丁玲的人生经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现象，意义非常厚重。正因如此，我希望我能再回忆她，试着更走近她一些。
我是一九五三年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时分配到丁玲身边做秘书的。那时她的声望正如日中天。一九五二年她刚刚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奖项，在五十年代的中国，那影响和荣誉是今天被多少人仰望热衷的诺贝尔奖远远无法比拟的。孙犁还说过：“丁玲的名望、影响，吸引力，在文学青年中，几乎可使万人空巷，不只是因为她的小说，还因为她献身革命。
我曾多次随同她去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作家协会前身）机关。这是一所中西合璧的建筑，有坚实的红漆大门，大院分三进，有宽敞的木质雕花回廊。前院是两层楼，楼上有作家卧房和小会议室，装饰考究，人字形地板，光亮照人；楼下各房间及两边厢房，便是文协各部门的办公室。前院有大会议室，天花板时新又漂亮，有时就在这里接待外宾。东边还有一个侧院，一架高大藤萝撒下满院绿荫。我所以这样介绍这个院子，因为解放初期像艾青、张天翼等许多大作家居住在这里，到了一九五七年和文革期间，又有许多作家在这里遭受惨烈的折磨,它应具有文化史的意义。
我很欣赏这个院子，也亲眼目睹丁玲每一进这院子，总是欢声笑语，被一群人簇拥着，那情景就像欢迎一个女王，就连平日面孔有些严肃的邵荃麟，也是热情洋溢的样子，丁玲很受爱戴，我绝没有夸张。
生活似乎很简单，晴空日丽的。一九五五年，丁玲到无锡写她的长篇去了，当时我已到《新观察》杂志去工作，但仍住她家里，有点留守的意思，那一年全国掀起清剿“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为了深挖“胡风反革命”分子，几乎是掘地三尺。丁玲和胡风是有过联系，有过友谊的，但关于这方面我没多去想，我认为丁玲是党的领导干部，她不在被怀疑之列。有一天我遇见马烽，他好像有点隐秘似的对我说：你给丁玲写封信，告诉她，如果作协通知她回来参加运动，立刻就回，不要推拖。说完转身就走了。马烽的神情让我满腹狐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清楚，原来马烽已看出批判的潮头要推向丁玲去了。
不久丁玲果然回到北京，看她神情安定，我就和她谈了一些机关里反胡风情况，因为《新观察》有个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严望，所以知道一些斗争的情况，她听了这些没什么反应，却说起在无锡时的情况。她在无锡时，曾被通知去上海看有关胡风的文件，胡风在和友人通信中，称丁玲为风姐，对她语多嘲讽和不满，似乎因此她放下心了。
一九五五年是运动年，开会成了生活的主题，哪怕晚饭后也得泡在单位里。这一时期我很少和丁玲见面，《新观察》杂志不在东总布胡同。想来领导层会更忙，至于他们忙什么，那时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我竟全然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支部书记忽然找我谈话，他一脸严肃地通知我，不要再住在丁玲家里，要立刻搬出来，而且就在今天，并说已经派好一个同志帮我去搬行李。我云里雾里不知是何原因，便提出得先和丁玲打个招呼，他竟干脆一句：不必了。便转身走掉。
我知道丁玲大约出事了，但是不敢向任何人去打听，而且我的处境也开始有点不妙了。《新观察》是个时事性的刊物。有个采访任务，早定下有我，现在却藉口发稿任务重，让我留在编辑部，这是我感受的第一股寒风。
这一年的冬季，接到通知，让我们去妇联的礼堂听传达，传达的内容一无所知。记得在开会之前，我正和身边同志说笑，前边坐位上一个老同志忽然回过头来看着我，脸上有些惊异的表情，我连忙向他问好，这是我在东北时的老领导，现调北京做文化部副部长。他问我在哪工作？我告诉他在《新观察》杂志社，他似乎略感放心似的“噢”了一声。事后我才明白，这些老同志党内斗争经验丰富，他听说我不做秘书了，情况稍好一些，但已预感到我的前途堪忧，奇怪我怎么还有心情说笑。
这一天的会由周扬做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报告。妇联礼堂可容纳四五百人，座无虚席，气氛十分严肃。中宣部长陆定一亲临大会，传达中央政治局对报告的批示，并发表讲话。他讲“丁、陈反党集团”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是里外呼应，互相配合的，说到这时，忽然环视会场怒不可遏地问道：杜鹏程来了没有“杜鹏程应声而起。陆定一怒斥道：你给路翎写信，说你看了他的作品后，恨不得把自己的作品都烧了，你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烧了没有？现在烧给我看看。全场寂然无声。这位部长仍然怒气不息，又说：你要烧作品，可又拿人民付给你的优厚稿费，你怎么说？这时主席台上不知什么人说了句：都交党费了。部长才缓和下来，说了句：那就好。
就因为这件事，听说杜鹏程被留在北京受了好一顿审查。其实杜鹏程和路翎并不相识，只不过看了几篇路翎描写抗美援朝的小说，颇受感动，激情之下写了这样一封信。杜鹏程是一位在文学上有成就的作家，他曾随彭德怀转战陕北，写出《保卫延安》轰动一时，“文革”时就因为这部作品写了彭老总，受到残酷迫害，以至后来长期辗转病榻，虽然满腹文章却没力气写了。
这次大会虽然有点风声鹤唳，但是我对所传达的内容却满脑子疑惑。丁玲怎么竟会反党？而所举那些据以定为反党的事实，就更荒唐得令人无法置信。说她制造个人崇拜，宣扬“一本书主义”。这是个新名词，过去没听说过。丁玲确实常鼓励文讲所的学员要拿出好作品，写出好书，而且不止一本，现在加上个“主义”怎么就把原意全变了呢？以丁玲这样久经锤炼的老党员，她怎么可能讲出“只要有一本好书，就可以和党要价钱了。这不是天外奇谈吗？还有个制造个人崇拜的例子，就是文讲所挂像的事，这件事从头到尾我都清楚。文学讲习所在一九五三年接待德国作家，在会议室里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的照片，外宾走了以后，照片没有摘下。丁玲并不知道挂像的事。有一天文讲所的逯斐来看丁玲，和丁玲讲起此事，丁玲立刻把我叫了过去，问我看见这些挂像没有？我说看见啦，她有些责备我为什么不向她报告此事，又吩咐我立刻给田间打电话，让把她的照片拿下来。我不明白她的用意，先去把电话打了。第二天我去文讲所时，她又嘱咐我去看看照片是否已摘下？她看出我脸上有些疑惑，才说出理由：怎么能这样挂像呢?还有几个副主席嘛，为什么不挂巴金、老舍的?他们这样做事太欠考虑了。
挂像的事与丁玲无关，而且她纠正了这种做法，这怎么能算她的错误呢？
那时我实在年轻又愚蠢，毫无政治经验，不知党内斗争的厉害，在大会以后召开的支部会上，我竟把文讲所挂像的事从头至尾细说一遍，意在澄清事实。我哪里知道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并不要事实呢！在支部会上并没有人反驳或批评我，但这件事一到作家协会领导那里，我就成为大逆不道了。在开作协全体党员会时，刘白羽站在前边讲话，他说：大家不要麻痹，以为听了传达，思想就都认识清楚了，不一定。说着，他忽然把手指向我，声色俱厉地训斥，说我斗胆妄为，在听了中央的批示以后，居然还敢替丁玲辩护，他问我：你知道那文件下边是谁签的字吗？他又问会场上的人：这样的人不够格做个党员吗？要查查她是怎么入党的。看来如果没有党章管着，我可能当场就被开除掉了。
我没经历过这种阵势，完全吓傻了，低着头，只盼前边的地板裂开，容我钻进去。可是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说的是我亲自经历的事实。丁玲无论犯了多大的错误，但挂像的事与她无关，责任不在她，而且她处理得明智。为什么如此凶恶地不许人说出事实真相呢？其中原委，隐藏很深的内幕，是多少年后才逐渐暴露出的，多少人已经付出青春的代价。但是，从这一次我明白了，有人是以组织的名义颠倒黑白。
一九五六年的风向有些变化，“八大”的召开，阶级斗争的弦拧得不再那样紧。生活显得宽松，也多姿多彩起来。听说丁玲对她的问题正在上告，作协要组织班子复查，而且还让各支部组织人去看望丁玲。种种迹象都显示去年闹得甚嚣尘上的“丁、陈反党集团”可能不是那么回事。我所在的支部也让我随他们一起去看丁玲，我一口回绝。相隔不久，接到丁玲的信，约我到颐和园云松巢（作家协会别墅）去看她。我立刻去了，已经一年没见她，见她精神尚好。我问她：是不是在这里写长篇？她说：写什么长篇，写材料告状呢。我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还不是周扬搞的。我又问：作协这些人怎么一起都跟着？丁玲哼了一声：“不把我打倒他们怎么上去。”我仿佛有所悟地说：“人家已经当上‘八大’的代表了。丁玲冷笑一声说：“未必当得成‘九大’的代表吧。”我问她：这些事能翻过来吗？她说：“我相信中央。”语气很笃定，我的心情也宽松了。她还告诉我，刘白羽已经把她正写的长篇拿去了八章交《人民文学》发表。
看来一切都恢复常态了，多福巷（丁玲居所）又恢复了人来人往。又听说复查小组调查一九五五年检举揭发的人，大多把以前的发言都推翻了，声明是压力下不实事求是的发言，一九五七年春天整风时，作家协会的重头戏是先要解决“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开了三次党组扩大会。周扬、邵荃麟、刘白羽都先后发言，说：一九五五年的批判过火了，“反党集团”之说不能成立，都做了检讨，并向丁、陈致歉。一切如果到此为止就好了！可是命运捉弄人，或者是政治早有安排，丁玲这一生都没有脱离开政治的挟持。形势在瞬息之间就变了，大气候的变化决定着小气候，刚刚宣布不能成立的“丁、陈反党集团”也变了，不但变了而且升了级，丁玲还是个自首变节分子。翻云覆雨不过昼夜之间，这样惊人的帽子一扣，丁玲还有活路吗？
本是名扬四海的大作家，现在又是反党又是叛徒，她将怎样挣扎出这足以使人没顶的惊涛骇浪呢？我终生难忘那一场场批斗大会，实际上“文革”在一九五七年就开始预演了！八月酷暑，天热，会场的温度更热，我却感到后背像背着一砣凉水，下一步还要做什么？我已不能思想。丁玲呢，她进会场时步履还算稳当，陈明一直陪伴她，她们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上百人的目光像无数钢针刺向她。要她回答问题，作交代，却不等说完，就喧闹着：“不要听她编小说！”“放老实点！”那真是千夫所指啊！我不由地想起过去被前呼后拥着的丁玲，两相对照，这是一个丁玲吗？
多少年后才明白了，所谓群众运动，不就是运动群众来撕碎你最后一点作为人的尊严吗？
在这一段时日，丁玲是受尽了污辱和迫害，不仅文艺界批斗，还有社会上。她也软弱过，一次在去参加妇联组织的批斗会时，她哭着和陈明说：我不想去，我害怕呀！陈明只好安慰她鼓励她，在受难的日子里，陈明永远是她精神上的支柱。软弱是瞬间的，她还是挺过来了。如她自己记述的：“人要在寂寞中、孤独中、耻辱中熬炼，熬炼出一副钢铁的意志，和一颗对自己也要残酷无情的铁石心肠才行啊！”
在这一点上丁玲是伟大的，她历尽磨难，但她的灵魂始终坚强。
当那段唾沫四溅、辱骂横飞的乱哄哄日子过后，她被开除出党，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真得重新做人了！她说她还不是从零做起而是得从负数做起。
如何处置她？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对丁玲有过这样一段谈话：考虑到丁玲的年龄，可以不必下去劳动，留在北京或者搞创作或专做点研究工作。还特别提到冯雪峰也是这样处理的，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
丁玲说，这个处理意见曾经让她心动，她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已经在她心里蕴酿多年，书中人物常常萦绕心头呼之欲出，她实在希望这些人物能尽早与读者见面。但是再一想下去，她能留在北京吗？一堵高墙把她围在里面，她和社会不会有任何联系。孤独、愁苦、耻辱将折磨她，使心灵萎缩不堪，在这样处境下，她哪还会有情绪去创作？她决定下到基层去，到北大荒去，她的丈夫陈明在那里。她要自己沉到生活的最底层，在普通老百姓中间胼手胝足，只希望有一天能和普通人一样，光明磊落的生活。
这一年丁玲五十四岁，入党二十五年，从她发第一篇文章算起则三十年了。
丁玲的一生真是大起大落啊！而且每次的遭遇都是死去活来的。她才华过人，有些浪漫气质，追求艺术。记得五十年代在她身边工作时，曾听她谈起年轻时想做演员的故事。她去找戏剧家洪深。洪深看着眼前这位年轻姑娘一身朴素，以为她想当演员是为了寻求生活的出路。便劝她不要轻易去干这一行，如果想找份工作，可以另想办法。看来洪深对眼前这姑娘满怀善意。可丁玲对洪深说：我想当演员是为了实现对艺术的追求，我把它看作一种事业。洪深有些惊异，而且被她语气的热切打动了。便介绍她到上海去找田汉。丁玲还真的在明星公司的水银灯下试过一些镜头，田汉希望她留下来，但她不能适应电影圈里那种生活方式，男男女女整天演戏似的打情骂俏、搂搂抱抱，这些行为令她厌恶，无法接受。她谢绝田汉的挽留，逃离似的又回到北平。讲完这段经历，她哈哈地笑着说：当初若是留下演电影，今天很可能就是吴茵了。
明星梦破灭以后。她转向写小说了。这时期她的心情有些彷徨、焦躁，大革命失败了，期待落空，她感到迷茫。梦想的破灭，使她愤世嫉俗。在这样心态下，她写了《梦珂》寄给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叶圣陶是在来稿中发现这篇东西的，立刻给作者写信，请她继续寄稿。丁玲又写了《莎菲女士日记》寄去。《小说月报》均以头条位置刊出。丁玲在文坛上可以说一炮走红，名声大震。她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我一出台就挂头牌。”她非常感激叶圣陶，终生都视叶老为师，凡有叶老在时，丁玲绝对是末座相陪。
在写作上，丁玲似乎找到了灵魂的依托和归宿。不久她和胡也频去了上海，参加“左联”。丁玲说：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受了胡也频的影响才革命的。实际不是。我十八岁从家乡湖南到上海，在陈独秀、李达等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校读书，接触过瞿秋白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丁玲说：在北平时胡也频对革命没什么接触，她只是一个爱好文学的热血青年，和沈从文是好朋友，他写的文章，沈从文拿去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丁玲说她自己从来没有在北平的报纸上发表过文章，她恨透了京派文人。胡也频是受了丁玲的影响接触左翼文学，进而参加革命的。丁玲说，胡也频的优秀之处，就是他一旦接受了、参加了，就奋不顾身。而自己在这方面不如胡也频。她虽然接受革命较早，但感到自己生性自由惯了，生活上喜欢随意一些，害怕不能适应党内纪律的束缚，她愿意在党外，用自己的创作为左翼文学贡献力量。
丁玲到上海的几年，创作上硕果累累，轰动文坛。这可以说是她人生的第一个高峰吧！命运的起伏处，厄运也就等在前边了。
一九三一年，胡也频被捕牺牲。丁玲说，胡也频的牺牲激励了她，她感到了自己不能再在党的外边徘徊，她应该参加进去，入党。这是在丈夫牺牲以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作出的决定，这个行动称得上悲壮。她还说，她既然决定参加了，也就不会再回头。
从她波折迭起的一生看，证实了这一承诺的坚定。
一九三三年，丁玲也被国民党逮捕，在南京软禁三年。这三年经历，严重地影响了她，构成她一生中心灵上一道挥不去的阴影。国民党是迫于国内和国际上舆论的压力，不敢公开关押审讯她，改为软禁政策。丁玲始终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拒绝为敌人做一点事，国民党宣传方面的头子张道藩亲自邀请也不答应。只一心地千方百计找党的关系，一旦接上了头，冯雪峰让张天翼从南京把她送到上海。冯雪峰本有意让她争取个公开身份，留在上海工作，她却一心只想到陕北“苏区”去。最后由聂绀弩护送她到西安。恰好潘汉年刚刚由陕北出来，听说丁玲到了西安，马上去找她，动员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到法国去为党工作。她不为所动，无论潘汉年怎么劝说，她都拿定主意，铁了心只想去陕北，谁都知道，红军长征刚刚到陕北，革命正处在十分艰苦的阶段。
一九三六年丁玲到了陕北保安，中央所在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热烈地欢迎她的到来。丁玲说她去见毛主席，毛主席见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和杨开慧是同学噢！丁玲到保安后住外交部招待所，毛主席常在黄昏时刻到她住的窑洞里聊天，聊天最是丁玲的所好所长，她说：毛主席一条腿支在炕沿上，背靠墙壁，海阔天空什么都谈，谈《红楼梦》时，甚至说贾宝玉可以成为革命者。周小舟当时毛主席的秘书，也常跟随一起来聊天，毛主席问丁玲到边区后想做什么？丁玲说想当红军，到前方去，毛主席很高兴，赞赏说：好啊，杨尚昆要带个工作团去前方，你就随同一起去吧。丁玲到前方后写了一些报告文学或速写。其中《彭德怀速写》一篇，今日读来仍是脍炙人口的好文章。丁玲在前方时，刚刚发生了“西安事变”，她正准备迎接新年时，一天聂荣臻司令员忽然交她一封电报，这就是那件流传得很广的毛泽东赠丁玲的那首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胧山东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读过电报后，丁玲又惊又喜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一首词竟用电报发到前方，可见毛泽东对丁玲到来的高兴程度。
丁玲回延安后，去见毛主席，向毛主席道谢，并表示遗憾，没有手迹。毛主席立刻找张纸，把原词抄了下来送她。丁玲非常珍惜这一份不同寻常的礼物，她担心战乱的环境不保险，怕会丢失，于是她把这幅字仔细包好，寄到重庆，请胡风代为保存。胡风知道这份托付和信任的分量，他那时没想到四十年间，自己会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几经迁徙流放，这幅字竟奇迹般保存下来了。一九八一年完璧归赵。这种对朋友的信义，是十分难得的。
丁玲对胡风一直心存感激。当年丁玲在延安，凡有作品寄胡风，胡风总设法把稿费寄给丁玲在湖南的母亲。丁玲把这份情谊看得很重。但是五十年代全国都在声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丁玲不管内心如何想，她都只能一个调子去批判了。对胡风她内心肯定有歉意，尤其在看到归还的毛泽东手迹以后。陈明在一次会上说：关于胡风的文章已列入丁玲写作计划，并且让秘书找来当年她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批判文章。只是还未动笔人便住进了医院。假如她能早些做这件事，写一篇像回忆瞿秋白那样的美文，文坛不是又增加一道亮丽的风景吗？
丁玲到陕北最初几年，可以算做她人生旅程上第二个高峰，是她生命最昂扬的时期。当红军，到前方去，结识了许多领袖人物、开国元勋，像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几位元帅。抗战起后，她又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辗转晋察冀，博得很好声誉。一九三九年重回延安，渐渐地生活似乎不像初到陕北时那样单纯了，有人嫌她傲气，说她看人时眼睛从人的头顶上望过去。丁玲也说她自已处事不周全，弄不好人际关系，而且开罪了江青。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给了丁玲请柬，但是恰好保育院捎信来说她女儿病了，她已和党校借好马。如退掉再借就很麻烦。她没有出席这个宴请，被认为是对婚事的态度。事后丁玲登门，本想去祝贺，进门后毛主席看见她竟面无表情，不打一声招呼。倒是江青给点面子，出来应酬，毛主席则走到院子里去了。另外一件事，便是她那篇到一九五七年还要“再批判”的获罪文章《三八节有感》有一句：“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这被认为是讽刺江青的。
《三八节有感》虽然在延安引起轩然大波，但在整风中毛主席保了丁玲。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同，丁玲的文章有批评也有建议，而王实味是托派。有此话，两人的处境当然就有极大不同。
丁玲是十分感念毛主席的。五十年代常听她说：毛主席是真正懂文艺的。还说：毛主席了解她。当她从山西回到北京后，我曾问过她，知不知道《文艺报》的“再批判”按语是毛主席修改过的？她说：当然知道，毛主席的文笔我们很熟悉，一看就明白了。她可没有说她明白以后，是种什么样的心情。
《三八节有感》，一篇小文章，但造成她心理上的影响和压力却很深远，几十年后在她的日记中还记有：“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读她这段刻骨铭心的自白，对解读她晚年的心境，是否可以增加一点了解和体谅呢？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有过几年辉煌，不过很短暂。一九五二年让她来领导全国文艺整风，这可能种下祸根。我曾想过，解放初期她主编《文艺报》时，气势太凶猛，得罪了一些人，尤其是合作者陈企霞，我不熟悉陈企霞，只感到他太锋芒毕露，使不尖锐的矛盾也尖锐起来。
按理说，丁玲是不该对别人构成威胁的。她没有当官的欲望，只有创作的雄心，名作家意识。抗美援朝时，她送巴金等一批作家去朝鲜前线，她因为职务在身走不开，当场就流下眼泪。五十年代我看过她写给乔木的一封信，也是希望能卸掉职务，让她搞创作去。我记得她的信里有一句话，说：五十岁对女同志是一个痛苦的年龄。那时我年轻，不懂为什么五十岁对女同志会痛苦，因此印象深刻，记住了。
丁玲在北大荒一待十二年，其中一九六二年，作家协会曾想让她回到北京，但丁玲不想离开北大荒，她在那里熟悉了，人们也逐渐了解了她，老百姓觉得老丁这个人不错。加上王震将军的关注，农场给了丁玲可以写作的条件，僵死的心开始复苏，她又可以用笔了。
没料到的是来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在丁玲身上会施行什么样的专政，是不难想像的。看到她每天受的折磨，有好心的人曾说：这哪是人过的日子？还不如死去吧，死了就不再遭罪了。丁玲当然不会去死，她有自己的生死观。想不到的是厄运反而解救了她。北京来了人，带走她，把她关进秦城监狱，一关五年，最后无罪释放，发配山西长治嶂头村，说是每月给八十元生活费养起来。
她这一生两度坐牢，有人讽刺地说：三十年代坐牢，因为文章是红色的；七十年代坐牢，文章成为白色的了。
坐国民党的监狱，虽说也愁苦深重，但更难过的是解放后的冤狱，对她身心摧残更甚，自家人不认自家人的痛苦，是双重的又冤又苦。
终于等到七十年代末，熬过廿多年的雨雪风霜，生活似乎露出曙光，她又回到北京。虽说社会上正在形成一种较宽松的文化氛围，但文化的形势对丁玲并不轻松，她将怎样应对？我感到当时在她心里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找一个伸展自己和表达自己的机会。
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七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丁玲的《重印前言》，当时她还没有安家，住在友谊宾馆。我去看她时，她问我读到这篇文章没有？听我回答已读过，她又问：听到什么反响吗？我说：这是你的亮相文章，当然都十分注意。她问：都有哪些议论？我告诉她：有两种看法：一是不相信：她立刻追问：不相信什么？我说不相信你说的是真话。还有一种就是不理解。她问：你是哪一种啊？我直率的说：第二种。我不能理解你蒙冤受屈，死去活来折腾二十多年以后，怎么还有红卫兵的感情，为毛主席而冲锋陷阵，为毛主席而写作。她说：我当初写作时就是这种感情，这是历史事实无法改变。我说：可你这篇文章是现在写的啊！她沉默有顷，笑笑说：；看来这二十几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
我倒是认可她的说法，但政治进步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我不清楚。
丁玲了解吗？她是大作家，她长期受极左政治的残酷迫害，受的苦难太深太重，社会对她有种期待，似乎她最有资格，也理应用文学去反思和控诉，这场整个民族空前地、集体性地所经历的磨难。但丁玲没有迎合这种期待。她重返文坛拿出的第一部作品是《杜晚香》（这里不评论这部具体作品），另一部作品是《牛棚小品》。记得她刚写完《牛棚小品》后拿给我看，我为之倾倒。一个七十多岁的人，仍葆有青春少女的情怀，写她和陈明在没有生活自由，极端艰难困苦环境下的真挚情感，非常动人。但她自己却宣称：还是应该多写《杜晚香》这样作品，建设四个现代化需要更多杜晚香这样的人物。看来这更像一场政治的选择，而不是一场文学的选择。
丁玲的后半生一直受政治环境的挤压，她在给文学青年做报告时却说：作家是政治化的人等等。这些表述，因文坛上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被稍加引伸，于是这位文学界的头号右派丁玲，忽然之间成为舆论上的极左人物。这真是开历史的玩笑。
但是说实在的，那时我对丁玲也有许多不解之处。我曾和人说，我心目中有两个丁玲。那个作家的丁玲是最真实的存在，从写出《苏菲女士日记》到《我所认识的瞿秋白》这样文章的人，能和“僵化”“极左”这样的座位挨边吗？
有一次旅美华裔作家於梨华来拜访丁玲，丁玲那时还住在友谊宾馆。丁玲和她谈起北大荒的生活，讲自己养了几年鸡，几乎成为饲养能手，讲了很多饲养方面的趣事，讲得很有兴头。於梨华却听得很难过，很激动。她说：丁玲是世界知名的大作家，怎么竟会让你去养鸡呢？这不是对天才的糟蹋吗？你又怎么忍受得了呢？
於梨华一连串的问，丁玲沉默有顷才回答：我爱我的文学事业，但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可以在任何处境下去做任何事情。我在延安参加过大生产运动，劳动对我不是负担，我要求自己不把这看做耻辱，我是作家，在基层生活更亲近了人民，从另一个角度看，倒是难得的收益。
对丁玲类似这样一些话，有段时期，我总在心理琢磨、犯疑惑，在经历过这样生死大难以后，她怎么会是这样一种心态？明明是不公平，怎么还故作姿态，说她是矫情，又不像。有一次作家协会开党的生日纪念会，丁玲在会上十分动情地说：党和马克思主义，是我青年时代的追求，经过多少挫折和徘徊才找到的，在任何处境下，我对党都不会有丝毫动摇。我何必诉苦，也不必去理怨，我受难，党不也在受难吗？党员对党只能一往情深，不能和党算账，更不能讲等价交换。
她讲得真诚，我很受感动，从我的了解，丁玲不是虚伪的人，更不是善于做戏的人，这些话她是从心底发出的。
还必须考虑另一点，那就是缠绕在她身上的锁链并没解开，她回到北京时，虽然已是“右派”改正的高潮，但丁玲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纠缠的仍是南京那段“历史问题”。这压在心上的沉重石块不能不影响到晚年的心境和往事。一个人几十年都处在要为自己申辩这样的状态，这就不能不使她十分谨慎，分外小心。即使如此，她那个“历史问题”仍然一波三折。丁玲晚年十分注重自己的政治气节，一九八四年八月中央做出《关于为丁玲恢复名誉的通知》，重申一九四O年结论正确，推倒加在她身上一切不实之词，承认她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丁玲是在医院里看到这个通知的，看完后，她和陈明说：现在我可以死了。
这是一句感情至痛之言。
瞿秋白曾说：“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的一生证实了这个辉煌的人生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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