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日维新惨败之后 1898年9月21日,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日子。在这一清晨,慈禧太后果断采取措施,软禁了光绪皇帝,下令逮捕康有为等。康有为等在列强的帮助之下逃离大清国土,走上了流亡之路。一个星期之后,被捕的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这标志着清王朝一次变法的失败,也宣告了一次历史机会的丧失。
百日维新惨败之后,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倒退时期。除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之外,戊戌新政几乎全部废除。维新运动中的活跃分子有的被杀、有的被关,幸存的漏网之鱼也往往胆战心惊,在恐惧中闭上了嘴。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士大夫往往以柔顺取容,由维新转向守旧,社会文化的大潮在一夜之间转向保守。正如有人所描述的:“杀才六人,已寒支那之胆;变甫数月,咸死衿缨之心。北京士大,戒谈国事;�庠学子,群咏太平。”(《八月六日朝变大可痛说》,《新知报》第74册。)然而,考察清末知识分子成长的历史,这却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刻。因为在这一背景上,至少有几件事值得注意:
一、抓捕与屠杀使一些维新派人士成了流亡者,被迫走上了独立之路。众所周知,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人格需要独立的地位为依托,如果匍匐于君主脚下,寄身于庙堂之中,依附于专制制度,它是很难实现的。如果维新派诸君子不是遭此惨败,如果他们的维新事业一帆风顺,试想,他们将是何种状态?大概不难想象,他们会是得志的臣子,飞黄腾达,却仍然依附于皇权,全部理想都通过皇帝得以实现。变法的惨败却使这一切都不再可能。尽管康有为仍然紧抱着皇帝的牌位不放,但流亡的现实却清楚地昭示着:他们的确成了“丧家之犬”,而且被搜捕追杀,只有依靠外国人的帮助才得以幸存。流亡,使他们与清王朝的依附关系断裂了。这是一种痛苦的断裂,也是被迫的独立。就像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他们在不情愿的情况下独立了。在异国的文化环境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完成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
二、清王朝最终未能逃过变法维新,被迫开始了一系列改革,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了新的文化环境。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残酷镇压戊戌变法,本以为便可保持大清江山的稳定,却未想到西方列强会以各种方式干预大清内政。一些西方国家不仅公然站在“维新乱党”一边,甚至要干预皇帝的废立。朝廷杀的是中国人,要废的是中国皇帝,需要外国人说三道四吗?这就加剧了清王朝与列强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慈禧向列强宣战,也必然导致了八国联军进北京。经过庚子之乱这一戏剧化的过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慈禧太后一下子变成了改革者。维新派因为改革而被杀、被关或者逃亡海外,而他们的改革计划却在慈禧手中一项项得到实现。1901年,慈禧就下了“罪己诏”,摇身一变成为变法的领袖,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与鼓励私人企业、改革军制一起提出的重要内容就是废除科举、设立学堂、鼓励出国留学。他们实行改革的目的当然不过是为了缓和矛盾、延长旧统治的寿命。当康有为们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改良的时候,他们是无法容忍的;当人们因为和平渐进的路径已被阻塞而不得不走向暴力革命的时候,他们却愿意进行改革了。这大概是一个规律,不到最后的关头,统治者总是不愿意妥协。而当他们决心做出妥协的时候,却常常为时已晚。但无论如何,清末新政造就了思想文化上的新环境。在这其中,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都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关系重大。
二、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读书人的新状态
如果放在前现代的历史上考察,应该说科举制是一个不错的制度。它至少在形式上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使平民子弟也有可能进入上流社会,因而打破了社会阶级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但是,它的消极作用也是明显的:
首先,它把读书人紧紧系于仕途,在科举指挥棒的引导之下,读书人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而是成了官僚阶层的预备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学问不过是敲门砖,读书不过是进入仕途的手段,目的是做官。所以,思想和行为都要适合于官场的规范,养成了对官场和经典的双重依附。
其次,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形式,科举制的应试教育严重窒息了人们的思想活力。清代科考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和试帖诗。童试首场、乡试首场、会试首场的八股文都是在“四书”中抽取词句为题。乡试第二场、会试第二场的八股文则都以“五经”的词句为题。考生必须顺着两千多年之前讲这些话的人的思路,模仿他们的语气写作,这就是所谓“代圣贤立言”。代古人说话,就只能讲古人知道的事,八股文不能涉及孔孟以后的世事。因而“但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271页,中华书局,1981。)在明代,八股文末尾还有“大结”,允许考生自由发挥,触及现实,字数从几十到一百不等。到清朝康熙年间,八股文的“大结”被取消,更失去了惟一有可能稍作自由发挥之处。试帖诗是清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增加的考试内容。它的特点是完全脱离现实,高度形式化。一般都是从前代的经、史、子、集中抽取一些词语为题。音韵和用典都有严格要求,动辄犯忌。作者不能议论褒贬,抒发己见。这种考试有利于培养思想僵化的卫道官员,却很难培养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并不奇怪,因为应试教育的目的本来就不只是选拔人才,而是同时扼杀那些注定不能被选拔重用的人的聪明才智。
众所周知,并非所有读书人都能敲开官场的大门。那些被淘汰者是否能成为知识分子呢?事实上,因为科举应试的训练,他们的头脑已大多僵化,很难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落第的考生像失意的官员一样,常常表现出某种批判意识,,却往往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委屈和牢骚。对于科场上的被淘汰者而言,他们的出路不外两种:一是躲进山林,成为超脱世俗的“隐者”;二是设馆授徒,从事基础教育。对于前者而言,出世又有真假之别,真出世者已经无须谈起,因为他们已从社会消失;假出世者的“终南捷径”最后仍然直指庙堂。对于后者而言,由于读书以科举为目的,教育与官场紧密连接。在政教合一的科举教育体制之下,塾师所能做的,不过是机械地传授规定的知识。科举杠杆限制了教育的独立性,自然也不再有创造性。即使偶尔有个别情况,思想成果也得不到传播。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难以诞生的。
废除科举制本是维新运动的重要议题,但这一议题并未因维新运动的失败而长期拖延。就在1901年1月清廷宣布改革并且号召大臣提出建议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连续上奏章,建议重新推行戊戌变法时期兴办新学和改革考试的措施,要求逐渐废除科举。1901年8月,朝廷命令废除八股考试,科举和童试都基本按戊戌变法时颁布的制度进行。9月,朝廷又命令切实整顿京师大学堂,并按戊戌变法时的规定将各地书院改为学堂。此后几年中,经过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一再请求,朝廷于1904年1月宣布,从1906年起逐年减少科举名额,到1912年将所有名额都拨归新式学校毕业生。在重重危机面前,张之洞、袁世凯等深感逐步废除科举的方案为时已晚,因而强烈要求立即停止科举考试。朝廷最后终于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在1905年9月宣布所有乡试、会试、岁试和科试一律停止。于是,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
科举制的废除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意义重大:首先,它切断了读书人与八股、经典、国家体制的必然联系,使读书人的前途不再系于经书和官场。当然,一些读书人的确为此后的道路感到茫然,为十年寒窗的奋斗目标突然消失而无比痛苦,但是,失落和痛苦却是伴随着某种解放。他们不必再进行八股文的训练,不必再死守经典,不必再为生存而拥挤于科举这座独木桥。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非常陌生的新道路。其次,它改变了教育状况,使中国教育开始向现代转化。在科举时代,即使是“私塾”,也只具有私人性的办学形式,而教学内容必须是国家指定的。四书五经是固定的教材,教师的讲解不能离经叛道,因而不可能通过教学培养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科举制废除之后,情形就不同了,学校的培养目标不再只是官员预备队,而是各方面的人才;教学内容自然不再只是经书,而是包括了来自西方的许多学科。办学堂以西方为榜样,而西方的教育是独立的,教学内容是丰富的。中国的学堂虽然不可能一下子获得这种独立,但它毕竟不同于已往的科举,因而使教育者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独立创造和传播的空间。
然而,仅仅废除科举是不够的,看一看科举制废除之后中国学堂的情景,我们就会看到,国家规定大学堂毕业相当于进士,中学堂毕业相当于举人,使学堂成了变相的科举。于是,过去读书是为了功名,现在上学堂依然是为了功名,国家权力的介入使学堂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成为独立自主地培养人才的地方。因此,学堂对科举的取代并未从根本上使中国文人获得解放,也不可能因此而使中国传统文人蜕变成现代知识分子。国内知识分子的大面积成长需待专制制度的废除。
三、留学潮与知识分子的成长
讨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不能不论及留学生群体。如果说国内读书人的蜕变是在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的背景上开始的,那么,国外的留学生就具有更多的条件获得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世纪之交,清王朝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由于种种原因,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的主要聚集地。据统计,1901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只有300人,到1905年就达到了8000人,到1906年达到13000人。留学生之所以大量聚集于日本,一来日本是变法成功的榜样,二来也由于日本是中国近邻,而且留学费用较低。这些留学生并不都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而来,而是与国家提倡留学并给予留学生的待遇有关。尤其是新政开始之后,朝廷已经明确宣布,科举三届裁完,出国留学显然是新的出路。对于清王朝而言,派出留学生,目的本是为王朝培养具有现代知识和技术的服务人才,以巩固王朝的统治。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留学回来的大多数,不是王朝的维护者,而是它的掘墓人。
留学生来到国外,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新的环境中,他们受到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冲击,而且直接面对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价值理念。这一切与他们熟悉的中国传统不同,但他们往往无法抵抗诱惑,因为比较是不可避免的,比较之后更难免要重新选择。因此,他们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必然产生了新的理想和追求。这从他们翻译和印行的著作就可以看到,比如,卢梭的《民约论》、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孟德斯鸠的《万法精意》、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社会学原理》、《女权篇》、达尔文的《天择篇》、《物竞篇》、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美国独立战史》、《佛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史》、《意大利独立战史》、《华盛顿》、《林肯》、《无政府主义》、《社会党》、《虚无党》……在这样一些著作影响下,无论他们本来具有什么样的基础,无论曾经如何打定主意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不受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最终都不能不接受一些现代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形成一些新的理想和价值观念。
他们中的一些人本来也曾有过中央大国子民的自豪,也曾有过皇恩浩荡的感恩心理和为大清报效终身的决心,但在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在现代国家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状态的比照下,那些自豪与决心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形成新的抱负,甚至以孟德斯鸠和卢梭自居,以罗伯斯庇尔和华盛顿自居,立志改变中国的社会,使自己的同胞也过上人的生活。一切都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衰败的清王朝为了挽救自身的衰败而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回来的却不是它的挽救者,而是与它完全不同的一个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影响了他们,使他们纷纷告别古老传统,而开始了新的追求。
在世纪之交的特定背景上,奔赴海外的留学生不仅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和先进文明的诱惑,同时还面对两个特殊的因素:一是流亡海外的维新人士的思想影响。变法失败之后,维新运动的活跃分子有的被杀,有的被关,但康有为、梁启超等却逃到了国外,并在国外继续宣传他们的主张。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自1894年之后就在海外活动,进行反满革命的宣传。当留学生大量涌现之时,他们也及时加强了在留学生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一代学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国外,不能不受他们的影响。这两种力量的主要成员本身就是正在醒来的知识分子,而他们的宣传又进一步唤醒更多的人,使他们在异国自由的环境中形成了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从传统的读书人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化。
四、革命浪潮的推动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由于改良的惨败,一些维新派的人士开始转向革命。比如,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秦力山等,本来都属维新派,而在这个时期已对清王朝不抱幻想,毅然走上了革命之路。
回顾这段历史,也许那一代人绝望之下的不合作态度未必是理智的,但对于谭嗣同们的追随者和同情者来说,清王朝表示愿意改良固然可喜,但跨过六君子的尸体而与刽子手们握手言和,去维护他们的血腥统治,的确很不容易。和平改革需要条件,如果统治者手上还滴着鲜血,被屠杀者及其亲朋好友就很难“相逢一笑泯恩仇”。正因为这样,一些维新派成员面对清王朝实行新政的诚恳姿态,仍然纷纷走向了革命。当历史过去之后,人们当然可以在反思中发现革命代价惨重,甚至因此而“告别革命”,但是,革命往往不是人为呼唤的结果,也不是说告别就能告别的。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正是顽固的统治者对维新派的镇压把中国逼上了革命之路。可以说,当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自己决定了最后的命运。那些自立军的成员,那些拒俄义勇队的成员,本来多是改良派,但当他们在战友的新坟前鞠躬告别,登上逃往日本的客船时,大多成了革命派。今天那些指责他们过激的人,是否应该想一想他们的感受?跪地求饶也许并非没有活路,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跪着活的。
对于专制制度之下的臣民来说,走向革命,意味着从王朝体制内彻底独立出来。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关键的一步。
1903年前后,留学生中的革命思潮开始波浪翻涌。他们不仅通过书报制造革命舆论,而且组织革命团体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作为重要的思想事件,最先以响亮的声音引人注目的是邹容。他的《革命军》于1903年5月在上海出版之后,曾经风靡一时。章太炎说:“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容墓表》,《辛亥革命》,第一册,第365页,神州国光社,1953。)因此,有人认为此书“适合当时社会需要,几于人手一编,卒赖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冯自由:《革命军作者邹容》,《革命逸史》第二集,第49页,中华书局,1981。)在《革命军》中,邹容猛烈抨击专制制度,热情鼓吹革命,而且指出:“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之加坡拿里,为国民增祸乱。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争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他揭露了满清统治者的腐朽、落后和残暴,呼唤人们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使中国人摆脱奴隶状态,而成为国民。“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曰奴隶也,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居处,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他赞美西方民主革命的成就,宣传自由、平等和人权的观念,展示了一个根据现代国家理念建立起来的中华共和国的蓝图:“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主权利。”“各人权利必要保护。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革命军》虽然有失于民族情绪,但它对一代人的觉醒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标志着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并且显示了他们的思想高度。与邹容同时引人注目的还有陈天华。陈天华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世纪初的民族主义者与后来的民族主义者大不相同。他的《猛回头》和《警世钟》(《辛亥革命》第一册,第112―170页)不仅指出中国在列强的侵略下的危亡局势,唤起人们为改变这种局势而斗争。而且告诉人们,“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倘若舵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由此可见,他同样已经具有现代的国家理念。
就在革命形成高潮之际,思想界爆发了革命与改良的论战。论战促进了一代人的思想解放,使他们开始思考一些过去从未思考过的重大问题:保皇与革命、君主与民主、激进与渐进……争论的意义不只在于弄清是非,还在于使一代知识分子意识到,国家的命运原来是可以这样讨论的,包括面对最高统治,也可以考虑它是否合法、是否必要、如何改变它,等等。这种讨论非同小可,因为在这样的讨论中,统治的合法性开始接受质疑和论证。
正因为这样,随着论争的深入发展,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形成和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