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云霞出海之后便是红日中天，那时的豪放诗颇有一番拔剑四顾而豪气干云的气象。大约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力与创造力都处于一种巅峰状态吧，边塞诗不必多说了，诗中尽是建功立业的雄心，杀敌卫国的壮志，奔流的是英雄的血液，跃动的是壮士的肝胆。中唐的李贺，尽管他是一介书生与病夫，如台湾名诗人洛夫《与李贺共饮》一诗所说的，“哦，好瘦好瘦的一位书生／瘦得／犹如一支精致的狼毫”，但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金鳞向日开”，他的《雁门太守行》仍有大时代豪放诗风的余绪。李白也不用多说，虽然他多的是壮志不伸的苦闷与愁情，但他的豪气在诗中表现得也是足够牛B的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黄河的注册在案假冒必究的永久性商标，黄河也当以李白为它作广告而骄傲：“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李白豪放性格的自我写照，他也够得上称为唐代的第一傲骨了。宋代的豪放词呢?北宋苏东坡开宋代豪放词的先河，其个性之俊爽豁达和笔力之天风海雨，不仅见之于咏叹历史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见之于抒发个人之情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至于南宋的张孝祥、陈与义、辛弃疾、陆游、陈亮、刘克庄等人，更是一支豪放派的劲旅大军，苦难的外侮深重的时代，造就了一批这样的志在恢复中原还我河山的诗中豪杰。宋亡之后是异族入主中原的元代，读书人像遇到了大荒年一样几乎颗粒无收，大多数元曲家栖栖惶惶，退隐消沉尚且来不及，怎么也该无法重拾唐宋的雄风吧?
事实却出乎人们的预料。除了“通俗明快”、“清丽深婉”之外，“豪放”之风竟然也吹遍了前期与后期的元代的曲坛，以致读者和文学史家们都一致认定，元曲中虽然多格并存，但“豪放”是散曲总体上极为鲜明的风格特征，如同当代曲学专家任二北在《词曲通义・性质》中所说：“词以婉约为主，别体则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则为婉约。”无论是诗或是词与曲，我喜欢杏花春雨江南，也倾心白马秋风塞上。我欣赏阳刚之美的壮士横刀，也有情于阴柔之美的美人挟瑟。特别是人生在世不称意之际。或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之时，我更愿慨当以慷地高吟豪放派的诗章，让滔滔的激流冲刷胸中的块垒，让熊熊的烈火烧沸心头的热血。除了唐诗人宋词人，元代的曲家们也早已为我们歌一曲了。且让我们前去匆匆观礼。并且作倾耳之听吧。
在对雄山丽水的描绘歌唱中抒发自己的胜概豪情，唐宋两代的诗人词家已经留给我们太多美好的记忆，以致我们朝夕回味那些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的壮语豪词，就像在晨光中青灯下翻检自己秘藏的珍宝。而元曲家呢?他们固然有“残花酝酿蜂儿蜜，细雨调和燕子泥”(胡祗通：[中吕・阳春曲]《春景》)的轻柔，有“青山衔好月，月桂吐香风。中，人在广寒宫”(张可久：[越调・寨儿令]《西湖秋夜》)的清丽，有“一江秋水澹寒烟，水影明如练。眼底离愁数行雁”(倪瓒：[越调・小桃红])的幽远，但他们也有登山临水的豪迈超旷：
天机织罢月梭闭，石壁高垂雪练寒，冰丝带雨悬霄汉，几千年晒未干。露华凉人怯衣单。似白虹饮涧，玉龙下山，晴雪飞滩。
――乔吉：[双调・水仙子]《重观瀑布》
长江浩浩西来，水面云山，山上楼台。山水相辉，楼台相映，天与安排。诗句就云山动色，酒杯倾天地忘怀。醉眼睁开，遥望蓬莱：一半云遮，一半云埋。
――赵禹硅：[双调・折桂今]《过金山寺》
三高祠下天如镜，山色泻空漾。莼羹张翰，渔舟范蠡，茶灶龟蒙。故人何在，前程那里，心事谁同?黄花庭院，青灯夜雨，白发秋风!
――张可久：(黄钟・人月圆]《客垂虹》
乔吉的咏瀑布之曲，直欲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媲美。李白之作名动当时而且名传后世，如果没有不凡的身手，就不必不自量力地去和诗仙较劲，那样只能“不比不知道，～比吓一跳”。乔吉后生可畏，他的写瀑布之曲，竟然追上了李白的背影。他先以四句写瀑布是织女的“天机月梭”织成的白色绸缎，然后以三个富于动态的比喻收束全篇。全篇以博喻构成，雄浑之气与壮丽之色相融相洽。镇江西北金山上的金山寺，是前人多所登临咏唱的壮观，王安石《登金山寺塔》有道是：“数重楼枕层层石，四壁窗开面面风。忽见鸟飞平地上，始惊身在半空中。插云金碧虹千丈，倚汉峥嵘玉一峰。想得高秋凉月夜，分明人世蕊珠宫。”元代诗人、散曲家冯子根《登金山》也说：“双塔嵯峨耸碧宫，烂银堆里紫金峰。江流吴楚三千里，山压蓬莱第一宫。云外楼台连鸟雀，水边钟鼓振蛟龙。问僧何处风涛险，邓璞坟前浪打风。”赵禹硅的这首小令也颇负盛名，历来为人所称道，可见元代文人的社会地位虽然普遍低下，但自然界的胜状同样也能鼓动他们的豪情而向前人挑战。
不过，元曲家的豪放之作，与唐诗宋词中的豪放之作毕竟还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张可久本是“声传南国，名播中州”的元曲的“清丽派”的代表人物，今存小令八百六十八首，套数九套，占现存元散曲的五分之一，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就称他的曲“清而且丽，华而不艳”，但是他别调独弹，也有一些颇为豪放的作品。如[双调・折桂令]《次酸斋韵》：“倚栏杆不尽兴亡，数几点齐州，八景湘江。吊古词香，招仙笛响，引兴杯长。远树烟云渺茫，空山雪月苍凉。白鹤双双，剑客昂昂，锦语琅琅。”他状眼前之胜景，发思古之幽情，豪放之中已经不免有“苍凉”之感了，在上引的《客垂虹》一曲里，在清华之中虽不乏山水空潆水天如镜的豪放浩渺，然而，“前程那里，心事谁同”的前路茫茫的叩问，“黄花庭院，青灯夜雨，白发秋风”的凄然欲绝如箫声呜咽的尾声，已经透露了元曲的豪放不同于唐诗宋词的豪放之别样消息。
豪放是元曲的基调与底色，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如同一条大江是由许多溪流汇聚而成的一样。元代是蒙古族南面而王的时代，从北方吹来的是大漠的朔风，蒙古民族的粗豪不羁之气。明人王世贞曾经回顾说，“大江以北，诗有染胡语，时时采人”。蒙古族与生俱来与天地同在的刚劲剽悍之风，自由进取之力，奔放豪宕之态，以及他们的语言与语言方式，在开放的社会与融合的民族中，对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审美风尚当然有深刻的影响，如成吉思汗帐下的文臣谋士耶律楚材，他是契丹人，也是汉化了的儒生，但半生金戈铁马，而且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其作品也飞扬着一股大漠雄风，如《阴山》一诗：“八月阴山雪满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松桧丛中疏畎亩，藤萝深处有人家。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同时。散曲是从民间兴起的文学样式。刚健清新本来是民间文学的主要标志，而曲是表演于勾栏瓦肆，其表达更需直接痛快，而通俗与爽健正是散曲的民间原生形态，好像山野中奔流的溪水与怒放的鲜花。此外，文人们的社会地位普遍低下，他们多数人处江湖之远，而无法跻攀于庙堂之 高，因而心灵也更为自由，思想也更为开放，他们怀疑和修正宋儒们所倡导的理学，对传统观念表示反叛与否定，那种真实的个性与自由的感情之奔进式表现，自然也是豪放曲风形成的重要元素。
然而。元曲家的豪放风格，毕竟与唐诗人宋词人的豪放诗风词风有所不同，就像同是骏马，胡马与川马二者有异，同是牡丹，姚黄也与魏紫有别。元曲家的豪放豁达，骨子里浸透的是由于失落与无望所带来的苦涩，是看透了生命无常万缘皆空的悲凉。豪放是外观。悲苦是灵魂。谓予不信，请先看少数民族诗人薛昂夫的[双调・水仙子]《集句》：
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人间纵有伤心事。也不到刘伶坟上土。醉乡中不辨贤愚。对风流人物，看江山画图，便醉倒何如?
名超吾号九皋的薛昂夫，是西域回鹘人，即今日新疆维吾尔族人，本名薛超兀儿，汉姓为马，故又称马昂夫或马九皋。先世为西域人，他本身由于出身的关系也算仕途顺达。他曾求学于宋末豪放派诗人刘辰翁，王德渊为他的诗集所作的序言中，说他“诗词新艳飘逸，如龙驹奋迅，有并驱八骏一日千里之想”。诗如此，曲亦然，他的散曲意境阔大，气象豪迈，飞扬的不是起于青�之末而是大西北之漠的豪放雄健之风，如“回首有情风万里，渺渺天无际，愁共海潮来，潮去愁难退”([双调・楚天遥过清江引])，如“周郎赤壁鏖兵后，苏子扁舟载月秋，千年慷慨一时酬”([中吕・阳春曲]《隐居漫兴》)。上引的《集句》是集句成曲。集句，是选取经史典籍中的古人诗文成句，围绕新的构思组织编排为或诗或词或曲的新的作品。薛昂夫此曲，首二句集唐诗人陆龟蒙《和袭美春夕酒醒》：“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中二句集唐诗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之“人世几回伤往事”，和李贺《将进酒》之“劝君今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唐皇甫松《醉乡日月》说：“凡酒以色味重为圣；色如金而醇者为贤：色墨而味酸�者为愚。”此曲中的“醉乡中不辨贤愚”，则由此化出，结句则是化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名句了。全曲虽然旷达豪放，但豪旷之中却不免悲酸，这大约不仅仅因为是醉乡，而是当时整个社会都“不辨贤愚”是非颠倒混沌黑暗之故吧。
少数民族仕途还算比较通达的诗人如此，何况前途无“亮”的汉族文人?唐宋时代的豪放派诗人大都胸怀壮志，无不对实现人生价值抱有极为乐观的信念，如李白之“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如陆游之“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就是对治国拯民的雄图大愿的抒写讴歌。元曲家们已经没有壮志，甚至没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悲哀，他们只有壮志蒿莱的悲凉，只有被歧视被压抑的悲愤，只有看破生死看穿无常纵情诗酒及时行乐的悲怆。如果他们的作品格调豪放，那也只是一种心理的反弹与反抗，一种灵魂的呼喊与呐喊：
绿叶荫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妖艳喷香罗。老燕携雏弄语，有高柳呜蝉相和。骤雨过，有珍珠乱糁，打遍新荷。
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一梦初过。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元好问：[双调・小圣乐]《骤雨打新荷》
元好问生当宋元之交。“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早在家已破而国未亡流寓河南时所作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中，他就登高一呼，呼吁诗词中的豪壮之气与阳刚之美了，在元代豪放派的曲家中。他也应该是主持人报幕后首先登场的人物。元好问由金人元，终生不出，对新朝采取的是持不同政见式的不合作态度。上述之曲表现了对人生苦难的无奈，对时世险恶的感叹，强调享受人生的美景良辰，在旷达豪俊之中不免压抑低沉。这种低气压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元代的天空，只有如铅的阴云。如金的阳光，早已失踪。
与元好问持同样立场的是白朴。白朴之父白华金。为金朝枢密院判官。金亡后白朴与母离散，随元好问避居山东聊城，国亡家破，父亲降元有丧失名节之讥，加之元好问对他的影响，他也终生不仕。《太和正音谱》称他的作品“风骨垒块，词源滂沛，若大鹏之起北溟。奋翼凌乎九霄，有一举万里之势”，正是对他豪俊词风的形象描绘。如他的[仙吕・寄生草]《饮》和[沉醉东风]《渔父》：
长醉后方何碍，不醒时有甚思?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淹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
黄芦岸白�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却有志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傲煞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
无论是百年功名，千古兴亡，万丈虹霓之志，都不过不是付给了酒糟，就是付给了渔樵，这既是元蒙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所造成，也是作者不愿同流合污的结果。全曲虽然曲风爽利劲健，但即使说“饮酒”，已没有了李白式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豪情，即使是说“渔樵”，也没有张志和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悠然淡远了。
元好问和白朴是不愿出仕，其他多数人是欲仕而不得，有的即令得到一官半职――统治者施舍的一杯羹，但除少数例外。多半也是沉沦下僚，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因此，他们那些即使在时代的审美思潮与风尚影响下偏于豪放的作品。也常常于表层呈现为自暴自弃和否定传统。而深层结构中则显示出抗争的意识与透骨的悲凉：
想人生七十犹稀，百岁光阴，先过了三十。七十年间，十岁顽童，十栽旭赢。五十当除分昼黑，刚分得一半儿白日。风雨相催，兔走鸟飞，仔细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
――卢挚[双调・蟾宫曲]
自从杜甫在《曲江二首》中低吟“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后，“人生七十古来稀”就成了后人经常引用的人生警语，而卢挚就像一位经济学家，他将人生百年的明细账目算得痛痛快快又清清楚楚，读来令人动魄惊心。然而。它已没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汉人风骨，没有“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唐人风标，也没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宋人风范，而只有及时行乐享受人生“仔细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近似于今日所谓“垮掉的一代”的作派。
然而，生当那样一个时代，作为有思想有人生追求的智者，他们能够真正“快活”起来吗?邓玉宾子在[雁儿落带得胜令]《闲适》中写道：
乾坤一转丸，日月双飞箭。浮生梦一场，世事云千变。万里玉门关，七里钓鱼滩。晓日长安近，秋风蜀道难。体干，误杀英雄汉。看看，星星两鬓斑。
作者为散曲作家邓玉宾之子，其名不传，其作可诵。广阔的空间，急促的时间，千变的世象，古代的人物，在如此紧锣密鼓之后，作品的主旨终于轰然而出：“休干，误杀英雄汉；看看，星星两鬓斑。”全曲虽然曲风俊爽，气韵沉雄，但已经和唐人言志抒怀的豪放之作大异其趣 了。前者如春天的一轮红日之初升，后者却已是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深秋落日。
唐诗人宋词人的豪放是述志明心，高亢激越，他们面向明天，瞩望未来，他们的作品如黎明的号角，霜天的鼙鼓，惊天动地的奋进的骏马蹄声，而元曲家的豪放则大多是看破红尘，虚无退隐，否定传统，面向空茫，他们的作品很多有如呜咽的悲笳，苍老的晚钟，幽沉的更鼓。例如曾瑞，他也是豪放派曲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其[正宫・端正好]《自序》以十四支曲子的篇幅，抒写了他的人生哲学，是元散曲小令中少有的大制作，在“一枕梦魂惊，千载风云过”的起调之后，他在[一煞]中唱道：
也不学采薇自洁埋幽壑，不学举国独醒葬汨罗。也不学墨子回车，巢由洗耳，河老腾云，许子衣褐。也不仰天长叹，也不待相宣言，也不扣角为歌。却回光照我，图什苦张罗。
历史上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投江屈子，不入朝歌的墨子，认为音乐于人无益而洗耳于颍水之滨的隐士，汉文帝时升空而不作臣民的河上公，身穿麻布短衣的许由，击牛角而歌打动齐桓公终得重用的宁戚，以往传统中所颂扬的人物，全在他的否定之列。人生的一切毫无意义，这真是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而令其心死的哀情，说到底也是因为那个时代已非盛唐。亦非隆宋，而是一个没有希望而只有绝望的时代。上个世纪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时期，中国的许多读书人不也是同样心如死灰吗?
如上所述多支元曲中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绪，在刘时中的[中吕、山坡羊]《与邸明谷孤山游饮》一曲中也十分鲜明，全曲如下：
诗狂悲壮，杯深豪放，恍然醉眼千峰上。意悠扬，气轩昂，无风鹤背三千丈，浮生大都空自忙。功，也是谎：名，也是谎。
刘时中曾流寓过我的故乡长沙，可惜长沙虽说是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秦汉名城，现在却是一个现代性都会，任你走遍全城的东西南北，也寻不到刘时中的一枚足印，听不到他哪怕一句南昌的乡音。我对他心怀敬意，因为他写过名为写马实为写人的为民请命的《代马诉冤》，写过反映民生疾苦有如白居易新乐府的《上高监司》，有了如斯之作，即使他别的什么作品都没有。他在我心中也是元曲家中“重量级”的了。十九世纪英国的小说家萨克雷，其代表作题名为《名利场》，名利中的功名有两重性，有取之有道的立德立言立功的功名，也有纯粹一己之私的追名逐利。功名本来有如一枚钱币的两面，它可以促人奋进，也可以使人沉沦，如果真正彻底看穿，那不是个人的精神境界达到了老子所说的“无为”之境，就是时代出了问题。刘时中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令人失望而且绝望的时代。像他这种有心用世并济世的人，也只能在“豪放”的歌唱中，在诗酒旷放的豁达里，表现对功名利禄的彻底否定。对生存环境的深沉感慨。此曲先扬后抑，有如从峰头坠落到深谷，而他在曲中所标明的“悲壮”其实更应该是“悲怆”，它是元曲中大多数豪放派作品基调的写照。
悲怆的豪放啊，我们今日诵读元曲中那些有关的篇章，不再会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不会再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胜概，而只有和近千年前的读书人同声一哭的浓黑的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