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0年9月，方令孺离开南京婆家，只身来到青岛，应聘于刚刚创立的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国文系讲师，教“大一国文”和“文选学”。 国立青岛大学坐落海滨，校舍依山而起，环境幽美，气候宜人。德国占领时期，此处为俾斯麦兵营。1929年，经蔡元培建议，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筹办国立青岛大学，校址选在此处。1930年9月21日，校长杨振声宣誓就职，国立青岛大学正式开学。闻一多为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梁实秋为图书馆馆长兼外文系主任。
梁实秋《方令孺其人》一文，谈到与方令孺的相识：“我最初认识她是在1930年，在国立青岛大学同事。杨振声校长的一位好朋友邓初（仲存），在青岛大学任校医，邓与令孺有姻谊，因此令孺来青岛教国文。闻一多任国文系主任。一多在南京时有一个学生陈梦家，好写新诗，颇为一多所赏识，梦家又有一个最亲密的写新诗的朋友方玮德，玮德是方令孺的侄儿，也是一多的学生。因此种种关系，一多与令孺成了好朋友，而我也有机会认识她。”说的都是事实，但梁实秋兜了一个大圈子，无疑是要牵扯出闻一多来。
接下来，梁实秋又写道：“青岛山明水秀，而没有文化，于是消愁解闷唯有杜康了。由于杨振声的提倡，周末至少一次聚饮于顺兴楼或厚德福，好饮者七人（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和我）。闻一多提议邀请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于是猜拳行令觥筹交错，乐此而不疲者凡两年。其实方令孺不善饮，微醺辄面红耳赤，知不胜酒，我们亦不勉强她。”这段文字有许多言外之意，耐人寻味。七人中的邓仲存，是方令孺的堂姐夫，方令孺的加入，不是由他引荐，而是由闻一多邀请，其一也；七人都是好饮者，方令孺不善饮，想来也不会好饮，凑成酒中八仙，无非是闻一多为邀她加入编出来的堂皇理由，其二也；方令孺既不胜酒，平时又不喜与人来往，却欣然接受邀请，而且喝得面红耳赤，说明她与闻一多真的是好朋友，其三也。
方令孺与闻一多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属于什么性质，梁实秋没有说破。但他在另一些场合，多次点明闻一多在青岛时期情感上的“一点涟漪”。
1930年底，徐志摩在上海筹办《诗刊》。在其一再催促下，已潜心学术的闻一多，终于创作了“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12月19日，徐志摩给梁实秋的信里说：“一多竟然也出了《奇迹》，这一半是我的神通之效，因为我自发心要印《诗刊》以来，常常自己想，一多尤其非得挤他点出来，近来睡梦中常常捏紧拳头，大约是在帮着挤多公的《奇迹》！”梁实秋对徐志摩的说法不以为然，《谈闻一多》一文中认为：“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是那样的回肠荡气。”
由于梁实秋一边强调方令孺跟闻一多是“好朋友”，一边又指出闻一多当时“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很容易让人在两者之间产生联想。而闻一多后人编撰《闻一多年谱长编》时，便不加避讳地将其坐实：“所谓‘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大概是先生与中文系讲师方令孺之间的关系。”
二
方令孺与闻一多过从甚密，并非只有梁实秋的孤证。1930年12月10日，闻一多致朱湘、饶孟侃的信里就有这样一段话：“此地有位方令孺女士，方玮德的姑母，能做诗，有东西，只嫌手腕粗糙点，可是我有办法，我可以指给她一个门径。”
这是闻一多现存文字中唯一一次提到方令孺。当时，两人相识不久，闻一多是国文系主任，方令孺是国文系讲师，两人是上下级关系，自然会有教学业务的往来。此外，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镇，方令孺此前在南京，通过侄子方玮德结识陈梦家和徐志摩，并在《新月》上发表了散文代表作《信》。于是在两人的交谈中，学校工作之外，又有了彼此更感兴趣的话题。
闻一多时常与方令孺谈起方玮德和陈梦家，对于这两位新月派后起之秀都是自己的学生，非常得意。以上同一封信有云：“玮德原来也是我的学生，最近才知道。”《闻一多年谱长编》里一段记载，可以与之参看：“经方令孺的提醒，想起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与方玮德的往来，于是立即从方令孺处要了一张方玮德的照片，与陈梦家的照片一起置于案头。”
闻一多是如何给方令孺指示写诗门径的，已经无从知晓。有一点可以肯定，方令孺确实是来青岛后才开始发表新诗的。她于《诗刊》创刊号及第三、第四期上，先后发表《诗一首》、《灵奇》、《枕江阁》、《幻想》、《任你》、《她像》六首新诗。其中《诗一首》和《灵奇》，当即被收入新月书店1931年9月出版、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且因此与林徽因并称为新月派两位著名的女诗人。闻一多对诗友说方令孺能写诗，并连声称赞“有东西”。读到方令孺发表的这些作品，不知他有何评价？1943年，他编选《现代诗钞》，留下一个未定稿的选本，以新月派诗人的作品压轴，目录依次为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朱湘、孙大雨、邵洵美、林徽因、陈梦家、方玮德、朱大楠、梁镇。这份名单没有超出陈梦家《新月诗选》的范围，却偏偏遗漏了方令孺。
1931年暑假，闻一多将即将分娩的妻子高孝贞送回老家，返校后迁住八号宿舍楼。方令孺住的是七号楼，两人离得不远。据说，这段时间两人频繁的来往引起了流言蜚语。《闻一多年谱长编》有记：“（一九三二年）春，夫人携诸子来青岛。时，方令孺讲授《昭明文选》，遇到问题经常向先生请教，先生也教她一些写诗的方法，于是引起某些好事者的流言。先生得知，便与林斯德商量，认为把妻子接来，流言便可不辟自灭（据林斯德给编者的信，1986.7.14）。”这个林斯德，是闻一多的姑表亲戚，当时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他的话大概是有根据的。
不过，有关方令孺与闻一多的流言，应该出现得更早。徐志摩致梁实秋信有云：“前天禹九来，知道你又过上海，并且带来青岛的艳闻。”梁实秋《旧笺拾零》中解释道：“信里所说的艳闻，一是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虽然结果不太圆满，一是古井生波而能及时罢手，没有演成悲剧。”很明显，前者指的是赵太侔和俞珊，后者指的是闻一多和方令孺。据陈子善考证，这封信写于1931年5月28日。可见，传闻那时就已经有了。
梁实秋《再说闻一多》一文，还披露了闻一多的一首未刊诗《凭藉》：“这首诗是他在青岛时一阵感情激动下写出来的。他不肯署真名，要我转寄给《诗刊》发表。我告诉他笔迹是瞒不了人的。他于是也坚持不发表，原稿留在我处。”全诗如下：“‘你凭着什么来和我相爱？’／假使一旦你这样提出质问来，／我将答得很从容――我是不慌张的，／‘凭藉妒忌，至大无伦的妒忌！’／／真的，你喝茶叶，我会仇视那杯子，／每次你说那片云彩多美，每次／你不知道我的心便在那里恶骂：／‘怎么？难道我还不如它？’”这首诗应该与《奇迹》一样，也是为方令孺而作。考虑到内容过于直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本事，闻一多不愿以真名刊出，以至于坚持不发表，显然是已经决定要把刚刚萌生的情感“蓓蕾”掐了。
三
非常遗憾的是，方令孺留下的所有文字里，均未出现闻一多的名字。她与闻一多交往时的心理，没有直接线索，不好妄加猜测。孙玉石《闻一多〈奇迹〉本事及解读》一文认为，不妨将方令孺的《诗一首》和《灵奇》看作对《奇迹》的“回答”，并且“可能看出一点似乎相关的信息来”。
《奇迹》一诗的题旨众说纷纭，从其创作背景并与《凭藉》联系起来看，本事还是比较明确的。全诗自始至终，都是表达诗人对“奇迹”来临的期待。结尾写道：“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传来一片衣裙的��――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这是化爱情为象征，或借象征传达爱情，闻一多内心的渴求表露无遗。方令孺的《诗一首》，与《奇迹》同时发表在《诗刊》创刊号上。全诗如下：“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不要再献给我：／百合花的温柔，／香火的热，／长河一道的泪流。／／看，那山冈上一匹小犊／临着白的世界；／不要说它愚碌，／它只默然／严守着它的静穆。”这首诗表达了对爱的婉拒，与《奇迹》中对爱的渴望，似乎可以构成某种对应。
《灵奇》发表在《诗刊》第三期上，可以肯定是方令孺到青岛后所作。全诗四节，每节四句，所谓豆腐干式，意象和氛围也接近《死水》的风格，很可能是闻一多“指给门径”后的作品。诗的最后一节尤其值得注意：“可是这灵奇的迹，灵奇的光，／在我的惊喜中我正想抱你紧，／我摸索到这黑夜，这黑夜的静，／神圣的寒风冷透我的胸膛。”诗题“灵奇”，原来包含“灵奇的迹”，这与闻一多的诗题“奇迹”是否有某种关联？方令孺与闻一多之间，真的出现过感情碰撞。方令孺也有过“惊喜”，但很快被“神圣的寒风”吹散了。这“神圣的寒风”来自外部的压力，也来自内心的自律。在这一点上，她和闻一多是一样的。闻一多把情感的“蓓蕾”掐了，方令孺则是“严守着它的静穆”。
闻一多于1932年春将妻子重新接回青岛，不久，方令孺因患甲状腺亢进疾病，去北京治疗，并且再没有回来过。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两人从此淡出各自的生活。
其实，两人之间并没有逾越感情的界限，更没有见不得人的行为，但人言可畏，不得不防。闻一多有妻小，方令孺虽与丈夫分居，却也没有正式离婚。另外，有一个没有被人注意的事实，即方令孺的年龄，实际上比闻一多还大两岁多。闻一多受到一定的压力，方令孺自然会受到更大的压力，她怎能漠然置之、无动于衷？方令孺内心的郁闷，可以从她当时创作的《任你》一诗中感觉到。该诗发表在1932年7月出版的《诗刊》第四期上：“任你是：天神一样尊严，／或是冰崖一样凛冽；／千年一现的彗星／能把你毁灭。／／任你说：心像月一样皎洁／或是海水一样平静；／可惜这阴云的天／谁信有星辰？”
正是由于这段微妙的情感经历，方令孺与闻一多尽管有一年多的频繁接触，却没有像她对徐志摩的那样，写下《志摩是人人的朋友》那样的怀念文章。大概是分寸不好把握，很难措辞吧。此后对于闻一多，她还是非常关注，也并非闭口不谈的。
丁玲《魍魉世界》中说，1934年她被软禁南京，方令孺常去和她谈心，谈到对文人的印象。“这些人多半是我不认识的，是她在青岛大学的一些同事，老一辈的所谓新学家”。这些青岛大学的“新学家”，自然包括闻一多。
抗战期间，舒芜在重庆见到方令孺。谈话中，方令孺竟然引闻一多的话，说田间的诗是“鼓声的诗”。这让舒芜感到诧异，觉得九姑这样的新月派诗人会欣赏田间，“大概是受了闻一多的影响，不完全是她自己的‘进步’吧。”这个判断值得商榷，可事实能说明一点，即方令孺一直关注闻一多的动态，并认同他的观点。
闻一多去世时，方令孺的内心肯定受到强烈的震撼。赵清阁《明月伴诗魂――忆念女诗人方令孺》中说：“1946年她（方令孺）的好友闻一多教授被暗杀，使她进一步认识到反动派穷凶极恶的本质，为之痛心疾首！”赵清阁是方令孺的密友。两人在重庆时相识，后到上海，也常在一起。她们一定谈到过闻一多。而且，从这段话看，对方令孺与闻一多的特殊关系，赵清阁是有深度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