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看到，当前的文坛已出现了一种“媚俗”现象。一些文化产品制作者、出版商以适应市场经济，满足各类读者的需求为理由，不惜媚俗。譬如，为抓住某些人的眼球，满足他们的猎奇需要，警匪片可将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细细描绘，可将血淋淋的格斗场面全盘搬上屏幕；再譬如，为套牢一些人的心绪，所谓前卫作家竟将自己的躯体作为题材，将自己的性体验赤裸裸地述诸笔端。如果说，这些做法还要自己操刀，那么，技高一筹的出版商则废物利用，化腐朽为“神奇”。最典型的是，为满足一些人的“张爱玲热”，有些“高手”竟将上世纪３０年代的一些汉奸文人都搬了出来，不厌其烦地将他们与张爱玲的缠绵爱情道之于天下。这样既不用付版税，又能产生利润。值得重视的是，为媚俗，有些人可以不惜愧对良心，动辄将历史改变。如在他们的笔下，当年中国共产党的特科工作者可以成为多情善感，纠缠于美女之间的情种；地下党员阿庆嫂成为调情高手，汉奸胡传魁变得有情有意；甚至连苦大仇深、机警果敢的杨志荣也有了一段斩不断，理还乱的与江湖“老北风”老婆的私情……
也许有些人会说，当今是什么时代了，还在喋喋不休地说三道四讲媚俗不媚俗，只要不违反宪法，写什么文章，拍什么影片与别人有何相干？更何况还有人要看，要听，要愉悦。
咋一听这些话似乎有道理，但细分析，其理却不在其中。当今时代与过去确实是不同了，尤其当文化成为产业，进入市场经济后，文艺除了有其娱乐功能外，还有其经济功能。谁会花钱看自己不愿看的文艺作品？但更应注意的是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是要领风气之先，起传播精神文明作用的。如果为赚钱，文艺作品可以不讲格调，可以背离真善美，甚至传播有害的东西，那么文化便丧失了社会效益，丧失了社会功能。
媚俗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一些文化工作者在市场经济中忘记了自己神圣的社会责任。他们没有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提炼题材，却为了经济利益而良莠不分，为了追求市场效应而放弃原则。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不是提倡繁荣文化市场，鼓励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进行竞争吗？既然文化有愉悦功能，大众有多种精神生活上的需求，其中包括对俗文化了解的需求，对神秘世界猎奇的需求，以及对性文化进行探秘的需求，文化作品对这些题材的触及，有何不可呢？
这种说法其实也是失之偏颇的。因为此说是将题材与表现相分离。早在十八、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就触及上述的题材。如巴尔扎克著名的《人间喜剧》就反映了许多世俗现象，至于小仲马的《茶花女》更是将妓女作为题材。但是在表现这些题材时，艺术大师们充满了批判精神，用犀利的解剖刀对人世间的各种现象进行无情的解剖。虽然受时代的局限和作家的思想局限，有些方面存在一些差距，但这并不说明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媚俗。再如我国，无论是曹禺的《日出》，还是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涉及的也是世俗现象，有些甚至是社会底层的肮脏场所和黑社会，但是作品不会因为有这些，而陷入污泥之中。由此可见，媚俗作品与先进文化的根本区别，还是我们说了半个世纪的作家具有何种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题材决定是否媚俗，而是作家是否自己想媚俗，或者作家自己是否俗不可耐。
现在一些媚俗作品的出现和具有一定的市场并不可怕，媚俗作品毕竟与诲淫盗作品有区别。古往今来，文坛上各种类型各种风格作品的同时出现是经常的事。问题是在媚俗作品纷纷问世的时候，我们的主流媒体是否对其进行批判与引导；我们在出版这些作品的时候，是否忘记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努力传播先进文化。现在文化体制正在进行改革，先进文化的正确导向作用正在受到金钱的挑战。我们在对媚俗作品进行批判的同时，更需提高民众的鉴赏水平。
当前，根本的要旨是鼓励作家深入现实生活，关心民众的疾苦，从生活中获得题材，受到感染。现在一些作家靠网络获得题材，从咖啡桌获得灵感，狭隘的交际圈子，干瘪的精神生活，怎么写得出脱俗的作品？同时，还应看到媚俗作品的出现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有当民众的鉴赏水平真正得到了提高，媚俗作品才无人问津。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作家、出版社、报刊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社会责任到底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