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是史学和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兼具史学和文学的性质和品格，兼负史学和文学的使命和职责。历史小说的最高境界是史学和文学完美交融。祝春亭、辛磊的《大清商埠》（2008年12月花城出版社出版）是达到了这一境界的。
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
在一般人眼里，史学似乎是专家学者的领域，其实不然。史学分专业史学和公共史学。前者是专家学者的领域，后者则是大众的领域。
专业史学著作是专业学者的作品，是专业读者的读物，是用来发表专业性的发现和见解的。公共史学作品则分两类，一类是史学作者撰写的历史通俗读物，一类是文学作者撰写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本。这两类读物都是面对一般大众而非专业学者的。
史学作者撰写的历史通俗读物和文学作者撰写的历史小说或历史剧本之所以被同称为公共史学作品，是因为二者有许多关键性的相通性。
二者都不是供专家研究之用的，而是为大众普及历史知识之用的。为了达到普及历史知识之目的，就必须让大众喜闻乐见，也就是说要有审美性和娱乐性。专业史学著作是没有什么审美性和娱乐性可言的。正因为如此，公共史学读物才有存在的必要和生存的空间。要让史学读物具有审美性和娱乐性，则细节要丰富细腻，情节要跌宕起伏，人物要有性格魅力。而专业史学著作在这些方面必然缺失。因为，一般历史事件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细节和离奇的情节，一般历史人物并没有那么奇特的性格魅力。即使有丰富的细节、离奇的情节和性格的魅力，许多历史事件已经找不到目击者和亲历者关于事实的记载，许多历史人物也已经找不到知情人或知己者。更因为，那些阴谋于密室的历史事件，那些滋生于内心深处甚至潜意识领域的历史人物的意念和动机，也许从来就不存在知情人。于是，公共史学读物的作者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有所作为了。也就是说，作者要采用文学的笔法，进行想象和虚构了。
专业史学著作是绝不允许作者对历史事实进行主观想象和虚构的。专业史学著作虽然允许作者进行分析、归纳和推测，但也必须申明那只是作者的个人观点。公共史学读物可以不受此限制。当然，公共史学读物的作者，其想象和虚构的自由度远不及一般文学作者的自由度。一般文学作者的自由度几乎是无限制的，而公共史学读物作者的自由度是有限制的。
同样是公共史学读物，在想象和虚构的自由度上，普及性历史读物与历史小说或剧本的限制又有所不同。前者，不可以想象和虚构不存在的人物和事件，只能以想象和虚构补充实存事件的细节和真实人物的内心活动。后者，则既可以想象和虚构来充实真实事件的细节和真实人物的内心活动，亦可想象和虚构并不存在的人物和事件。当然，其与一般小说或剧本仍是有本质区别的。历史小说或剧本与一般小说或剧本的本质区别在于：历史小说或剧本中的历史大背景是完全真实的，历史大事件是完全确凿的，核心人物是真实存在的；而一般小说或剧本中社会背景、事件和人物却都是可以虚构的。
史学是有自己的使命和职责的。无论是专业史学还是公共史学，其使命和职责都是认识历史，以古鉴今，面向未来。而一般小说或剧本则并不承担这样的使命和职责。
历史小说或剧本要承担起这样的使命和职责，就必须做到，想象和虚构的历史人物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想象和虚构的历史事件必须符合当时的历史趋势，以想象和虚构补充的真实历史事件的细节要符合这一事件发展的逻辑，以想象和虚构补充的真实人物的内心活动要符合这一人物的性格逻辑。
《大清商埠》在把握历史小说创作原则上堪称典范。
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历史是历史小说的首要任务和最高追求。《大清商埠》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成功。
在反映历史方面，书中有对近代世界历史的全景鸟瞰，有对中外交往史的深度透视，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追踪，有对重要历史人物的特写。
历史时代的全景鸟瞰
《大清商埠》书写的历史主要涉及清代中前期的历史，史称“康乾盛世”，其实是大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恰是世界天翻地覆的重大历史时期。大航海时代，人类首次有了全球的概念。在人类首轮全球化竞争中，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后来居上，亦成为中国乾隆朝广州贸易的主角。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拉开大幕，继而，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在西方相继轰轰隆隆地展开。1776年北美人民宣布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打赢独立战争居然建立起一个没有国王的民主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更新，新兴的西方国家急骤提升的生产力导致大量工业产品的产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属性，促使西方将工业产品大量外销。而西方之外的世界此时多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型态，无法向西方工业产品开放市场。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需要从海外市场大量获得他们自身稀缺的工业原材料和生活资料。
于是，对于弱小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西方列强便采取强取豪夺的手法。对于像中国这样国力比较强大文明比较发达但同样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型态的国家，西方则采取打开外贸口岸，大量进行交易的手法，以达到其获得原材料、倾销工业品的目的。合法贸易无法达到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他们便采取了非法的不道德的鸦片走私手段。和平贸易的方式无法达到打开中国市场这一目的，他们又采取了武力侵略的方式，最终使中国沦为了西方的半殖民地。
乾嘉道时期一口通商，西方反馈到中国的种种迹象，预示着全球都将纳入西方构建的新秩序体系。这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日本把握了这个机遇，中国则丧失了这个机遇。法国历史学家阿兰・佩雷菲特在他撰写的有关马嘎尔尼访华始末一书中不无遗憾地说：“在这两个人类取得丰硕成果的国家之间，直到那时仅有少量的贸易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两个世界当时增加接触，相互吸取对方最成功的经验……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必将使双方的进步源源不断。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啊！”（［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2页，三联书店1993年版）大清君臣无视世界的变化及未来趋势，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仍可为中国主导的平等互利的中西方交流。乾隆及其子孙依然沉浸在“八方来仪、天下共主”的天朝美梦中，而广州正是大清唯一接受“朝贡”的通商口岸。
《大清商埠》的故事就植于上述宏大的世界历史背景之上。作品多方展示了那一历史时期中国与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贸易、宗教、道德、礼仪与民俗等各个方面的交往与冲撞。
当然，历史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不应该抽象而乏味地叙述历史。但既然是历史小说，书写历史大趋势和中外交往史时就应该忠实于历史教科书。《大清商埠》在兴味盎然的故事叙述和生动鲜明的人物传奇中将世界历史大势和中外交往史具体形象地呈现了出来，将“寓教于乐”做得恰到好处：使读者在津津有味的故事阅读中了解了世界大势，认识了历史事实，知道了民族的往昔，明白了国家现代发展的指向；也更深地理解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中国民族振兴和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选择。
历史事实的深度透视
《大清商埠》作者的创作态度是相当严肃的，其写作手法也是相当严谨的。在深入细致的研究史料包括最新史学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对许多重大历史事实进行了深度透视。
正当西方列强大肆海外扩张的时候，清王朝为什么严厉“海禁”？（正是“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的严厉海禁导致了“闭关锁国”的大政方针，严重影响对外贸易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最终使中国在短短二百年内大大落后于西方，成为了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国家。）
对于满清政府实行严厉海禁最终导致闭关锁国的原因，小说进行了多重透视，认为：一是为了巩固满清政权，防范退据台湾的汉人反清复明势力；二是因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型态对海外商贸无须依赖；三是因为儒教国家道德上的自矜和文明古国文化上的自满；四是因为中央帝国的妄自尊大的情结。
《大清商埠》主要是一部广州十三行外贸兴衰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康乾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兴衰史。数十年间，广州十三行盛而衰，衰而盛，几起几落，最终寿终正寝。这既是历史事实，也是小说里的故事。对于十三行外贸盛衰起落之缘由，小说也进行了深度透视。
小说告诉读者，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大清王朝赋予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特权，十三行商家因此可以垄断经营，大把赚取洋钱，十三行大商家因此富可敌国，十三行贸易自然兴旺发达。但是正因为十三行外贸特权是皇家赋予的，皇上自然将十三行看作是自家的钱袋，所谓“天子南库”。京师内务府制约广东海关署，广东海关署制约十三行，以朝贡为名，向十三行商家任意索取挥霍无度，根本无视商业规则，使十三行商家不堪重负。皇家如此，地方政府亦如此；地方官员也把十三行视为政府的钱袋。兴学、兴业，要十三行输捐，天灾人祸也要十三行输捐，使十三行商家雪上加霜。清官榨取十三行钱财，贪官污吏更是不择手段向十三行商家巧取豪夺，使十三行商家屡屡濒于破产的边缘。加上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倾向和民众普遍的嫉富贱商心理，还有鄙视夷人排外斥洋的文化传统和道德风尚，使十三行的外贸活动更是举步维艰。
有这么多不利因素，按理说十三行应该早已一蹶不振了。然而，皇上需要十三行商家来帮忙维持“四方来朝贡”的体面。十三行赚取的外贸巨资，京师政府需要，地方政府也需要；清官需要，贪官也需要。因此谁都不希望十三行一下子死掉。因此，皇家和中央政府就不时约束地方政府和整肃贪官污吏，使十三行商家得以喘息，地方官员也采取各种措施为十三行创造生存空间，使十三行商贸得以复苏。而满清王朝是个铁腕专制政权，封建官员们更是玩弄政策权谋的高手，什么民间的抑商传统、嫉富心理和排外倾向往往是他们用来对付十三行的手段，出手则可以整死十三行，收手则可以放活十三行，真的是收放在我，杀活两便。十三行商家就像他们圈养的猪仔，养肥了割肉，瘦了再育肥。如此再三，导致了十三行盛衰起落的复杂格局，也写就了康乾时期中国外贸兴衰的复杂历史。
这些史学观点虽然并非小说作者的原创成果，但仍然值得大加赞赏。因为作者以文学艺术的手法，以形象呈现的方式，将抽象乏味的史学观点还原成了活生生的原生态历史生活画面。这既要求作者有深厚的史学涵养，又要求作者有高超的艺术想象能力。将广州十三行的兴衰故事置于真实的世界历史大势背景上、置于中国历史的深度透视的基础上，故事便有了历史的依托，历史也便有了形象的展示；读者享受了愉快阅读，同时接受了历史教育。
重要历史人物的特写
《大清商埠》中写到的许多的官商民人，历史上都实有其人，如皇帝乾隆、总督李侍尧、巡抚李湖、宠臣和�、行商潘启和伍国莹等人。这些历史名人在小说作者的笔下血肉丰满，性格复杂，个性鲜明，跃然纸上。
众所周知，正史资料对这些历史名人的记载笔法简略，篇幅短小，少的只有数十字或数百字的记载，多的也不过数千字而已。这些历史人物真实的音容笑貌、行为细节、内心动机和情感意念大多已经永远消逝在时间的烟云中而泯然无闻了。如今却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读者的眼前。
《大清商埠》中也写到许多历史上并无具体记载的人物，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商务总代表麦克及西方各国来华的船长、水手和商人，如广东儒生、散商、妓女班头花妈妈等人，再如西方来华传教士殷无恙等人。这些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也是血肉丰满，跃然纸上。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作者凭空臆造面壁虚构的东西。近些年流行的不少历史小说，确有凭空臆造面壁虚构的弊病。近十多年来，文坛上戏说历史成风，消闲娱乐至上。但《大清商埠》与之不同，作者的创作态度相当严肃。凡历史上实有其人的，作者必仔细研读相关史料记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人物形象加以补充，对人物性格加以丰满。凡历史上未有记载的人物，作者必仔细研读相关历史背景资料，根据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采取典型化手法，将人物形象塑造出来。真正做到了，想象和虚构的历史人物必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以想象和虚构补充的真实人物的内心活动必符合这一人物的性格逻辑。因此显得真实可信。
也许有读者会说：“那个潘振承也太神了点儿吧？”的确，在小说的许多章节中我们都能看到潘振承处变不惊料事如神。但史料上确实记载着此人出身草根族而最终成为十三行行首，家产千万，富可敌国，一生陷于绝境多次，而凭借超人胆识又每每绝处逢生，再造辉煌。（参阅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269页）小说中潘振承所经历的事情，所遭遇的险境，所赢取的胜利，的确不全是历史的真实，却具有艺术的真实性。因为他符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要求。
《大清商埠》可以说是粤商的一部传记，而潘振承无疑是粤商的典型代表。在满清王朝虚张声势的“朝贡贸易”的枷锁中，粤商能把中国与西洋的贸易做成这样一部轰轰烈烈的大文章，确实体现了粤商不同于同一历史时期的晋商、徽商的个性特征：“胆识过人，敢于冒险，轻谈实务，追求实效，灵活变通，擅于模仿，兼收并蓄，开放通达。”不同的商业境遇造就了不同的商业文化个性，不同的商业文化个性写就了不同的商家历史。
高妙的情节结构艺术
《大清商埠》的情节设置和结构布局堪称高妙。洋洋150余万字，全书情节结构恰如高空鸟瞰长江水系：源远流长，主干清晰，起伏跌宕，波澜壮阔；支脉众多，旁枝逸出，纵横交错，繁而不乱；资源丰沛，纷至沓来，异彩纷呈，意趣横生。
广州十三行外贸盛衰起落的历史构成全书情节主干，核心人物潘振承的生命历程与之并行；二者合一贯穿全书始终。十三行商家内部的利益之争和权力（行首位置）之争构成主要情节支脉之一，十三行商家与官府、官员相互依存和力量消长的利害角力构成主要情节支脉之二，十三行商家与西洋诸国及其商家利益之争构成主要情节支脉之三，潘振承与妻妾情人的情感纠葛构成主要情节支脉之四。其中的每一主要情节支脉又由诸多次级情节支派构成，主干、支脉和支派纵横交错，构成了全书的网状水系式的情节结构。在这一网状水系情节结构中资源十分丰沛：有中国传统文人文化资源，有中国民间民俗文化资源，有官场权谋文化资源，有商场商业文化资源，有西洋宗教、政治、经济和民俗文化资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作者把独具特色的岭南人氏的饮食起居、服饰仪态、消闲娱乐等文化样态鲜明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使岭南地方特有的民性、民情、民俗、民风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形成了一种异彩纷呈、意趣横生的艺术效果。
综上所述，长篇历史小说《大清商埠》在书写大历史背景、大历史事件、主要历史人物时忠实于历史真实，在对真实历史事件和真实历史人物进行补充性虚构想象时符合历史发展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在想象虚构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时符合典型化原则；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能将历史大视野与具体历史事件完美融合，能把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完美融合，为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树立了新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