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鲜美丽的电视主持人朱莉叶・山缪(Julia SamueI)为拍摄节目，走遍全球。然而，当她踏上非洲大陆，目睹疟疾肆虐，她一定得付诸行动，人生方向从此大转弯，孰料竟将她引向死亡边缘……
“嗨！各位老兄！”大卫・罗伯逊一跨出他的越野车，便友善地跟大伙儿打招呼。在加纳闷热的空气中，朱莉叶・山缪愣住了好半晌。眼前这名身高将近2米的英国人，就是传说中的硬汉吗?但更让朱莉叶目瞪口呆的是――他竟只有一只手和一条腿。
朱莉叶和摄影小组前来加纳，为荷兰一个汽车电视节目出外景，要拍摄大卫的越野车。大卫与“离开疟疾”组织合作，长年驾着四驱车走访非洲各地，发送蚊帐，希望借此引起世人对疟疾问题的关注。不平凡的驾驶经验，让大卫获得制作人青睐。
“这人有办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工作?”朱莉叶对肢障的大卫印象深刻，两人利用录影空档聊了起来。大卫热情无限地讲述他在非洲的所见所闻：“我去过一些村落，人们一看到我车上的蚊子图案和大大的‘疟疾’字样就冲过来，不让我离开，因为他们认为：‘这家伙是我们的救星。’我所到之处，都有孩子因疟疾丧生，非洲每天有3000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疟疾。有些家庭因此失去了七八个小孩。有的医院用来‘治疗’疟疾的药品只有扑热息痛(一种解热镇痛剂)，甚至得重复使用同一个针头来抽血，实在悲惨！”
朱莉叶深知疟疾的危险性――她父亲就有两名手足因疟疾而死在印尼。但她实在难以想象大卫所说的惨况。然而，她也很清楚，自己无法就这样搭机离开，仿佛不曾遇见过大卫。“大卫，我想为你和你所做的事情拍纪录片。”她说。
不到一欧元 就能活命
几个月后，1999年12月，朱莉叶信守诺言重返非洲。大卫人在马利，疟疾疫情的明证也近在咫尺。在他们造访的第一个村子，朱莉叶见到一名垂死的孩童。她天真地以为：“他在睡觉。”但大卫摇头低语：“这孩子已陷入昏迷，不到明天就会死亡。”残酷的真相宛如利刃，刺入朱莉叶的心扉。相同的悲惨景象在她眼前不断上演，罹患疟疾的孩子于鬼门关前挣扎。
让朱莉叶费解的是，疟疾防治其实非常容易，使用蚊帐就可以大大降低罹病的几率，但当地人就是不知道，或以为得整天待在蚊帐里。即使染上疟疾，也有药物可在2天后治愈。费用呢?不到一欧元。
纪录片杀青时，朱莉叶也决定要对大卫提供实质的帮助，而不只是制造媒体效应。回到荷兰后，她将计划告诉父亲，平日沉稳的父亲竟眼泛泪光：“这是很棒的事，但你务必小心。”
朱莉叶创立环球基金会，开始募款、研究疟疾，并学习如何检测与治疗疟疾。基金会最初的资金只有区区1.5万美元，而且大部分是朱莉叶的积蓄。她买了蚊帐，与大卫一起发送，也向当地人解释什么是发烧；如何使用温度计；体重越重的人、用药所需剂量也越高。
问题永远解决不完。例如，抗疟疾药必须配水吞服，但清洁的水不是随手可得。所以，必须先把水烧开，却又得担心父母直接拿滚烫的开水给孩子喝。没错，有时连“把水放凉”这样的事，都得费心教导。
来不及救的人实在太多，有时难免让朱莉叶与大卫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但这股沮丧之情也促使她努力不懈。
乳癌之冲击 差点将她打垮
2001年，朱莉叶慢跑时察觉乳房有异状，诊断出是乳癌，而要接受治疗竟须排队等候，让她大受打击。然而她没有忘记非洲，当地人需要她。治疗每延迟一天，就意味着有更多非洲的男女老幼来不及拿到药物，存活无望。
她拼命打电话，希望有医院同意让她插队治疗。如愿之后，没想到更大的冲击紧接而来：她的肿瘤不只一颗，而是两颗。宛如被人当头猛倒一卡车泥土，快要断了呼吸。手术之后，这股感觉日益强烈，她对身边一切兴趣尽失，钟爱的古典音乐束之高阁，对报纸和电视不屑一顾。
医生见状十分忧心，对她说：“如果你放弃了，就算我们再努力，都帮不了你。你还有什么梦想非实现不可吗?”朱莉叶的答案简单明了：“非洲！”巧的是，这位医生也在非洲工作过，于是好奇地追问。朱莉叶满腔热情、娓娓道出他和大卫・罗伯逊如何在当地对抗疟疾。医生听完说：“我们会特别设计一套疗程，让你能回到非洲。”朱莉叶的眼中顿时闪现光芒。
几个月后，朱莉叶真的回到了非洲。她仍然病恹恹的，脸色惨白，整个人因为用药而浮肿，但心中快慰不已。她打算在喀麦隆待上半年，再回荷兰进行第二阶段的治疗。但接着换大卫不对劲了，他染上死亡率极高的脑性疟疾。幸好朱莉叶及时赶到，帮助大卫恢复了健康。
这段期间，病痛仿佛被非洲的工作给冲淡了。之后朱莉叶接受第二次手术，时间比第一次更长，而且切除了她身上更大的一部分。乳房上缘深深陷落，让人联想到喷发后的火山口。尽管复元过程漫长艰辛，她毅然返回非洲。“我宁愿死在非洲，也不愿因癌症而困坐荷兰，为计划停摆而伤心。”
不幸染疾 终于感同身受
在喀麦隆获得“蚊帐女士”封号，朱莉叶再一次找回翅膀，和大卫走访非洲各国，持续奉献。2005年某天夜里，他们在莫桑比克，一如往常工作到深夜。不知不觉间，朱莉叶被蚊子叮了。
两周之后，她才开始感到不适，而当时她已经回到荷兰。大卫在电话中发现事有蹊跷，她说话时好像要睡着似的。大卫提醒她：“你可能得了疟疾。”朱莉叶这才意识到，她的发烧症状与非洲、荷兰两地的温差毫不相干。和大卫在喀麦隆时一样，她也得了脑性疟疾，24小时内就可能送命。
火速送往医院后，她陷入昏迷，所幸终于救回一命。但即便痊愈，她还是有好一段时间深深为记忆丧失和视力、听力减弱所苦。
朋友们都说：“你该不会再去非洲了吧。”她却答：“如果我能作主，明天就会出发。但我必须先恢复健康。有生之年，我会一去再去。而我现在更能明白，染上疟疾是什么感觉了。”
朱莉叶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把握。癌细胞已经消失，精神看来也很好，不过谁也不能保证她不会再生病。她决定珍惜每一天，为了非洲好好活下去！
2008年末，当大卫和朱莉叶来到喀麦隆一座小村子，有位男子送来一个婴儿。婴孩的母亲死于疟疾，孩子也患了同样的病症，脸颊凹陷，瘦骨嶙峋，已然奄奄一息。
大卫和朱莉叶向这名父亲讲解如何用奶瓶喂奶。朱莉叶说：“我让婴儿坐在我的膝盖上，示范给他爸爸看。先让婴儿吮吸四五口，然后等他打嗝，再重复同样的步骤，直到奶瓶空了为止。当然，我们也为孩子投药，几天后他的体力便逐渐恢复。”
“2009年初，我们再次回到那个村子。有个人站在路上喊道：‘朱莉叶夫人！’我认出是那位父亲。他跑回屋里，带着一个孩子出来，孩子的名字是大卫。小男孩如今面色红润、两颊丰满，我不禁将他揽进怀中，快乐之情难以言喻！”
